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路遙是特別希望能與大眾讀者進行交流的小說家。他在創作《平凡的世界》之時就已意識到：“考察一種文學現象是否‘過時’，目光應該投向讀者大眾。一般情況下，讀者仍然接受和歡迎的東西，就說明它有理由繼續存在。……出色的現實主義作品甚至可以滿足各個層面的讀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國還做不到這一點。”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他選擇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而當《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他又進一步指出：“我深切地體會到，如果作品只是順從了某種藝術風潮而博得少數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廣大的讀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數作品只有經得住當代人的檢驗，也才有可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那種藐視當代讀者總體智力而宣稱作品只等未來才大發光輝的清高，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因此，寫作過程中與當代廣大的讀者群眾保持心靈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貫所珍視的。”如此看來，自始至終關注讀者大眾或大眾讀者，是路遙寫作的秘密武器，也是《平凡的世界》能夠深入人心、成為普通人“人生圣經”的致勝法寶。同時，一旦他把讀者大眾掛在嘴邊，放在心上，他也就與現代主義構成了某種真切的對抗。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之所以會興起，其原因之一便是出于對大眾的恐慌。因此，現代主義往往是和拒絕讀者大眾捆綁在一起的。約翰·凱里指出：從尼采開始，歐洲的知識分子就感到了大眾和大眾文化的威脅，“因此，夢想大眾將滅絕和絕育，或者否認大眾是真正的人，這都是20世紀早期知識分子虛構的避難方法。更激烈、更實際的避難方法則是如下的建議：“阻止大眾學習閱讀，以使知識分子重新控制用文字記錄的文化”。（《知識分子與大眾》，吳慶宏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然而，這種阻止并未成功，因為實際情況是，當教育改革大功告成之后，識文斷字者迅速增多，于是19世紀后期，歐洲出現了龐大的閱讀人群。為滿足普通讀者的需要，大眾報紙開始出現，書商們也開始改弦更張，甚至連蕭伯納這樣的作家也“清醒地決定為百萬大眾創作”。知識精英眼瞅著無法阻止大眾閱讀的熱情，便只好在文學的“怎么寫”上下功夫。于是，“使文學變得讓大眾難以理解，以此阻礙大眾閱讀文學”，便成為他們的主要手段。而被稱為“現代主義”的這場運動“不僅變革了文學，還變革了視覺藝術。它既拋棄了那種據說為大眾所欣賞的現實主義，也拋棄了邏輯連貫性，轉而提倡非理性和模糊性”。凱里進而指出，像《尤利西斯》這樣的小說，便是阻止大眾閱讀的代表性之作。小說雖塑造了大眾代表利奧波德·布魯姆，“但事實上，布魯姆本人永遠不會，也不可能讀《尤利西斯》或《尤利西斯》這樣的書，因為這部小說的復雜性、它的先鋒派手法以及它的晦澀，都使布魯姆之流被嚴厲地逐出其讀者群之外。20世紀沒有一本小說像它那樣，僅僅為知識分子寫作”。

凱里的分析讓我們意識到，姑且不論現實主義文學的內容如何，至少現實主義的形式是普通讀者喜聞樂見的。因為嚴格的現實主義作品既不可能玩魔幻，也不可能意識流，它們往往有一個線性的時間框架：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書中人物開始登場亮相，隨即便展開自己的故事；而故事的走向也遵循著序幕、發展、高潮、結局的線性邏輯。由于這種結構框架高度等同于現實生活，普通讀者進入其中就不會有不適感或違和感。因此，一般情況下，現實主義文學中不可能有“元敘述”或“作者闖入”，自然也不會有“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之類的先鋒敘事。

如此看來，是因為路遙對讀者大眾的高度重視，才讓他有了選擇現實主義的巨大動力？是的，我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但這么說并不全面，因為除此之外，與現代主義較勁，欲與先鋒試比高，也可以成為考察路遙選擇現實主義的一個角度。

眾所周知，1985年前后的中國文壇是先鋒文學橫空出世的年代。那時候，馬原玩著敘事圈套，余華寫得血呼啦差，洪峰在《奔喪》，莫言正《爆炸》。而現實主義在人們心中仿佛已是明日黃花，真有點“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來”的意思。而在這種文學形勢下，路遙要與現實主義為伍，可見其壓力之大。但種種資料表明，“個性非常強”的路遙，其性格中有一種不服氣、不認輸的東西。陳忠實曾經披露過一個細節，1985年3月，他與路遙共赴河北涿縣，參加中國作協在那里召開的農村題材創作研討會。會上會下，先鋒文學與先鋒派的創作理論已是一個熱議的話題。“記得是在大會安排的發言中，我聽到路遙以沉穩的聲調闡述他的現實主義創作主張，結束語是以一個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陳忠實解釋道，澳大利亞羊是當時剛剛引進過來的優良羊種，正在中國牧區和廣大鄉村大力推廣。路遙以此作比，隱喻的是正在興起的現代派和先鋒文學，卻把自己崇尚并實踐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歸類為陜北農民養育的山羊。于是，路遙的信念和口吻甚至也讓陳忠實倍感提氣。

另一個細節是，當《平凡的世界》終于寫完，評論家蔡葵也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藝術》后，路遙很激動，并在給蔡葵的信中如此寫道：“您應該看得出來，我國文學界對這部書是冷淡的。許多評論家不惜互相重復而歌頌一些輕浮之作，但對認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顧。他們一聽‘現實主義’幾個字就連讀一讀小說的興趣都沒有了。好在我沒有因此而放棄我的努力。六年來，我只和這部作品對話，我哭，我笑，旁若無人。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并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很顯然，無論是以澳大利亞羊隱喻，還是拿西式餐具作比，路遙無疑都指向了先鋒文學和現代主義，其較勁之心躍然紙上。而為了寫出《平凡的世界》，路遙光是前期準備就足以讓人震撼：讀長篇名著，悉心揣摩現實主義大師的寫作技巧；翻五種報紙，直到對1975－1985年每天發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讓生活“重新到位”，提著一個裝滿書籍資料的大箱子四處奔波，凡此種種，當然可以解釋為磨刀不誤砍柴工，但也是準備較勁的必然舉措。而在寫作過程中，他之所以“把筆磨禿了寫”“不惜縮著身子用‘矮步’行走”，固然是“擔心詼諧、輕快的語言對整個小說的渾厚大氣造成傷害，整成‘順口溜版的《戰爭與和平》’”（海波：《人生路遙》，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但在我看來，其中依然有較勁的成分。說得極端一些，假如不較勁，《平凡的世界》或許就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因此，一邊想著讀者大眾，一邊要與現代主義較勁，很可能這就是路遙選擇現實主義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