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蘇州評彈是一顆璀璨的“江南明珠”，被稱為“最美的聲音”。上海的書壇群星閃耀，涌現(xiàn)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名家，其中有不少女演員。她們在書壇上塑造了許多光彩熠熠的藝術(shù)形象，用優(yōu)美的唱腔唱出了“最美的聲音”。她們的藝術(shù)人生多姿多彩，悲歡交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用生命在歌唱。

一曲《蝶戀花》唱紅全國

2023年8月19日，著名評彈表演藝術(shù)家余紅仙在上海華山醫(yī)院逝世。評彈愛好者無不感到悲傷。而她的名曲依然在這人世間余音裊裊。

余紅仙演唱的長篇書目《描金鳳》《雙珠鳳》等深受聽眾的歡迎，而最廣為人知的還是她演唱的毛澤東詞《蝶戀花·答李淑一》。余紅仙第一次演唱《蝶戀花》還是在1958年的秋天。

《蝶戀花·答李淑一》最初發(fā)表于湖南師院院報《湖南師院》1958年元旦?？?，《文匯報》《人民日報》《詩刊》等相繼轉(zhuǎn)載，一時在文壇引起了轟動。青年評彈演員趙開生讀后非常激動，想將之譜寫成彈詞曲調(diào)。要創(chuàng)作，首先要弄懂詞作的內(nèi)容、意境、寫作背景等，于是他請作家朋友為他講解楊開慧、柳直荀的革命故事等。這些激發(fā)了趙開生的創(chuàng)作熱情。他融合了蔣調(diào)、俞調(diào)、麗調(diào)、薛調(diào)等多種彈詞流派的旋律，并吸收歌曲和京劇導板手法等營養(yǎng)，譜出一首清新的曲子，曲調(diào)優(yōu)美深情，較好地體現(xiàn)了詞作的精神。1958年秋，由余紅仙在西藏書場試唱《蝶戀花》，立即受到聽眾的熱烈贊賞。1960年夏，趙開生、余紅仙參加青年評彈演員夏季集訓后，繼續(xù)對《蝶戀花》進行修改、加工。在著名演員周云瑞、徐麗仙、張鑒國等的幫助下，這首曲子日趨完善。

1960年8月，中央領導在上海開會，有一次在錦江飯店小禮堂安排一個晚會，余紅仙演唱了《蝶戀花》。余紅仙嗓音清越，音色華美，演唱富有激情。當她唱到“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旋律舒展搖曳，而唱到“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時，激昂有力，響遏行云。她的演唱生動地展現(xiàn)了革命家的偉大情懷，具有很強的藝術(shù)感染力。陳云同志和不少中央領導同志聽了都非常贊賞。那天周恩來總理因為有事來晚了。陳云同志向他介紹說：“評彈有個《蝶戀花》，很好，您可以聽聽。”于是余紅仙又唱了一遍。演出結(jié)束后，周總理特意上臺祝賀演出成功。他高興地對余紅仙說：《蝶戀花》的曲子譜得很好，唱得不錯，尤其是最后兩句更有激情。劉少奇同志也聽了余紅仙的《蝶戀花》，演出后與她握手，親切地問她：“幾歲了？入團了沒有？你們的伙食怎么樣？”這些話說得她心里暖乎乎的。

1961年1月22日，上海交響樂團、上海合唱團聯(lián)合舉行音樂會，彈詞《蝶戀花》被搬上了交響合唱的舞臺，此曲由余紅仙獨唱，上海合唱團200人的合唱隊伴唱，由上海交響樂團伴奏。經(jīng)過音樂家黃貽鈞、司徒漢等人的精心編配，作品更加完整，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氣勢轟動樂壇，從此享譽全國。

1960年12月，余紅仙加入了名家云集的上海人民評彈團（今上海評彈團）。余紅仙進團后，如魚得水。她與多位名家拼檔演出，如與陳希安演唱《黨的女兒》，與徐麗仙演唱《雙珠鳳》。1963年至1965年間，她又與彈詞大家蔣月泉拼檔彈唱現(xiàn)代長篇《奪印》，還參加了《人強馬壯》《戰(zhàn)地之花》《紅梅贊》《晴雯》《點秋香》等多部中篇評彈的演出。在評彈界有“唱不啞的金嗓子”“唱勿煞的余紅仙”等美譽。她不僅彈唱出色，而且臺風穩(wěn)重，說表清晰，角色刻畫真切感人，描摹人物栩栩如生。

粉碎“四人幫”之后，評彈重新迎來了春天。1978年10月余紅仙再度演唱《蝶戀花》，并作為片段出現(xiàn)在影片《春天》中，《蝶戀花》闊步走向了全國，并大大地擴大了評彈藝術(shù)的影響。

評彈“超級女下手”

江文蘭是上海評彈團的著名演員。她1950年拜彈詞女藝人亢文娟為師，學唱《描金鳳》和《落金扇》兩部長篇彈詞。1954年11月，她加入上海人民評彈團。她曾演唱過長篇《王魁負桂英》《林沖》，中篇《羅漢錢》《人強馬壯》《蘆葦青青》等。在幾十年的藝術(shù)生涯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她與三代擅唱長篇彈詞《玉蜻蜓》的蔣派名家蔣月泉、王柏蔭、蘇似蔭合作的不平凡經(jīng)歷，并保留下了幾十回《玉蜻蜓》經(jīng)典的錄音、錄像。

她從1956年開始與蘇似蔭拼檔演唱《玉蜻蜓》。蘇似蔭是評彈大師蔣月泉的徒孫、王柏蔭的學生，他輩分雖然不高，但藝術(shù)水準很高。蔣月泉對他有很高的評價，說王柏蔭是“青出于藍”，蘇似蔭是“勝于藍”。長篇《玉蜻蜓》有兩條情節(jié)線索：一條是寫金貴升、金張氏、志貞之間的感情糾葛，稱為“金家書”；還有一條寫沈君卿、沈三娘、沈方等人的故事，稱為“沈家書”。江文蘭與蘇似蔭拼檔，先說“沈家書”，后說“金家書”。為了刻畫好這些性格各不相同的人物，她下苦功夫練好評彈的“六白”——官白、私白、表白、咕白、托白、襯白，在書中有意識把官白與私白交替運用，這樣書也“松”了，噱頭也出來了。

1962年夏，江文蘭與蔣月泉拼檔演唱《玉蜻蜓》。蔣月泉是一代宗師，他所創(chuàng)造的濃郁醇厚、華瞻大方的蔣調(diào)，風靡了書臺，后來成為評彈最重要、最流行的流派。20世紀50年代初，他又與作家陳靈犀對《玉蜻蜓》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加工，使之成為經(jīng)典。他的蔣調(diào)膾炙人口，說表簡潔、清脫、幽默。他與朱慧珍合作的男女雙檔也成為最紅的響檔之一。到1962年，他已經(jīng)是極負盛名的藝術(shù)家，其藝術(shù)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江文蘭能與這樣一位大師拼檔，是她藝術(shù)生涯中的一件幸事，她十分珍惜。她是抱著崇敬和學習的態(tài)度看待這次合作的。蔣月泉是出名的對藝術(shù)要求很嚴、十分考究的藝術(shù)家，所以江文蘭有點誠惶誠恐。但蔣月泉對后進非常愛護和提攜，他鼓勵江文蘭，要她不要拘謹，盡量地發(fā)揮。他天天給她排書，同時還教她，就是這樣“現(xiàn)吃現(xiàn)吐”。江文蘭在演出中努力擔好下手的職責，盡量襯托蔣老師，不喧賓奪主。在琵琶伴奏方面，托好蔣老師的唱腔，不搶拍、拖拍，說表方面也注意應答的節(jié)奏。江文蘭接受能力強，很快就適應了，在臺上表現(xiàn)出很好的狀態(tài)。上下手的配合都達到了默契的程度。江文蘭自己說過，通過與蔣老師合作，自己的藝術(shù)有了極大的提升。

蔣月泉、江文蘭的《玉蜻蜓》主要是“沈家書”，在上海大華書場演出，連演連滿一個月。電臺有錄音24回，從“問卜”起至“夫妻相會”。這次演出為我們保留下了經(jīng)典的作品和大師的藝術(shù)風采，十分珍貴。

1985年，56歲的江文蘭又與王柏蔭拼檔，在上海評彈團新開設的鄉(xiāng)音書苑演唱《玉蜻蜓》，共兩個月。王柏蔭是蔣月泉的大弟子，是蘇似蔭的老師。他也是擅唱《玉蜻蜓》的名家，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與蔣月泉搭檔的“蔣王檔”就是評彈界“四響檔”之一。這次演出基本上依照王柏蔭原來的演出本，但也作了必要的充實和調(diào)整，使每回書上下手都有唱篇，江文蘭起僮兒沈方的角色時還吸收了話劇、電影里男孩子的聲音，使語言更貼近人物年齡、身份，而且可以更鮮明地區(qū)分出沈方與沈君卿的不同音色。

江文蘭與三代彈唱《玉蜻蜓》的名家合作，擔任下手，做得非常出色，都能相得益彰，有高水準的發(fā)揮，因此獲得了“評彈硬里子”“超級女下手”的稱譽。

生命的絕唱

徐麗仙原名徐招娣，是蘇州楓橋人，出身于一個貧苦家庭，幼年時就被賣給普裕社班主錢錦章做養(yǎng)女，取名錢麗仙。11歲起，她隨養(yǎng)母陳亞仙習長篇彈詞《倭袍》，并隨養(yǎng)父母在茶樓、酒肆賣唱，其間也曾學唱蘇灘、京劇、江南小曲。15歲起，她以錢麗仙藝名與師姐劉美仙拼雙檔在江浙一帶演出《倭袍》《啼笑因緣》，飽受養(yǎng)父的剝削虐待。新中國成立后，戲霸錢錦章被政府鎮(zhèn)壓，徐麗仙恢復了本姓。

隨后徐麗仙收徒包麗芳，并與她拼檔演唱《啼笑因緣》《劉胡蘭》等書目，漸有名聲。她富有音樂天賦，經(jīng)常琢磨新腔。1951年，上海評彈界婦女組排演書戲《眾星拱月》，她因報名遲了，只攤到一個小角色，但她充分發(fā)揮沙糯的嗓音特點，僅有的一句唱詞“光榮媽媽真可敬”唱出了新腔，這就是“麗調(diào)”的雛形。1953年，徐麗仙加入了上海人民評彈工作團，有機會與許多名家合作。她先后與姚蔭梅雙檔演唱長篇《方珍珠》，與劉天韻合作演唱長篇《杜十娘》《王魁負桂英》《三笑》。1953年她演唱中篇《羅漢錢》時，基本形成風格獨特的麗調(diào)。麗調(diào)用女聲真嗓演唱，在蔣調(diào)的基礎上，吸收沈薛調(diào)、徐調(diào)以及北方曲藝和其他戲曲的營養(yǎng)，曲調(diào)清麗深沉、委婉纏綿。她特別吸收4、7兩個音的運用，成為麗調(diào)的特征。

她對音樂曲調(diào)的創(chuàng)作用心很深。有一次，她為了創(chuàng)作一支開篇，冒著小雨，在大街上來回走動，口中念念有詞。這一舉動引起了聯(lián)防隊的懷疑，把她帶去盤問，后家人送去證明，誤會才得以消除。她在演唱《情探》期間，經(jīng)常帶了琵琶到作者平襟亞先生家里，向他請教作品和唱詞的內(nèi)涵，并商量唱詞的鋪排，平襟亞寫出了“梨花落，杏花開”等精彩唱詞，還突破成規(guī)，給她寫了“天昏昏，地沉沉，虎狼輩，毒蛇心，負恩義，滅人倫”的唱詞，連用六個三字句，徐麗仙以此譜出了優(yōu)美的新腔。徐凌云、陸澹安等也為她提過技術(shù)性的意見，她還得到劉天韻、蔣月泉、姚蔭梅、周云瑞等名家的幫助。

1958年，有一次評彈團團長兼作者吳宗錫聽收音機，聽到徐麗仙在唱開篇《花木蘭》。他覺得以前她的唱腔比較柔和纏綿，但這個開篇唱得很硬朗。他想徐麗仙也可以向這方面拓展，試著唱唱剛強一點的內(nèi)容，于是找徐麗仙來商量。他說：“我讀過南北朝的民歌《木蘭辭》，我可以改編一下，你試試看。”徐麗仙很同意這樣的想法，一口答應試試。吳宗錫把原來的五言詩，改成適合彈詞演唱的七字句，寫成了《新木蘭辭》，交給徐麗仙譜曲。徐麗仙注意突出巾幗英雄的氣概，吸收了京劇小生的成分，巧妙運用張口音，譜出了一首剛?cè)嵯酀那{(diào)。1958年徐麗仙在上海市曲藝會演上演唱，引起強烈反響，《文匯報》發(fā)表專評，稱《新木蘭辭》為評彈“珍品”。1959年周恩來總理曾聆聽徐麗仙演唱此曲，很是贊賞。之后根據(jù)領導意見，她增加描寫木蘭戰(zhàn)斗生活的唱詞四句?！缎履咎m辭》成為麗調(diào)代表作。后來她又譜唱了《六十年代第一春》《見到了毛主席》等歡快、深情的開篇，使麗調(diào)有了新的發(fā)展。她在音樂方面的杰出貢獻，得到了音樂界的首肯，她被推為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理事。

1977年，正當徐麗仙的藝術(shù)如日中天的時候，她被查出患了舌底癌，這真是晴天霹靂。她為了能繼續(xù)譜唱，拒絕手術(shù)，采用中西醫(yī)結(jié)合治療，頑強地與病魔搏斗。其間她曾到北京治療，1978年6月陳云同志親自到文化部招待所探望徐麗仙，詳細詢問病情和治療情況。

1981年春，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上海評彈團聯(lián)合舉辦“麗調(diào)流派演唱會”，她抱病登臺演唱了自己的新作。1982年，在全國曲藝會演（南方片）中，她譜曲的《望金門》和《二泉映月》雙雙獲獎，她本人獲榮譽獎。

為了把徐麗仙的藝術(shù)搶救下來，1982年6月，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在吳宗錫陪同下，登門拜訪徐麗仙，與她商議為她拍攝錄像片的事宜。當時徐麗仙已經(jīng)十分虛弱，講話發(fā)音也不清晰，但對此事仍然充滿熱情，還拿起三弦彈奏她的新作《行路難》。他們當場商定了拍攝的計劃，6月就在上音開拍，由上音錄制，上海藝術(shù)研究所電視部協(xié)助。錄像期間，她的好姐妹范瑞娟、楊飛飛都來看望她。她演唱極其困難，累了，就休息一會，有時喂她冰塊含著，來緩解舌頭的僵硬和疼痛。她以驚人的毅力，錄制了《情探》《社員都是向陽花》《六十年代第一春》《羅漢錢》《青年朋友休煩惱》《新木蘭辭》等六個曲目。這成了她生命的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