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嚴春陽

辛豐年原名嚴順晞。嚴曉星問過這名字的由來，辛豐年卻說不上來，“我們兄弟，還有叫嚴承晞、嚴應晞，好像承天府、順天府、應天府，可和我們有什么關系？我們又不是在這些地方出生的”。嚴曉星解釋道，“這幾個地方可都是‘龍興’之地，先生的父親嚴春陽可真會搶風水，不愧為轉戰四方的悍將”。

嚴春陽，字景晞，南通石港人。他有兩妻四子六女，長子承晞，次子順晞，三子奉晞（早夭），四子應晞，所用之字，正對應了承天、順天、奉天、應天“四大天府”。誠然這四位公子是不必“在這些地方出生的”，但命名的初衷或本意，恐怕還是相仿佛的，即要求為人子者承他、順他、奉他、應他，一言蔽之，就是必須孝敬他嚴春陽，盡管這老先生的思想還局限在儒家的那套倫理規范之內，卻著實與“風水”無關。其幼女嚴瑞和所說，“兄弟們名字中的‘承、順、奉、應’意思是繼承父親嚴景晞的事業”，大體得之，畢竟儒經有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據舊壘說，嚴春陽“初為裝池之工，技絕精”，在清末時“投伍為卒”。而從軍以后的事跡，據知之的《嚴春陽軼事》記載，“初任南洋第九鎮目兵，旋□機關槍隊。清末北洋舉行會操，向南洋借用機關槍，嚴乃率隊前往。迨返，武漢舉義，清社已屋，嚴折而至蕪湖，任某營連長。至后輾轉至鄂，入孫傳芳部下。孫氏赴閩，轉戰數年，嚴已任為謝旅團附，洊升團長。去歲孫氏入浙，嚴隨謝氏駐軍松江。此次孫氏軍興，謝欲得淞滬，委嚴為戒嚴司令，嚴乃不費一兵一卒，坐鎮淞滬”。另據殷民《嚴春陽小史》，則謂“嚴投江蘇陸軍三十三標充中士，擅器械操，既退伍，任陸軍中學助教。光復后，至鄂投王占元部下為連長，以勞績升營長，率所部駐白帝城，大病幾殆。病愈改隸孫傳芳部下為團副。江浙抅兵，嚴在宜興，嘗苦戰三晝夜，錄功升護路隊團長，孫頗信任之。洎乎今日，兼缺三四，坐鎮滬濱”。雖然說法稍異，但稱之為“轉戰四方”，倒還切實。1923年7月，轉戰到了湖北宜昌，辛豐年即生于途中，那晃悠悠的轎子，是他在襁褓里“所擁有的第一個記憶”。

嚴瑞和說，嚴春陽起初是直系軍隊的伙夫，因在混戰之中救過首領孫傳芳的命，受到重用，“不斷升官發財”，可是“我父親做了一陣后感到很累，想想還是不愿做軍人，于是向孫傳芳提出換個工作”，而孫傳芳看嚴春陽“確實不像個能打仗的軍人”，因而做個順水人情，留他在上海做行政官吏。所謂“悍將”云云，可能就未必了，終究還是略差一籌。

徐霞村

辛豐年在《想重讀而不可得的書》之中曾提到過《巴黎圣母院》的舊譯本《活冤孽》，“昔日讀此書最受吸引的是怪人登樓鳴鐘那一大段文字。既富詩情，又有樂感，雨果像在賦詩，譯文也酣暢極了”，卻不知道“俞忽這位有特殊魅力的譯者是誰呢”。后來辛豐年遇見了“幾乎所有深受法語文學浸染的年輕作者都視其為領袖”的徐霞村，于是向其請教，但未料到“他一笑答道：就是我”。

《活冤孽》是共學社文學叢書之一，192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分為三冊，每冊封面標明“法國囂俄著，皖婺俞忽譯”。囂俄為雨果的舊譯，皖婺猶言安徽婺源（今屬江西）。據金克木披露，“《活冤孽》是一位工學院教授譯的”，即武漢大學俞忽。此人1894年生于婺源，1913年出國深造，1919年歸國任教，著有《結構學》《靜不定結構》，尤其后者“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若以《靜不定結構》為其終身得意之作，《活冤孽》則是早年消閑之筆。

而徐霞村乃上海人，祖籍湖北陽新，生于1907年，《活冤孽》初印之時，年僅十六七歲，還在北京匯文中學讀書，“他英語基礎不夠好，困難很大”，受課尚且不易，譯書幾無可能。1926年以后，在朱湘的幫助和鼓勵下，徐霞村才開始從事翻譯工作，而其首部譯著（區別于譯文）應是1928年9月開明書店印行的左拉短篇小說集《洗澡》。然而當時“開明書店《洗澡》的廣告，不論是《一般》《新女性》《開明》《文學周報》上，都是赫然印上‘徐霞村先生著’幾個大字，豈不是冒充”，因而有好事的讀者在報紙上予以揭示，“徐霞村冒充左拉，是開明的老板拆爛污，是徐先生自己故意的，吾雖不得而知，可是譯冒了著，總是不容否認的”。頗為意外的是，當事人徐霞村或開明書店均未見回應。倒是1984年6月，徐霞村在訪談中說了一句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話，“那時錢君匋在開明書店畫封面，廣告也是他寫的”。

至于徐霞村在辛豐年之前自稱是《活冤孽》譯者，冒名掠美，是否仿其故伎，“吾雖不得而知”，但明顯地感覺到那一笑大有余味可尋。多年以后，辛豐年又為嚴曉星復述此事，“講到這里，哈哈大笑”，而這一笑則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之后不期而遇的愉悅感，與徐霞村“和而不同”。

1932年1月，淞滬戰事突發，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總務處、印刷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毀”，其后“將需用較切各書先行覆印，惟是圖版裝制不能盡如原式”，而次年覆印的《活冤孽》封面文字改為“囂俄著，俞忽譯”，即作者國別與譯者籍貫均被刊落。如辛豐年當年所讀就是此覆印本，固然不曾了然于譯者的相關情況，因而受了徐霞村的誆惑，也未可知。

王蘧常

1938年，因為家鄉南通淪陷，十五歲的辛豐年隨家逃難到上海，居停在三馬路。一日，“走過上海赫德路一條弄堂口，無意之間抬頭一看，弄口上方標著‘春平坊’，不覺為之一怔”，辛豐年思忖著，“這不就是王老師的弄堂嗎！要不要進去拜見已分別了四五年的先生呢”。

此王先生即王蘧常。1931年，辛豐年侍父居住在上海，而王蘧常時任大夏大學教職也在上海，經人紹介，王蘧常被請到辛豐年家兼任塾師，“先生當年才三十出頭，對我們總是和顏悅色，令人感到既莊重而又不難接近，有時還有親切之感”。可惜的是“這種如沐春風的日子并不長久”，1933年，辛豐年將重歸故里，王蘧常的“一部《孟子》也剛好教完”，于是“淞江惜別”。

當日，辛豐年在弄口“躊躇了一下”，想到“1934年父親去世，先生親自來江北吊唁之后，我已三年未見過他，不敢冒昧叩門”，而且“《孟子》已丟在腦后了，見了面又能提出什么來請益呢”，所以“終于還是走了”，但是遺憾始終縈繞在心。其實，即便當時去叩了門，辛豐年也見不到本師的，因王蘧常此前已移居了。

1930年，王蘧常賃廡于春平坊五號，其夫人沈靜儒同在，夫字滌如，婦字穆如，“顏其閣曰‘雙如’”，以寓“兩皆如意”之義，然而事與愿違，“竟為吾夫婦憂患之始也”。據王蘧常自述，“未三月，而余病傷寒，幾殆，又三月，而丁先大夫之喪。二十年，倭寇遼沈，二十一年，遘‘一二八’淞滬之變，變定，復苦貧困。又五年，而‘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相繼作，自此東南淪為犬羊窟穴，屢欲脫去，終以母老病，不獲行，草間偷活者八年”，而其居處也曾數改。1933年遷康腦脫路同康村五號，1937年移汶林路汶林村二弄七號，與辛豐年所在的三馬路愈去愈遠。縱然師弟子再相逢，“當此國家多難之秋，南北門戶，已與敵共”，恐怕不免對嘆一句，“如蒼生何”。

健忘癥

辛豐年說過的，“記憶衰退不但害得我不能積累自己的新知，原先那一點點可憐的老本也在貶值”，諸如“年輕時雜覽的古文、古詩、章回小說、筆記、野史……今天回憶起來統統變成了霧中花、水中月，記不全記不準了”，所以“健忘癥是人生特別是老人的最大苦趣”。

在嚴曉星的慫恿下，辛豐年以古稀之年寫就《六十年前的惜別》，追憶其塾師王蘧常，雖然篇幅不大，卻清通而簡潔。至于想望其師豐采，如課徒時，“為了啟發我們提高興趣，先生講過朱洪武叫永樂帝和建文帝對對子的故事。朱元璋出的‘風吹馬尾千條線’，他兒子對了‘日照龍鱗萬點金’，孫子對了個‘雨打羊毛一團糟’”，如坐春風，令人自化。

“御對”故事出自明人王泌《東朝紀》，后之稗史野乘多有轉錄，“一團糟”均作“一片氈”，如此，其句律和詞性才對得上（不僅僅是顧隨《苦水作劇》在借用時說的“平仄不倒”）。明代講史小說《續英烈傳》也演繹過此事，說洪武帝“回想太孫之對，雖是精切，卻氣象休囚”，所謂“精切”，指的就是格律，工穩貼切。“一團糟”云云，可能是辛豐年以俗語相混了。

到了八十三歲，辛豐年以水筆為陸灝抄錄唐詩一首，并去函說，“雖然小時被迫練過寫字，后來對書法也極感興趣，我的字是很糟糕的，老來手顫，想再練也不可能了。附紙所錄，是竇叔向所作”，題為《夏夜宿表兄話舊》。詩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醉酒初醒。遠書珍重何曾達，舊事凄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看河橋酒幔青。”以揚州書局本《全唐詩》對讀，字句頗有出入，如“微醉酒初醒”作“微雨醉初醒”，顯然又是辛豐年記錯了。

據俞陛云《詩境淺說》，竇詩“平易近人，初學皆能領解。錄此詩者，以其一片天真，最易感動，中年以上者，人人意中所有也”。而經由辛豐年晚歲顫手寫出，古澀冷硬，別有滄桑之感，令人動容，是非正誤反倒是其次了。后來陸灝為嚴曉星也照錄過此詩，沿襲其誤，卻于筆勢極守法度以外，不失輕秀之趣，快人心眼，亦為難能。

薔薇處處開

嚴曉星說，辛豐年是“張愛玲迷”。但張愛玲“不大喜歡音樂”，甚而認為“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而辛豐年卻為音樂著迷了大半生，患上阿爾茨海默病以后，仍然一念不忘。2013年，去世前夕，辛豐年還聽過陳歌辛詞曲的《薔薇處處開》，“想不到我臨死前還能聽到這么美好的音樂”，至于如何美好，他卻未說。回溯至于2006年，辛豐年讀陳歌辛歌集“有憶”，他說，《薔薇處處開》“是雅俗共賞的，凡是多少了解一點‘孤島’上亂世風光的老年人，會記住它，不肯忘的”，還說，“‘薔薇’的旋律，美在平淡天真中的楚楚可憐”。

20世紀40年代，“孤島”的雨夜里，有位歌女以尖細的喉嚨唱著“薔薇薔薇處處開”，嗓音飄進張愛玲的房間，“偌大的上海，沒有幾家人家點著燈，更顯得夜的空曠”，隨后突然又響起日軍警車的銳叫，“嗶，嗶”，如輪船的汽笛，凄長地，仿佛“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別離，命運性的決裂，冷到人心里去”。于是張愛玲質疑著，“在這樣兇殘的，大而破的夜晚，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是不能想象的事”。但那歌女“還是細聲細氣很樂觀地說是開著的。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綴在帳頂、燈罩、帽檐、袖口、鞋尖、陽傘上，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親”，讓張愛玲在恐懼中支持著自己的孤獨。

陳歌辛之子陳鋼說，“在上海的孤島時期，父親寫下了《薔薇處處開》，他用歌聲為孤島的居民帶來一些小小的圓滿和小小的溫暖。通過對花的頌揚，通過盼望‘擋不住的春風吹進胸懷’，來‘拂去我們心的創痛’，表達了對春天的向往”。而張愛玲固然“不大喜歡音樂”，從中倒也并非無所受惠，至少她在“薔薇”的旋律中，感受到了辛豐年所說的“具體的時代、地點的‘和聲’”，難怪辛豐年說張愛玲是“懂音樂的”，即使在她看來“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