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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現代文學館現有館藏資料近90萬件。其中，作家手稿3.5萬多部，書信4.7萬多封，字畫3000多幅，作家照片近3萬張，作家著作60萬冊，期刊15萬多冊，是重要的文學檔案資料中心。在作家藏書中包含大量批注本，批注本指留有閱讀者字跡的圖書，作家批注本因為留下了作家閱讀時的字跡而具備了檔案屬性，作家留下字跡內容種類多樣，構成了獨特的信息場域。

研究以實證調研為基礎，對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作家藏書進行抽樣調研，獲取了相應的批注本樣例，對批注本進行了初步的發掘、整理與研究。將批注本批注內容劃分為釋義性批注、提要性批注、批評性批注。分析了批注本的檔案價值，認為其檔案價值主要體現在人物生平資料的補充、人物社會關系的梳理、人物觀點的印證、版本考據的依據、時代背景的解析等方面。并從作為展覽品滿足公共文化需求、構建“藏書—閱讀—創作”視角的重要素材、補遺作家全集的來源、豐富文學研究的特殊版本等方面闡釋了批注本編研性資源建設路徑。批注本是近現代文學史料可持續整理與發掘的富礦，也將是文獻檔案研究領域的一個新增長點。

圖：茅盾藏書中的阮章競《漳河水》批注本（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

“批注本”簡單地說，就是留有批注的出版物，即無論評點式文字所在的位置，都將其統稱為“批注”，不細致區分眉批、題頭批、夾批、旁批、文末批而分別命名，批注本是富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文學批評方法的實踐產物，金圣嘆點評《水滸傳》、毛宗崗點評《三國演義》、張竹坡點評《金瓶梅》、脂硯齋點評《紅樓夢》，都是標志這種批評方法邁向極盛時期的經典案例。

近代前夕，作為顯學的考據學對小說評點產生了極其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考據評點更是成為小說評點的一種自覺意識，考據評點有利于更準確地把握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主旨等。隨著近代、現代、當代的社會文化潮流的演變，批注從考據評點回歸為一種閱讀筆記習慣，這一習慣在中國現當代作家群體中尤為突出。在中國現代文學館130多座以作家名字命名的藏書文庫的30余萬藏書中，保藏有數量巨大的批注本圖書，然而因為沒有給予其足夠的重視，在藏品、圖書、檔案文獻的標注與編目過程中未進行專門的著錄，隨著館藏檔案文獻的整理及其相關實踐的推進，以及相應的其他館案例與理論研究的深入，批注本開始不斷浮現，加之近年來經典作家研究鮮有突破性成果，與之相關的文學現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畢，學界亟待新視角、新史料以延伸經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批注本，成為研究作家閱讀與創作關聯、構建閱讀史、進一步還原“歷史情景”、走進作家“內心世界”的重要檔案史料。

批注的主要類型

1.釋義性批注

釋義性批注即字詞音義的訓釋，人名、地名、典故等知識的詮釋。釋義性批注內容主要以詞語、短語組成，主要散布于書中每頁正文旁邊，往往是對圈點、劃線內容的注解。有對作品主人公人名的謄寫，有對詞語段落的解釋，有對用詞的注解評價，有閱讀時的心態心境的抒發。

2.提要性批注

提要性批注作用是幫助掌握書中的內容。批注是我國文學鑒賞和批評的重要形式和傳統的讀書方法，直入文本、少有迂回，是閱讀者自身感受的筆錄。批注本中的內容主要以長句組成，與對應的詞語、句子、段落直接相關，有對內容走向的猜想與聯想，有對遣詞用句的質疑與修改意見，有對情節要素、人物描寫等小說要素的評價，以及有關背景內容的個人看法、建議。

3.批評性批注

批評性批注是對景物描寫、精彩詞句、敘事手法的點評，對人物的評價，對作品深層意蘊的揭示，對社會現實的諷刺與批判，結合原文，發表自己的見解和思考。既有關于作品局部的評價，也有對作品集中獨立篇章的整體評價。內容主要以長句和段落組成，段落獨立成段，多個長句多頁分布也可構成段落，主要分布在書的空頁、封面、封底、封背、扉頁，一個單獨的段落往往在百字之上，多個段落連接后字數往往在數百字到數千字之間。

批注本的檔案價值

1.人物生平資料的補充

批注是一種直接的原始記錄，記錄了作家的閱讀狀態，構成與相關文獻的“印證”關系，是對現有資料的補充補遺與相關領域的“填補空白”，是作家生平資料的補充。如《茅盾生平著譯年表》中對朝鮮作家韓雪野多有記載，兩人多次會面。參考茅盾批注韓雪野作品《黃昏》：“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二日晚始閱，每日讀四小時，止六日閱完，雁冰記，於北京”。《茅盾先生著譯年表》中1962年8月22日無記載，茅盾日記中1962年8月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均有“閱書”記載，由此可見，日記中的“閱書”之“書”就包括韓雪野《黃昏》。批注印證了茅盾對于韓雪野作品的閱讀發生在出席第二屆亞非作家會前后，是對這一時期中朝之間文學交流的一次“注解”，可以此為依據對《茅盾先生著譯年表》中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作出補充，填補了茅盾日記與著譯年譜中的一段微小的“空白”。

2.人物社會關系的梳理

批注本是作家交往的見證，個人學術活動通常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會學術交往中進行的，在社會學術交際中，一個人會向別人贈書，也會接收別人的贈書，既會閱讀他人的作品，自己的作品也會被他人閱讀，形成相應的研究性論文與評論性文章，即“以文會友”。批注本及其相關因素可以展現作家閱讀的動機，如有的是帶著任務為寫作而讀，有的是他人寄過來請求指正，有的則是日常閱讀。如茅盾先生在工作之余從事文學批評，閱讀與點評作品的作者包括茹志鵑、杜鵬程、烏蘭巴干、郭小川等一大批青年作家，成就了很多的“文壇佳話”。如得到肯定與鼓勵的茹志鵑就曾寫到“站立起來，勇氣百倍。站起來的還不僅是我一個人，還有我身邊的兒女”，世紀之交，她的女兒王安憶憑借作品《長恨歌》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受到點評關注的也包括當時年輕的徐懷中，半個世紀后徐懷中以90歲高齡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從作品《我們播種愛情》得到茅盾先生的點評，到《牽風記》獲得茅盾“文學遺產”的認可，淵源深厚跨越世紀，令人動容。

3.人物觀點的印證

批注本是作家閱讀經歷的憑證，是作家閱讀史的佐證，批注內容往往是其閱讀后第一時間的感受，是閱讀者觀點的印證。“閱讀研究”觀點將閱讀定位為以史料工作為基礎的、在文脈傳統中理解作家創作的研究工作，通過查勘、搜集和整理分析與該作家創作過程相關的閱讀書目，以及其對所讀中外文學作品的評點、札記，梳理其與所讀作家作品之間的文脈關系，由此而形成的為人氣質、文章風格和敘述特點，閱讀研究不是一項單純的史料工作，而是通過“閱讀”討論“創作”，完成從“閱讀史”到“創作史”的考察與再研究。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與其閱讀史息息相關，通過閱讀“痕跡”可以了解閱讀主體是怎樣完成精神發育的。批注本表明收藏者曾對其加以精讀，因而該類藏書在收藏者學術或心理歷程中通常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記錄批注者的真實觀點、活動及情感，反映批注者的治學方法、精神與歷程。批注作為明顯的閱讀痕跡留存，批注本成為“讀者—閱讀”向“作者—評論”身份轉化的媒介。如茅盾藏書中《青春之歌》留下的批注：“可以這樣寫：車到北戴河，下來一個女學生，渾身縞素打扮，拿著一包樂器。車上的乘客從車窗伸頭來看著她，嘖嘖地議論著（這是大概的輪廓，文字還得琢磨）”，顯示了茅盾不僅具備文學評論家的深刻犀利，也具有創作者的藝術敏感，這些修改是建立在作閱讀基礎上的新想法，可以顯示出“讀者”與“作者”身份轉換的場域。

4.版本考據的依據

很多作家的作品在再版的時候都會進行修改，而這些修改往往就在最近的圖書版本上通過批注的方式進行，此批注本就構成了作家作品版本修訂與演變的重要見證，有的批注修改在新的版本中得到印證，有的批注修改則因為一些原因沒有在新的版本中體現出來，這“改”與“不改”都成為作品版本演變的重要依據，是版本考據與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作家手稿是中國現代文學非常獨特的文獻，“原始”版本即“第一版本”也被稱為“祖本”，具有“初始性”與“唯一性”。批注本往往是在閱讀時候留下的即時感受，是第一時間的直觀表達，比起手稿來更加私密，更具有“初次”特征，手寫時代的出版領域，往往是寄送手寫稿的，可能是草稿、二稿、定稿，再由編輯部提取內容排版油印，批注本上的批注比手稿第一稿的產生時間還要靠前，手稿是在閱讀基礎上產生的，當批注本批注產生后，手稿往往是在批注本批注基礎上的謄抄、改寫。批注本被賦予了手稿“祖本”的意義，將批注內容置于手稿的演進之中，形成“批注本批注—手寫稿—油印稿—出版文本”的演進比對框架，文字表述與觀點內容在不同階段之間的“變”與“不變”構成了作者與社會機器的交互。如巴金藏書中一本“上海勵志書社”出版的作者為“巴金”的《人生》，扉頁批注：“這本舊書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從北京買回來的。原作者不知為何許人。我寫不出這樣的作品。書商真可恨！金，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這是作者對于圖書版本的權威認定，否則此版圖書是否為巴金作品就會撲朔迷離。

5.時代背景的解析

批注本無論是批注方式的出現還是批注內容的呈現，其思想意識、價值取向、語言體系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對當時社會文化環境的“注解”。從批注的方式與內容上可以看出作者的修改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批注方式是在傳統手寫時代作者修訂作品的方式方法，在物質匱乏的時代，印刷品本身就具有稀缺性，建國初期開展“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的運動，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談到“要提倡勤儉持家，勤儉辦社，勤儉建國。我們的國家一要勤，二要儉”，作家們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厲行節儉，在修訂作品過程中盡量減少由出版社制版印刷、修改修訂的文稿，在圖書上作出批注作為修改修訂標識。批注內容也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創作思想上，作家們積極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理解了“問題的中心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作家在修改作品時往往增加“進步性、革命性語句”，提升主人公的政治覺悟，在走向上體現必勝決心。在語言細節的修改上，增加了很多老百姓日常生活用語，句子短小化、口語化，使得作品的可讀性、普及性大大增加。

批注本的編研性資源建設路徑

1.作為展品滿足公共文化需求

作家批注本作為重要手跡載體，以此為基礎的影印再版以及整體、綜合研究，以圖文并茂、收錄大量首次公開的內容為特點，可以滿足廣大讀者對于文人作家及其相關文獻的閱讀、學習、知識、審美、獵奇的需求。批注本所涉及往事的浮現是檔案展覽的主要素材來源，批注本勾連了作品的故事、作者的故事、創作的故事、傳播的故事、閱讀的故事，是重要的展覽素材。批注本之批注，往往是第一時間的感情流露，是即時的率真之談，是學理性十足的本質探討的初稿，批注的形成與后續發展及其相關因素所蘊含的時代之知識、文人之風骨、文字之韻味，往往可以呈現新知識，支撐策展藍本。對批注本批注內容進行痕跡梳理與闡釋、內容呈現與解析，可以發現多條線索與主線交織，任何一條線索都可以作為特定作家群體、特定時期文學發展的展陳工作的藍本，形成展覽向觀眾進行展示，向公眾提供公共文化服務，講好中國故事。

2.構建“藏書—閱讀—研究”視角的重要素材

作家往往根據自己的學術研究需要來訪書購書，從作家藏書角度出發認知其學術研究活動是相當有價值的，藏書提供了作家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藏書所呈現的信息就構成“閱讀史”研究的“原始數據”，將作家親筆書寫的批注文字與其學術研究進行對照，無疑為作家思想人格、精神資源、創作動機以及審美趣味等提供了某種邏輯起點，是研究作家的重要素材。在一些館藏管理實踐中，將名人批注的藏書簡稱為“名批本”，并奉行“名批別書說”，認為名批本因為特有的批注內容與學術價值而區別于同種書的其他復本，被視為一種“新書”，歸為特藏之中，納入名人專藏庫管理，特藏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資源，常有影印再版。如1996年《中國現當代文學茅盾批注本文庫》出版，學界給予了一個特指名詞“茅盾眉批本”。

3.補遺作家全集的來源

將批注本作為歷史檔案、手稿來對待，作為歷史檔案來管理，其典型機構就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其中收藏了大量的帶有批注的圖書與文稿，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中部分入選項目如“茅盾珍檔—日記、回憶錄、部分小說及書信、隨筆等手稿”中就有帶字跡批注的印刷版的修改稿件。依真實性而論，檔案手稿在已刊書信、日記自傳（或回憶錄）、他傳排序中穩居首位，一份檔案手稿可能補充現有研究中的不足，也可能沖擊甚至顛覆現有的研究成果。縱觀著名作家文藝家的全集編纂，即使卷帙浩繁、屢次修訂，也難逃“全集不全”的境況。批注本批注內容既有只言片語的點評，亦有獨立成段與匯集成篇的札記，評論對象清晰，意義明確。近些年來很多全集的編纂與修訂中就增加了以眉批批注為來源的內容，如《錢學森批注整理與研究（1955～2009）》就主要收錄錢學森圖書館內保管的錢學森在其所藏圖書、期刊、剪報及其他資料上的批注。批注本批注內容是原始記錄，具有檔案文獻的特征，對編纂作家文集等有關材料的支撐價值明顯，對批注本進行檔案編研與內容呈現是補遺文人作家全集的重要素材，是檔案編研切入其他學科研究、為特定領域研究提供資料與學理資源的重要方式。

4.豐富文學研究的特殊版本

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研究不斷升溫，現代文獻有手稿、印刷本、選本等的訛誤，大量的是作者本人基于各種原因不斷修訂自己的作品而形成的異文，文學研究往往更側重于通過修改比對，判斷不同異文在修改時所選擇的底本，確定版本流變之節點，進而確立版本的演進鏈，形成版本譜系。豐富的版本使當代文學研究在橫向拓展的同時開辟了縱向深入與升華的新路徑，擴大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向度。如茅盾《夜讀偶記》的寫作與茅盾的大量札記和批注的比對，展現了茅盾晚期文學批評的文體與風格。批注本因為留下了重要筆跡，作為一個特殊版本被嵌入版本譜系之中，批注本是單獨版本，修改痕跡、批注內容是文本之變本，相比于作者求取名作家作序或者將名作家的評論文章收錄作為作品再版序言的情況更為直觀、更為珍貴，尤其是在手寫書寫時代受到現代技術手段沖擊下更顯彌足珍貴。近年來，部分研究者從作家批注入手進行版本研究，成果十分新穎，更是被戲稱“貴族式”的研究。

由于在具體業務工作中存在路徑依賴與慣性思維，批注本沒有作為編目著錄的項目之一，使得批注本無法精準定位與辨認，淹沒于藏書之中。隨著理論推進和對單一文庫的實踐調研，批注本浮現數量已是可觀，批注內容動輒成百上千，如茅盾藏書中韶華《浪濤滾滾》就留有數千字批注。批注本逐漸成為文學檔案發掘的重要領域，如果對批注本進行確認、篩選、編目、集中保藏、內容展現、綜合研究，其意義將十分重大，很多新的史料性信息得以呈現，很多證據性史料信息得以顯現，很多藏書趣事、往事、故事也將得以發現，一些文學史、文化史上的“謎題”也將有望被更為清晰地展現。批注本是近現代文學史料可持續整理與發掘的富礦，關于館藏批注本的發掘挖掘能夠得到學界進一步的關注和探討，將為后世留下一批紙本時代的珍貴特色資源，也將是文獻檔案研究領域的一個新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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