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春歸花落時

《紅樓》抄罷雨絲絲，正是春歸花落時。

千古文章多血淚， 傷心最此斷腸詞。

馮其庸手抄庚辰本《石頭記》

馮其庸先生在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是用毛筆抄了這首詩贈我的。一直由我保存著，那是他在病床上寫的。而今，我從書篋中拿出這張在木刻水印信箋上的書法，細看字里行間，于楷書中有著草書的韻味。似乎就像馮先生晚年走羅布泊、樓蘭古城、敦煌時，透射出那種行走天下、剛柔相濟的神情。

那是走向天堂前寫下的絕筆，馮老握毛筆時的那刻情景，不知是在怎么樣一種生命狀況下完成的。我想，可能馮先生自己也不知是哪一種思想鼓動著。如今已無人可知了。

先生在病床上能寫出這么開數不大的書法，真猶如黃永玉所說：“墨色線條，微妙與精確，簡直像刻圖章那樣講究。”

馮其庸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六年了，離時也正進入嚴寒的冬天。記得那時，我與馮先生夫人夏老師通電話，她說以往一次次生病都逃過了，這次恐怕難了！但是，人生難講，就在馮先生準備遠行時，他會再用一支“金不換”重寫了他多年前寫過的那首詩。

我想，這也許與馮先生抄了一年而畢的那部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不無關聯。

也可能是研究紅學的另一類“甄士隱，賈雨村言”。故顯得更珍貴和有意義。

馮先生似乎是為一部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而延長了他的生命。在他心里，興許是“生命仍寶貴，《紅樓》價更高”。

這部庚辰本《石頭記》，他發奮抄了整整一年，終于抄完。當他抄畢最后一個字時，禁不住長嘆一聲，釋放出一種研“紅”不息的能量，終留下一首悲哀的詩。

這個庚辰年指乾隆二十五年（1760），這時離曹雪芹去世只有兩年，是最接近作者親筆手稿的完整本。說起紅學史上這一抄本，最早接觸這版本的，卻還是我的鄉前輩戚蓼生。

當年戚正在京城為官，有條件拿到曹雪芹留下的未寫完的稿本，還特為作者寫了序，成了我們紅學界研究的“戚本”。

而馮先生，應用《文心雕龍》《詩品》這種古人的評點形式，花了他數十年心血，編纂一部長達一百六十萬字的《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這部評點式的書，做得非常認真、細致。想想曹雪芹是含著眼淚來寫《紅樓夢》的，到了馮先生那一輩，用另一種傷感來抒寫，似有點兒同出一轍。

二、俞平伯《明定陵行》

對《紅樓夢》作者，我心中始終景仰。再講一個與馮其庸先生有關的俞平伯的事。

俞平伯在參觀明定陵后，寫了一首《明定陵行》的長詩，此時正有一位同志請他寫一書法，他便為這位同志寫了一幅書法。而此手跡，幾經轉手，由馮其庸先生收藏家中多年，之后，我到馮先生在通州的家，他和我談起這事。

馮老很大度，愿將手跡轉贈給德清的俞平伯老家紀念館。馮先生雅興不減當年，贈前還特地再用朱色書體，寫了一段話：“此俞平老手澤，由上海劉海老后人轉贈，今即歸之俞老紀念館，得其所也。馮其庸記。”字跡清雅勁秀。當然保存在家久了，有點兒舍不得，但“得其所也”四字，尤這個“所”字，道出了他對曾蒙受過批判的那老一輩紅學家，溫情脈脈一片。

這是一個俞老專書于扇面上的墨寶，受書寫空間之限，整首《明定陵行》詩，尚留下最后十句，未能寫畢。俞老手跡，只寫至“時向深山仆大木”處。

故現把俞平老扇面手跡抄下，以讓讀者賞讀、研究。詩曰：

大峪山前野殿荒，秋風颯然秋草長。懸梯斗下八十尺，眼中兀突金剛墻。

無端瑤闕埋黃埃，券拱三層迤逗開。只道千秋鞏金石，那知彈指輕塵炱。

宮車晏晚定陵路，世態云衣幾朝莫。王侯萬騎送北邙，難救君家一抔土。

贏得飛龍玉座寒，強攜金盌出人寰。昭陽無福眠云母，猶戴瓏玲九鳳冠。

役民地下興華屋，不意兒孫亡國速。金高未饜狂夫心，巢傾忍聽千家哭。

遠從漲海浮明珠，時向深山仆大木。妖書梃擊盡奇談，專寵爭儲皆亂局。

青史何曾判是非，牛山何必淚沾衣。南屯不落新歡笑，廢壟殘丘對夕暉。

今讀俞平老之詩，看似明白，但意蘊深邃，情中有景，景外含情，讀之不盡。為此詩，我曾請教黃裳先生，也請教編輯《俞平伯全集》的孫玉蓉，都認為如若作白話翻譯，興許詩意丟失。俞老作文寫詩（包括五四后的白話詩）一向有行云流水、冠裳佩玉之風。而此詩，既寫了明朝事，又蘊藉當世事。全詩怨而不怒，有余情，有余地，正是對閱讀俞老“古雅蘊藉”之意，大有助益。

三、和百歲老人章克標對談

記得二〇〇〇年的歲末，已是庚辰農歷小雪季節了，忽聽嘉興范笑我說，章克標先生和他新婚不久、五十多歲的東北女子劉桂馥（而章卻給她另取名為“林青”，意為“拎得清” ）即刻要離開家鄉海寧峽石，去湖北保康一個山區農場。我又特地光臨他老的家。雖已三四年未見面了，但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依然是那個能喝善飲，步履輕捷，每天還能吃雞腿、喝牛奶，思維反應靈敏，充滿機智幽默的人。現我把從未公開的與百歲老人的這個于我看來有點引人入勝的對談寫出來。

我說：“記得幾年前我們來看你，你身體不錯，隔了三四年你已經百歲多了，如今看你身體卻越來越好了。”

他卻笑對我說：“我想建議你把這‘好’字，改成‘年輕’。因為，我身子是越來越年輕了。”

“這樣說，章先生是逢到了生命的春天了。”我對他說道。

他卻道出了新意，說：“我的生命是從百歲不老開始轉向青春的。”

這樣的機巧、才情，還留存在這位百歲老人的心靈里，已使我無話可說。

于是，我略帶調侃地對這位老人說：“那么你真像你的學生金庸寫的武俠小說中的‘老頑童’了！”

他卻對我回道：“我活著，還比較不夠頑！”

這回話，使我哭笑不得。可以說這便是章克標，一個曾經的數學家和報人，到了百歲，還于幽默之中透出磨耐幾十年，沒半點認輸的心靈。

聽了這回答，我索性用起了“文革”語言，對他大聲地說：

“如果你還那么頑固不化，我們應該打倒你嗎？”

章克標的回答，更豁達，且帶有挑戰性：“應該被打倒，但怕打不倒，不是嗎？因為，我早已倒在地上了！”話語中充滿了一種自負。也許，因受魯迅的批判，雖早成了歷史，但心中還留存著不服。

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新婚女子林青，正好走過來靠在他的藤椅旁，我指著林女士說：

“章先生，現在你身邊還有美麗的林姑娘了，你已經不肯隨便倒下了吧？”

他的回答卻又是另一番情景，

章說：“不是嗎，她現在也倒下來了！”

這句回話，我真莫名其妙，是指這位東北女子和百歲老人結婚后被人說閑話，說得要倒下了呢？還是說嫁雞隨雞，她也是倒下的人？還是指婦隨夫唱理應一同倒下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我隨即轉到生命問題上來，我問他：“一個人活了一百年了，一個世紀多了，什么都經歷過了，這樣的生命是長了呢，還是‘人生苦短’呢？”

他的回答，似乎也很得體和辯證：

“不長呵，可也不短了，這樣的生命倒合乎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呢。”

我有些奇怪，他的回話，是牽涉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要做什么？是要立功，還是立德，抑或是立言呢？從章克標先生對生命只要合乎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便算不錯了，壽命也長了，抑或是“中庸”和“樂天”使這位知識分子活過了一個多世紀？

后來，我們的談話，牽扯到生活的美滿和愛情問題上來。也許和百歲老人說“愛情”有些滑稽，但他是一個文學家，一定還有愛情留存于心靈深處。 我問他道：“你最近喜結良緣，你是三十年代文學家，而且是傾向于‘唯美派’文學的，你如今的生活有愛情嗎？生活美滿嗎？”

他毫不思考便回答了愛情與生活的關系，他說：

“我現在沒有愛情，但不愛情也要生活，生活也可以不要愛情，而只要人情……”最后在結束這次的談話時，他還補充一句：“不管別人怎么看、怎么說，我生我在。”

那時正是夏末，離別海寧他家時，已近傍晚，似有一陣初秋的雨吹過來。

“一種風流吾最愛，百歲老人有情詩。”

這后半句我把它改變一下，用在和這位歷經滄桑的百歲老人那次對談，不知合宜否，姑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