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研究任何問題都要從實際出發(fā)，否則就是無的放矢，空談妄議。評價作家的主要依據(jù)就是他的作品，而辨識作品是否完整準確則需要考據(jù)版本。因為經(jīng)過多次傳抄、刻印，必然會出現(xiàn)存在不同差異的版本。

版本一詞，始見于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灜王始印《五經(jīng)》，以后典籍皆為版本。”唐宋時期把用雕版刻印的書稱“版”，把寫本、抄本、拓本稱為“本”。版本學就是研究書籍這一文字載體物質(zhì)形態(tài)變遷的一門學科。在古代，版本學曾經(jīng)是校勘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也跟目錄學密不可分。校勘的依據(jù)就是版本。像中國古典小說的經(jīng)典之作《紅樓夢》，版本之多令人眼花繚亂，僅早期抄本就有十幾種。不弄清版本，怎能校勘出一部貼近原著的《紅樓夢》。

目錄學也跟版本學不可分割。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寫道：“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目錄學不但在浩渺無際的書海中為讀者指明了尋求目標，而且在介紹書籍內(nèi)容的同時也必然會涉及版本，因此有“校勘目錄學”“版本目錄學”的稱謂。像《四庫全書總目》，就著錄了書籍及存目總計10322條，其中版本可分為武英殿刻印的版本和浙江杭州文瀾閣抄本這兩大系統(tǒng)。

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迅猛發(fā)展，又出現(xiàn)了電子書。對于能掌握電腦技術(shù)的讀者而言，這種版本保存輕便，檢索快速，可以全文搜索，也可以按關(guān)鍵詞檢索。不過，電子文本畢竟是靠人工輸入制作的，輸入制作的質(zhì)量決定了電子文本的質(zhì)量。所以，在進行學術(shù)研究時，還是應(yīng)把紙質(zhì)文獻跟電子文本相互參照，不能貪圖省事，光靠電腦檢索一錘定音。

在完善“魯迅學”科學體系的過程中，加強魯迅著作版本研究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然而這項工作艱苦又寂寞，不為當下學術(shù)評估體制所重視。我的國學根基甚淺，可以說不懂校勘、版本之學。但因為多次參與《魯迅全集》的修訂，迫使自己不得不思考這方面的問題，偶爾也有些斷想。

我覺得如果按出版單位區(qū)分，魯迅著作可分為權(quán)威單位出版和一般出版社出版這兩大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魯迅全集出版社”和成立后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輯室）就是權(quán)威性的出版部門。相對而言，所出魯迅著作在收集、校勘和注釋諸方面都是值得信任的，非那些出于商業(yè)動機出版的魯迅著作可以比肩。如按出版地分類，已遍及全國各省及自治區(qū)，還包括海外。按出版形態(tài)分類，有全集本、單行本、通行本、寫刻本（如魏建功手書《魯迅舊體詩存》《魯迅手稿全集》《魯迅詩稿》、魯迅刻印的《生理學》講義）。就出版先后分類，有初版本、重印本、翻印本。按版式字體分類，有大字本、小字本等。接紙質(zhì)分類，有道林紙、黃土紙、灰報紙、白報紙、膠版紙等。按內(nèi)容分類，有足本、刪節(jié)本（如《拾零集》《不三不四集》）。按裝幀分類，有平裝本、線裝本、精裝本、毛邊本。按文物價值分類，有珍本、善本等。

何謂珍本、善本？ 顧名思義，珍本就是罕見的書，包括出版早（舊刻、舊抄）、裝幀好和流傳少的版本。在2007年中國書店的秋季拍賣活動中，魯迅的《域外小說集》第一輯以297000元成交；魯迅與鄭振鐸1933年合編的《北平箋譜》編號簽名本以418000元成交，可證其珍貴。善本就是校勘精確、訛誤極少的版本。無論珍本、善本都兼具學術(shù)資料性、藝術(shù)代表性和歷史文物性，是出版物中的實物載體的精粹。拿魯迅著作而言，其1949前的初版本均屬于珍本，1938年6月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紀念本（僅三百冊）無疑也屬于珍本，許廣平保存的1938年版編號001的《魯迅全集》更是珍本中珍本。就文物價值而言，魯迅著作的簽名題贈本均屬珍本。就裝幀考究程度而言，1935年7月，日本東京賽棱社出版的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文譯本堪稱珍本。魯迅在6月10日致增田涉信中說：“《中國小說史略》豪華的裝幀，是我有生以來，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裝。我喜歡豪華版。”同月27日致山本初枝信也說：“《中國小說史略》，也已發(fā)排，由賽棱社出版，好像準備出豪華版。我的書這樣盛裝問世，還是第一次。”

裝幀豪華的出版物固然是珍本，印刷簡陋而稀有的版本也可能成為珍本。我于1989年初次到臺灣訪問時，詩人莫渝贈送我四本魯迅作品的小冊子：《阿Q正傳》《狂人日記》》《藥》《故鄉(xiāng)》，1947年由臺灣省東華書局東方出版社、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分別出版，列為《中國文藝叢書》和《現(xiàn)代國語文學叢書》。當時正值臺灣光復(fù)，為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影響，特以魯迅作品為教材，幫助臺灣六百多萬同胞在跟祖國隔絕半個世紀之后真正理解中國現(xiàn)代文化。這些書不僅在中國內(nèi)地無處尋覓，而且在臺灣也已成為孤本。這些小書是當年臺灣“去殖民化”“再中國化”的歷史證物，不僅具有文學價值，而且具有不言而喻的政治意義。

根據(jù)我的體會，魯迅著作的珍本的辨識度較高，容易確定，而確定可作為校勘底本的善本難度極大。魯迅著作的初版本，因其出版年代久遠，存世不多，均可視為珍本，但卻未必能當作校勘的底本。《吶喊》的初版本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印行，距今整整一百年，但1930年1月《吶喊》第13版抽掉了《不周山》，后改題為《補天》，移入《故事新編》，這才成為該書的定本，不過此后魯迅又手書了《〈吶喊〉正誤》共兩頁，訂正了書中的文字錯訛共45處，說明第13版的錯字反倒多于初版。所以，今天校勘《吶喊》，應(yīng)以初版，第13版和《〈吶喊〉正誤》為依據(jù)。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出至第七版后，《題辭》都被國民黨檢查機關(guān)刪去，所以七版至十一版均不能作為校勘底本。魯迅雜文集《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二集》出版后恢復(fù)了原載報刊被當局刪掉的文字，所以校勘時都不應(yīng)依據(jù)初刊文本。

魯迅的學術(shù)論著《中國小說史略》，有一個由油印本到鉛印本，由分上、下兩冊到修正合訂的演變過程。講義本始于1920年，鉛印本始于1923年，但直到1935年6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的第10版才成為不斷修改后的“定稿本”。所以，校勘《中國小說史略》必須以第10版為底本，別無其他選擇。

魯迅的譯文與此相類。魯迅譯作《一天的工作》收錄了八篇蘇聯(lián)短篇小說，其中《苦蓬》《肥料》《我要活》這三篇曾經(jīng)在不同雜志發(fā)表。據(jù)喬麗華博士用初版本跟初刊本對照，魯迅出書之前對這三篇的改動至少有160處。所以，初刊本也未必都能作為校勘的唯一依據(jù)。

當然，如果魯迅手稿猶存，肯定是校勘的重要依據(jù)。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一書的書名一直被學者質(zhì)疑，因為此書的內(nèi)容并非漢族文學史，亦非漢代文學史，而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國文學史專著。有幸的是，這本書的手稿本和廈門大學授課時的油印本猶存。根據(jù)魯迅在中山大學留存的史料，他當年講授的是“中國文學史”（上古至隋），而廈門大學油印本的中縫，一至三篇分別刻印為“中國文學史略”或“文學史”，但自第四篇至第十篇，均刻印為《漢文學史綱要》，可證這一書名是魯迅自定，而非許廣平擅改。不過，魯迅本人并不愛惜手稿，隨寫隨扔，甚至流入小攤被用于包油條。魯迅創(chuàng)作手稿大多佚失，現(xiàn)存的又有不少是發(fā)排前的謄抄稿而并非原稿，這就給我們選擇校勘底本帶來了很大困難。然而，校勘的原則是“確定善本，廣求輔本”，所以研究者只能迎難而上。

除開確定校勘的底本難，厘清作品的始發(fā)時間和出版時間有時也很麻煩。麻煩之處在于，有些魯迅著作版權(quán)頁的出版時間跟實際出版時間并不相符。比如《華蓋集續(xù)編》封面印的出版時間是“一九二六”，魯迅親自編定的《魯迅譯著書目》也系于“一九二六年”項下。但此書所收《華蓋集續(xù)編》的續(xù)編明明寫的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魯迅記”，而本書末篇《海上通信》的寫作時間是“一月十六夜，海上”。任何書籍的文字都沒有先印刷后寫作的道理。魯迅1927年5月日記記載：“得春臺信并《華蓋集續(xù)編》一本，四日發(fā)。”春臺即孫福熙，1926年曾任上海北新書局編輯，可證此書實際出版時間是在1927年5月4日之前。1938年版《魯迅全集》版權(quán)頁曾印為同年“六月十五日初版”，但最終印全的時間是同年9月15日。

作品最初發(fā)表時間和報刊也不能妄斷。魯迅《全國木刻聯(lián)合展覽會專輯》（序），2005年版《魯迅全集》注為“最初發(fā)表于1936年11月天津《文地》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據(jù)西安交通大學中文系曾祥金老師考證，首發(fā)的時間應(yīng)為1935年6月15日《庸報·另外一頁木刻專刊》。魯迅去世之后，木刻家唐珂再次將此文發(fā)表于他主編的《文地》月刊《哀悼魯迅先生專輯》。報紙發(fā)表的是謄清稿，手稿現(xiàn)保存在國家圖書館，已收入2021年出版的《魯迅手稿全集》。《庸報》《文地》和《魯迅全集》的文字有十幾處不盡相同，這就提出了一個校勘時應(yīng)以哪個版本為依據(jù)的問題。以上所述，旨在說明魯迅著作版本研究是一個十分復(fù)雜而無法回避的問題。

提到建立和完善魯迅研究的版本學，我腦海中不禁浮現(xiàn)出兩位專家的面影——出版家和藏書家丁景唐前輩和周國偉先生。丁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就開始搜購魯迅著作的版本，其中包括魯迅翻譯的《地底旅行》初版本，抗戰(zhàn)時期延安出版的《魯迅雜感選集》和《一件小事》的土紙本。特別難得的，還有被國民黨審查部門查禁之后改頭換面出版的魯迅著作，如《不三不四集》，即《偽自由書》，以及《二心集》的十種不同版本。1961年魯迅80周年誕辰，丁景唐先生即組織人力編著《魯迅著譯版本書目》，后由于“文革”開始而工作中斷。1996年10月，上海魯迅紀念館研究館員周國偉吸收了有關(guān)成果，獨立編撰了一部《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共分為九個部分，介紹了305種魯迅著譯的版本。這是一種不求名利的工作，也是一種惠澤后世、功德無量的工作。我書桌狹小，但案頭常年陳放的就有這本《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讓我時時緬懷這些在魯迅研究園地不尚喧嘩而默默勞作的耕耘者。

我對魯迅著作版本雖無研究，但2004年承孔夫子舊書網(wǎng)創(chuàng)始者之一的和宏明博士邀請，主編了一套《魯迅版本書話》，分上、下冊，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該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魯迅著譯的各類版本，包括魯迅書籍的裝幀藝術(shù)，是為數(shù)不多的此類書籍中較為全面充實的一種，配制的插圖更多，收到了圖文并茂之效。19年之后，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同意重印此書，但同時提出，“舊版本的內(nèi)容應(yīng)該更新，圖片精度也不夠，所以重印也相當于重新做了一本書，不如索性修訂，升級一下”。我覺得這個意見十分中肯，理應(yīng)接受。任何人都不應(yīng)該原地踏步，不斷重復(fù)自己。遺憾的是，我虛歲八十有三，艱于行走又不會電腦，收集資料困難多多。承蒙北京魯迅博物館姜異新副館長和《魯迅研究月刊》何巧云博士應(yīng)允合作，又新邀請了一些知名學者共襄盛舉，這部書終于以新的面貌跟讀者見面了。當然，我所說的“新的面貌”也許跟讀者的期待還有差距，跟正式完成一部《魯迅著譯版本研究》專著的距離更是遙遠。不過，學術(shù)大廈畢竟是一磚一瓦壘砌而成的，哪怕是增加一點點高度，也就離完成整個工程更近。古人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想到荀子《勸學篇》中的這句話，我還是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