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來秦皇島的路上我帶了一本書，是捷克作家斯維拉克的《布拉格故事集》，其中有一個短篇《伯利恒之光》，以前看過，印象特別深，所以路上又看了一遍。第一部分是這樣的：下雪了，有一個男孩在工廠里看到雪像電視上的芭蕾舞演員一樣，試圖在天空當中停留。他對自己的觀察很得意，覺得如果把這個觀察告訴爸爸，爸爸一定會表揚他。這里其實在暗示，這個男孩心智不成熟，他作為一個工人，還在期待父親表揚。接下來他看到爸爸戴著一頂帽子在廠外的雪中等他，接他回去。圣誕節快來了，男該說：“我15歲之前相信有圣誕老人，15歲之后我知道沒有圣誕老人，但爸爸說耶穌是存在的，圣誕老人不存在。”回家的路上，孩子說想要一頂爸爸一模一樣的帽子，爸爸領著他去買帽子，帽子買了之后他又想買一只手機。父親覺得兒子要手機沒有用，兒子其實沒人需要打電話。他們家生活已經十分窘迫，也掏不出這個錢買一部手機。父親在糖果廠工作，糖果廠有可能面臨倒閉。母親原本在郵局上班，可郵局現在也已經倒閉了，母親已經失業成了家庭主婦。

第二部分很有意思，圣誕節要到了，孩子下班回家，爸爸不在。他記得爸爸在他上班前說過，今天有大事要干。孩子前去洗澡。邊洗澡邊想，他愛爸爸但他更愛媽媽，因為媽媽會給他洗澡，洗澡之前她會把浴巾放在暖氣片上，等他洗完澡媽媽就用浴巾把他的身體捂住，很溫暖。洗完澡后，兒子坐到客廳，發現客廳里面有一支點亮的蠟燭。他想起父親以前告訴他的一句話：凡是看到火，如果沒人看護，一定要把它吹滅掉，否則要引起火災。他就立即把蠟燭給吹滅了。母親一看到這個場景嚇壞了，讓兒子趕快重新點上，反復叮囑這件事千萬不能跟父親說。后來一家人吃飯，父親說這蠟燭的光是從伯利恒來的，伯利恒是耶穌誕生的地方，童子軍一站一站通過火車把伯利恒的火種接送過來，蠟燭上的火是父親在火車站排了一天的隊才接到的。

這時候男孩感到嗓子發癢，覺得自己要說出來了。他曾經犯錯了把蠟燭吹滅過，他要努力遏制住說出來的沖動，他第一次終于把一句話咽了下去，沒有把真相告訴父親。

這個故事最精彩的就是對“傻瓜”的描述之準確，傻瓜心里想什么就說什么。小說第一部分父親買了帽子后，帶兒子去醫院，醫生給兒子開藥時，兒子對醫生說：“醫生，你有口臭。”父親很生氣，訓斥兒子怎么可以這樣說話。醫生只是笑一笑，還回應道，也許他說的是事實。這之后父親扯開了話題，說兒子現在不尿床了。這些細節都很好。前天在北京開會的時候，張清華說葉兆言小說中經常出現尿床的細節，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尿床的細節，他說這其實可以寫成一篇文章，細致分析的。

這個世界似乎天然存在固定不變的秩序。我們對這個世界因此產生了一些固定不變的看法。比如審美。我們似乎天然知道誰是漂亮的，誰長得不好看。這種判斷是從哪里來的？難道千百年來都是固定的嗎？其實不是的。我覺得關于美的判斷中我們已深受西方觀念的影響——當然這個影響并不能說不好。深究起來我們習以為常接受的那一套法則，那一套審美的觀念，其實是帶著西方的目光的。比如如果我們問上帝是什么樣的？我們的頭腦中是不是會出現一個白人的形象？當然標準的答案是“上帝是無形的”，但是我們腦子里還是會有一個標準的形象。這個標準類型又來自于哪里呢？可能來自于米開朗基羅等人所塑造的形象。米開朗基羅時期的一大批雕塑，創造了一大批古希臘神像，眾神的身材符合所謂的“黃金比例”——一種類似數學或幾何學意義上的美，由此確定了人體的美的模板。又比如我們對外星人的想象，基本都是比較丑陋的，這說明我們對外星人在內心深處是有敵意的。

我們中國人一直有自己的獨特的審美。舊時代的三寸金蓮被認為是美的，現在回頭看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從圖片上看三寸金蓮皺巴巴的，沒有美感，但在過去被中國男人認為是美的，性感的。所以美其實是可以塑造的，是一個觀念，一直有變遷，這些變遷可能我們自己都沒發現，當成了我們根深蒂固的觀念的一部分。

小說家喜歡寫“傻瓜”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第一，“傻瓜”取消了觀念；第二，“傻瓜”對世界可以重新命名。小說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這個世界的重新發現、重新命名。在《伯利恒之光》這個短篇中，我們去看就能發現，有很多關于詞語、關于器物的重新命名。比如他們家的沙發，男孩把家里的沙發說成是一個豎琴，因為坐下去會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這就是一個傻瓜對沙發的重新命名，也符合他的思維邏輯。卡爾維諾說，小說其實存在諸多原型，比如“弒父”原型，比如“爬灰”原型。其實還有一個有趣的原型，就是《皇帝的新裝》。在這個故事里，即便所有人發現皇帝赤身裸體不對勁，但如果沒有那個孩子，久而久之所有人便會把這種不對勁視為習以為常，成為固定不變的存在，人們都覺得皇帝看似沒穿衣服的狀態是天然如此的。但因為有了那個孩子，才使得這一切變得荒謬。

卡爾維諾寫過一篇極短的小說叫《閃靈》，寫一個人走在街上，突然開始恍惚，他懷疑難道我們的政府大樓、美術館、交通燈、海報這一切天然如此嗎？我們的人間秩序天然如此嗎？我覺得這簡直是關于小說或者說短篇小說的一個天問。我們需要對那個日益固化的世界、生活、觀念有穿透性的理解和敘述。通過小說我們重新打量這個世界，重新認識、發現和命名這個世界，發現這個世界的另類知識。我想這至少是短篇小說的責任之一。

艾偉，著有長篇《風和日麗》《愛人同志》《愛人有罪》《越野賽跑》《盛夏》《南方》，小說集《鄉村電影》《婦女簡史》《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過往》等多種，另有《艾偉作品集》五卷。多部作品譯成英、意、德、日、俄等文字出版。最新作品為長篇《鏡中》。現為浙江省作協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