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與世界兒童文學的譯介關系密切，我們在中外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中走出屬于自己的中國道路。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日漸呈現出“走出去”的態勢，開始向世界講述“中國童年”的故事。而學術對談集《一切無不與童年有關：劍橋兒童文學對話》傳遞出另一頗有意味的信息，讓我們看到中國兒童文學在理論批評領域也正在與世界進行著雙向交流與平等對話。

《一切無不與童年有關》一書匯集了學者趙霞在劍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訪學期間，與英美學者、作家、翻譯家和央視編導等所作的七次學術對談，并收錄了她在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利茲大學的三次學術演講稿。總體看來，書中的對談和演講較為全面地涵蓋了當下值得關注的兒童文化與文學的焦點問題，涉及中外兒童文學的理論、批評、創作、翻譯、國際交流、教育教學等多個層面的話題，展現出作者扎實的學養、廣博的閱讀和深刻的思辨精神，以及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研究者宏闊的視野、開放的胸襟和與世界平等對話的意識。

如何建構中國的兒童文化研究

趙霞是帶著“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這一課題赴英訪學的，她與劍橋大學兒童文學中心主任凱倫·科茨的對談最為切近此課題的核心。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的兒童文學研究經歷了從文學批評轉向文化批評的“范式轉換”，研究者大量借用女性主義、種族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批評、意識形態批評等方法，積極推動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發展，也由此改變了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范疇、方向和方法。經過文化研究的“洗禮”，兒童文學批評中對主題、人物、審美意蘊和藝術技巧的審美分析日漸式微，越來越多的學者轉向了審美之外的符號闡釋、意識形態、文化制度、生產傳播以及權力運作機制等方面的研究。如何評判這一批評轉向的價值及其對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影響，是當下中國兒童文學批評者必須面對和思考的核心話題之一。

趙霞認真梳理了文化研究的英國傳統、美國來路與中國實踐，認為文化研究為兒童文學開辟了新的路徑，尤其是為傳統經典文本的重新解碼和現代闡釋提供了有效方法。同時，她也指出當下西方的文化批評常常摒棄讀者“自我帶入”、忽略作家個性，暴露出分析類型化和標準化的闡釋危機。在對談中，趙霞以“他者”的目光清醒地審視文化批評帶來的諸多問題，坦率地對歐美兒童文學主流學界的“文化研究”提出了質疑。她的這些觀點得到了科茨的呼應和認同，科茨表示：“兒童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模式也存在著某些嚴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它總是建立在分類的基礎上，斷言某個種族或身份就意味著某種表現。”

那么，如何構建屬于中國的兒童文化研究？對此趙霞提出，應當重視文化批評對于兒童文學文本的契合度，將文化視角與童年立場密切聯系；應該在西方主流的文化研究與國內主流的審美批評這兩個系統的彼此借鑒中，找到兒童文學批評的最佳生長點。由此，趙霞既為國外同行全面展現了文化批評介入中國童年的批評實踐和經驗，也提醒國內學者從更加多元的視角去衡量一些有爭議的作家作品，以作出更為成熟和公允的美學價值評判。

在世界童書中彰顯“東方美學風格”

“非虛構兒童文學”是近年來在中西兒童文學界逐漸升溫的一個學術熱點，就此話題，趙霞與劍橋大學學者喬·薩特里夫·桑德斯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對談集中展現了西方研究者著力建構的非虛構兒童文學的批評標準，他們高度關注兒童非虛構的“誠實性”，但又認為“非虛構兒童文學不是事實文學”；他們既主張“非虛構兒童文學與教科書的區別在于如何與感興趣的讀者共享知識”，又重視非虛構兒童文學中的內涵、情感以及在優美表達和結構等形式方面的努力。這些富有創新性的觀點深刻啟發了國內學界對非虛構兒童文學的概念、特征及其美學價值等作出進一步探討，也為我國當下的童年文化建構提供了另一重要維度。

面對“非虛構”這一開放的理論話語場域，趙霞從“觀念”和“方法”兩條路徑切入，既學習接受新鮮的理論，又補充了中國非虛構童年書寫的獨特經驗，彰顯出她對兒童主體和童年命運的深刻關懷與批評立場。書中另一場與桑德斯的對話由中國原創圖畫書《團圓》引發，對談者從兒童視角、父親形象、春節民俗等角度對該繪本進行了準確而貼切的剖析，深刻揭示了兒童文學中性別角色和權力差異的意義。

趙霞與英籍華裔插畫家郁蓉女士的對談，從畫家的兒童視角與個人風格的探索起步，逐步拓展到圖畫書發展的“中國速度”，繼而深入探究“民族性、世界性與兒童性”的交集與共生。面對世界童書界對圖畫書“東方美學風格”的認可和期待，兩位對談者都提出，應該更好地將傳統文化元素與當代原創圖畫書相融合，這種融合將逐漸從外在的藝術形式走向內在的精神深層。這一判斷不僅為中國原創圖畫書勾畫出傳統和現代、民族與世界的美學坐標，也大膽預測了中國圖畫書給世界童書界帶去的“時尚潮流”與獨特氣質。近年來，趙霞一直關注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并為此默默努力，自擔任慕尼黑青少年圖書館的“白烏鴉世界童書選目”中國書目部分的遴選工作后，她始終以學者的目光發掘和舉薦國內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正是基于這些卓有成效的實踐，我們才能在她與英國翻譯家汪海嵐女士的對談中聽到關于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真知灼見。兩位對談者緊緊圍繞中國兒童文學翻譯與西方接受面臨的困難與挑戰這一現實問題，提出了各自的理解和思考，而她們在提及被譯介的國內幾部作品時又隱約透露出中外評價視角的些許差異。在我看來，這些話題都可視為文化批評中兒童文學的主體與身份、本土與全球等根本性問題的美學變奏與現實反映。

在多種形式的理論成果中，學術對話的價值和魅力不在于龐大的架構和嚴謹的體系，而在于它充滿理趣的思想碰撞和活潑靈動的現場感，看似海闊天空的即興暢談，能激起電光石火般的深度思考。面對每一次對談和演講，趙霞總是表露出求知的歡欣和縝密的思索，作為對話的發起者，她也總能精準地找到“入口”。比如，她捕捉到桑德斯對“非虛構”的獨特理解，敏感地注意到凱倫·科茨在其專著《布魯姆斯伯里兒童與青少年文學導論》中的特別敘述人稱，還發現了科茨對經典童謠《一閃一閃小星星》的音調、節奏等“混合隱喻”對兒童“身體”的觸發，與學者劉緒源關于兒歌審美內化二者之間形成了學術呼應。從中不難看出，她長期密切關注世界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并始終保持對兒童文學理論前沿成果的習慣性閱讀，這無疑為對談雙方架起了無礙交流的“橋”。即使有些對談僅開始于一個大概的主題或方向，趙霞依然能在恰到好處的地方拋出新的問題，促成對話的拓展和轉折。趙霞對西方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熟稔于胸，她在談話中提及和引用了很多當代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如英國女性主義批評家杰奎琳·羅絲的《以〈彼得·潘〉為例，或論兒童小說的不可能性》、哈維達頓的《英格蘭童書五個世紀的社會生活》以及解讀尼爾·蓋曼《墳場之書》的論文等，或有力地佐證了自我的思考，或有效地拓展了對話的深度，也為國內的兒童文學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參照視角。

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副文本”

密切關注和深入思考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歷史進程，以實現與其平等對話和同步發展，需要流利的英文、豐富的閱讀和敏銳的思維，因此一直被視為兒童文學研究中的“深水區”。十多年來，趙霞在這一領域不斷探索并取得豐碩成果，既得益于她扎實的理論功底和沉潛的治學態度，更得益于她與生俱來的學術熱忱和緊迫的自我追尋。青年時代對當代兒童文學理論原著的攻讀，為她奠定了扎實的研究基礎。獨立翻譯當代童話研究代表性著作之一《作為神話的童話/作為童話的神話》，證實了她卓越的學術能力。在慕尼黑國際青少年圖書館訪學時，趙霞曾逐年翻閱《兒童文學學會季刊》《訊號》《獅子與獨角獸》等經典兒童文學學術期刊，用大量的一手資料深度考察了西方英語兒童文學理論歷史、現狀及其走向，并完成專著《思想的旅程——當代英語兒童文學理論觀察與研究》，這項工作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是極其艱巨而又富于獨特價值的。而今，她的這一系列劍橋學術對話再次展現出這位學者與國外同行對話中的從容與自信，并清晰地傳遞出自己的思考和屬于中國的聲音。

從一本書的閱讀構成來說，前言、跋和插圖、照片等元素都可視為全書的“副文本”，這些“副文本”的加入可以為讀者深度閱讀提供更多途徑。《一切無不與童年有關》中的書影既有助于幫助讀者理解和消化那些嚴肅的理論對話，也為讀者建立了一份“按圖索驥”的閱讀資源。這份鮮活立體的“書單”中既有權威的學術著作，也有中外經典與最新的兒童文學作品，僅是她在與桑德斯對談后分享的“十種當代英語非虛構兒童文學作品”就讓我受益匪淺。透過書中一些“副文本”我們也可約略了解到作者訪學生活的若干細節，除了沉甸甸的學術研究，她善感的心靈如同感光的膠片，記下了與桑德斯一家康橋泛舟的輕盈，記下了凱倫·科茨為一棵樹發出“生而為美”的感慨，以及與公交司機、圖書管理員等人的交往點滴。這些零星的“非虛構”書寫，是學者在其文學批評活動中的“自我顯現”，從中可以看到，來自中國的兒童文學學者以實力與禮貌為國外同行所接納，也給古老的劍橋校園留下又一份美好的中國記憶。

無論是從社會層面還是從個體生命成長來看，兒童文學和童年文化都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審美力量和人文洞察，因此，“一切無不與童年有關”。在當前的時代語境中，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地域、文化和學科背景的人士都對兒童和兒童文學報以真誠的關切與思考。以趙霞為代表的眾多中國學者正在跨越語言、觀念等障礙，積極尋求與世界兒童文學的平等對話和深度交流，將為中國兒童文學帶來可以預期的美好未來。

（作者系南京曉莊師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