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

鑒于世紀之交以來的文學現狀，特別是新媒介寫作形成的問題，探討媒介之變對于文學的形態和生態、文學史流變的影響。以案例分析為路徑，再度回溯1990年代《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催生出的“80后”文學、網絡寫作的早期現象，闡述媒介技術、文學生產機制與文學制度的合流所形成的文學新生態。新文體和新文類成為媒介之變的主要后果，如何處置新媒介生產的文本包括在什么限度中賦予其文學身份、并如何進入文學史等，成為文學研究的理論挑戰。提出有必要嚴格區分網絡寫作的文本屬性，嚴格界定網絡文本的概念等看法。

關鍵詞

《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網絡新媒介文學（寫作）；文學生產機制方式

常識上可以判斷，重返歷史現場是不可能的；所謂重返，實際指的是重釋。重釋也就是重新建構一種歷史的描述，借以提出新的史識和史觀，回應的是現實的問題關懷。比如，重返八十年代，或更早的重寫文學史也該算作此類。

我現在要從新概念作文大賽催生出了“80后”文學，說到新媒介技術和文學生產機制的市場化，同樣緣于近年新媒介、媒介之變引發的文學現實問題，即如何理解新媒介寫作的文學史意義。其中的關鍵詞是三個：代際、媒介、文學生產機制。觸動我的緣由乃是近年的新文體新文類的現象，特別是新文體新文類在文學史流變中所體現、擁有的普遍性意義，遂由現實的面向而回溯歷史的思考。從文章技術上說，我也在因個案（新概念作文大賽）來再度探討1990年代的文學變局，進一步挖掘其較為廣義范圍的借鑒價值。同時，順便我也需要借此機會補充和完善一下以往在這個話題上的看法。

199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從宏觀生態上看，大概是新時期文學以來的歷史谷底狀態吧。一種標志性的跡象是，文學刊物幾乎普遍發生了生存困難問題。前幾年說的“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之類，現在聽起來像是矯情了。真正的危機發生時，往往倉皇到了無言。這時，好像只有一個期刊以一己之力，創造了歷史，而且是“轟動效應”的歷史。它就是上海作家協會主辦的《萌芽》月刊。

《萌芽》是典型的傳統體制內期刊。1956年7月，上海市作家協會所屬的《萌芽》雜志創刊。雜志封面刊名用魯迅手跡，寓意承傳魯迅1930年代的《萌芽》精神傳統，以培養文學新人為己任。創刊號印數就有3萬6千冊，年內就漲到了20萬份，可見受到的歡迎程度及影響力之大。“文革”后的1981年，《萌芽》雜志復刊，很快再現了歷史盛況，發行量一度突破30萬份。還發行了《電影電視文學》增刊，發行量也高達36萬。在此期間獲得過不少全國性的文學獎項。1995年，上海市作協領導、著名作家趙長天接任《萌芽》雜志主編。其時，中國文化領域的市場體制機制改革建設也走向了高潮。

即便如此，《萌芽》在1990年代中期也發生了無法解決自己生存溫飽的問題。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已被證明此路不通，無論如何也必須改弦易轍、另謀生路了。當時的刊物應對之策，按李其綱的史料記錄，刊物負責人趙長天這樣說：《萌芽》“到90年代，隨著整個文學的邊緣化走向了低谷?！骷乙簿砣肓松唐坊拇蟪?，《萌芽》受到沖擊。為使‘《萌芽》是為青年人而辦的雜志’的口號名副其實，1996年1月，編輯部請蘇童來寫稿，但效果不大，青年人還是不太喜歡看；后又找到中學老師推薦中學生寫，但這些學生往往將其寫成了應試作文，仍不太理想?！笨磥硪簿褪遣〖眮y投醫了，只是藥方均不見效。

《萌芽》的這種具體情況的更大背景是1990年代初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市場經濟體制加速發展，經濟社會的整體改革成為時代大勢。影響到各行各業的經濟指標考核之類成為生存門檻，同時，主要靠著體制和財政吃飯的單位不再能躺平領到“皇糧”了。自負盈虧決定了各行各業、各獨立單位及其人員的工作待遇和生活福祉。包括文學期刊在內的文化體制改革也就勢在必行。對于一直沒有市場概念、靠著國家財政支撐的期刊來說，這一場陣痛會變成生死攸關的考驗。同時進行著的國企改革中出現的“關停并轉”，同樣在期刊界蔓延開來了。文學刊物幾乎都成了“棄子”。《萌芽》也被逼到了刊物的生死臨界線，但它決心掙扎著試試能否闖過這一關。

《萌芽》的決策是嘗試進行文化產業的市場化改革。以改版內容、調換開本、降低售價、重新定位、明確受眾等方式，通過不斷的市場實踐和反饋驗證，形成了“用一本雜志來體驗青春，用一本雜志來感受文學”的辦刊理念。終于在世紀之交推動《萌芽》成為大中學生的文學時尚期刊。在這過程中，新概念作文大賽更是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1998至1999年初，是《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醞釀籌備期。《萌芽》同仁邀集作家、大中學老師聯同作協合作籌劃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過程，在《新概念作文大賽歷史》一書中已有詳細記載。1998年11月13日，《新民晚報》刊登了記者唐寧采寫的《呼喚中國文科人才——“新概念作文大賽”出臺前記》。1999年第一期《萌芽》正式刊出了《“新概念作文大賽”倡議書》。發起暨聯合主辦單位有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萌芽雜志社》。其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等主流媒體都進行了報道。1999年初，第一屆《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正式舉辦。1999年3月27日，第一屆新概念作文大賽舉行復賽。就此，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方式、身份、地位正式定妝登場了。后來在第七屆新概念作文大賽進行期間，央視的“記憶”系列電視紀錄片就是以第一屆復賽這一天還原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誕生時刻，片名為“精神的家園 《萌芽》新概念”。

在回憶、評價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意義時，幾乎所有人都一再強調了大賽對于當下兩種困境和問題的破解之功：一是文學的困境，二是教育的問題。前者需要尋找文學的作者和市場，后者需要助力改革語文和作文的僵化應試教育模式。從策略和結果上看，《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迅速成功顯然該歸于主攻方向和方式的成功——主打教育牌，以中學生為主體的作文競賽從文學的“低端”向上掀起了甚至掀翻了文學的臺面。“作文革命”直接引發的是“語文教育革命”，間接影響到的卻是更加有力而產生深廣歷史后果的“當代文學革命”。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時間整個文壇為之晃動。因為“文學革命”的新型生產力、作為一個文學代際的“80后”作家隨之呼之欲出了。這是發生在20-21世紀之交的文學史革命。

事實上，文學界一開始就是把新概念作文大賽視為文學事件、而非僅是語文或作文的一項賽事。第一屆大賽之后不到半年，《萌芽》就啟動了第二屆新概念作文大賽（1999年8月1日）。這注定了世紀末的最后一個暑假不再彷徨或頹廢，青春文學的火焰正在接續用力推開新世紀文學的新生之門，世紀末的文學將從此被重新定義。第二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復賽之前，《文藝報》進行了整版報道：

回眸世紀末最后一個年頭——1999年，文學界最讓人感到新鮮的、最有沖擊力的、最有社會影響的活動，恐怕要數《萌芽》雜志舉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了。

《文藝報》分析說，全國所有的文學雜志都在經受著“日益猛烈的商品化大潮的沖擊”，同時困擾于“文學事業后繼乏人”的嚴峻現實，但《萌芽》在危機時刻終于擺脫了其他青年文學期刊“要么倒閉，要么走向地攤”的命運，憑借“新思維、新表達、真體驗”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一新文學寫作的文體和精神的面貌氣象；并且還借助了大學高等教育的強力政策支持，用招生加持了這項賽事，終于挽狂瀾于既倒，既推動了教育新政，同時再造文學新生。幾代著名作家包括王蒙、鐵凝、葉兆言、趙麗宏等，在參與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評審后，都對賽事中涌現出的新作品予以了高度評價。王蒙甚至不無夸張地說：“這些沒有應試束縛的文章里，放射著思想光輝，語言漂亮老辣，寫得從容有致……我們可以擱筆了。”——這是一場因青春生命激情表達的文學作品而形成的對于文學現實和文學未來的判斷與預期：一代新作家即將登上文學舞臺。

不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畢竟只是個案孤例，并不可復制。中國文學刊物的普遍現象是同質化的期刊占據絕大多數，個性化、具有差別性優勢的文學刊物實屬鳳毛麟角。這使刊物的作為也不能不十分有限，且不能不受制于經濟原因的制肘。制度上的原因，或許文學刊物多從屬于行政化管理的各級作協文聯，規范大同小異，刊物本身并不具備能夠各自做主的權力。而且，即便是一度如日中天的《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后來也不能不歸于平淡了。大概七、八年后，各地的類似作文賽事就蜂起跟風爭搶市場份額了，這類賽事包括新概念作文大賽自身，只是憑著人口（在校學生人數）的支持和慣性在繼續維持著了。

還有根本原因是，不僅在當時，《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并不能解決普遍性的文學期刊的困境問題，不能根本上解決紙媒文學出版物的市場生存問題。盡管“80后”文學的名聲席卷了整個社會，但在世紀之交也只是一種越來越趨于類型化的文學寫作方式，而且并不成熟；“80后”作家只是一代明顯有限的文學生產力資源，并不能充分滿足當下全體社會各種人群對于一個時代的文學期待。粗略地觀察，“80后”文學——并不限于《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出身的作家——的真正燦爛綻放，應該是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而且，迄今仍在繼續。

也許，《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最重要意義在于，因為不期然地成功推出了一代作家“80后”，特定時空條件支持造就了一代新的文學景觀和文學生態，所以足以強烈地啟示文學界開始考慮文學生產的機制問題了——文學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而且，緊跟著世紀之交“80后”文學的熱度燃燒，網絡時代很快也來臨了。傳統的紙媒文學可以說同時經受著社會邊緣化和技術性擠壓的雙重威脅與壓迫。

2000年，萌芽網站建立。就在舉辦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1999年，《萌芽》雜志開始了籌建網站的策劃?！睹妊俊返某晒?，包括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成功，根源于《萌芽》同仁的遠見、行動力和未雨綢繆的預案，其結果就是占得了歷史性的先機。一切成功都不是偶然的。他們的初衷或許很簡單，即將來臨的網絡時代，刊物與作者、讀者、社會的關系，很顯然需要通過網絡媒介更多在虛擬空間進行了。更為直接的是，刊物的網站也是為新概念作文大賽建立一個更為及時、傳播更廣的信息平臺。于是，萌芽網站于2000年3月26日正式上線。這個時間點正好是在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復賽舉行的一整年之后。由此，我想強調的是，新概念作文大賽推出的“80后”作家，既是1990年代末、新世紀初最后一代由紙媒推出的作家，也是網絡媒介支持的第一代作家。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80后”文學的形象塑造和生產特點。

比萌芽網站更早，甚至比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更早的是，第一家文學原創網站“榕樹下”，更早就在1997年開通上線了。“榕樹下”和《萌芽》都在“南巡”后加速了改革開放力度的上海。他們在上海接入了互聯網的時代，并因此開啟了網絡文學的新世紀、新時代。當時，幾乎還沒有人敢于充分自信地預測：這就會是未來文學的主要路徑，這會全面改變中國文學的作品形態和宏觀生態。

從“榕樹下”開始，后來一般所謂的網絡文學史也就開始了（姑且不辨網絡文學界的專家對于網絡文學元年的分歧主張）。因為有了網絡原創的概念和平臺支持，我們從虛擬路徑知道了、熟悉了作為寫作者也是作家的痞子蔡、安妮寶貝、李尋歡、邢育森、寧財神、黑可可、王貓貓……他們絕大多數不是紙媒的發表作家，雖然后來也陸續、轉型在紙媒發表作品。也知道了、讀到了《智圣東方朔》《告別薇安》《蚊子的遺書》《大連金州不相信眼淚》……這樣的作品。他們及作品風行一時，在新世紀初構成了與《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賽出身的“80后”青春文學寫作者雙峰并峙、領袖風騷的一代文學時尚標志。雖然很長時間里，他們都被傳統紙媒文學界很不待見，都被輕蔑地稱之為“寫手”而非作家。但是，他們的強勢姿態和市場支持，使得整個文學界不得不越來越無奈地傾向于承認，新的文學時代、新的文學史確實已在媒介革命的風暴中開啟了。

據說是因為網站管理和商業運用問題，到了2002年，“榕樹下”創始人朱威廉把“榕樹下”賣給了貝塔斯曼，后又轉賣給了歡樂傳媒。但其時的網絡寫作趨勢已經不可逆轉，而且飛快地形成一種強勢、沖擊并躋身主流的寫作方式和文學、文化產品的生產方式。

接著的2003、2004年號稱博客年，很快新起的名人博客、博客文學效應，成為新電子媒介全面介入寫作和文學生產流程的一種相對穩定的方式。預示了網絡文本的生產完全可以具備文學生產全流程的功能。也在2003年，起點中文網實施付費閱讀制度，嘗試推進了網絡文學商業模式的建立。

與此相應，同時的電子商務也起步了強勢崛起的“瘋狂”生長過程，京東、阿里……從此主導了我們的商品消費的主流生活方式。在社會和個人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個人電腦及各類新電子產品由時尚炫酷而普及波瀾不驚，技術更新的速度迄今未見減緩。由此，我說，網絡新媒介的普及，意味著人類生活進入了一種新文明時代，而非僅是工具層面上的技術和文化的改變或提升。近年的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不斷地驗證著這種新媒介文明論的觀點。

因此，不難理解前文提到過的這種現象觀察：20-21世紀之交“80后”的“紙媒誕生”與“網絡重塑”，顯示的是新的文學史現實與文學史轉型的雛形構建。而不同于紙媒的傳統出身，網絡寫作更鮮明地體現為體制權利之外的自發性和叢林法則下的“野蠻”生長態勢。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的宏觀趨勢，莫過于由這兩股勢力牽引著朝向文學的社會前沿和市場方向前行，最后在更為廣泛的范圍里合成為同流——不是這兩股力量的單獨或彼此的合流，而是它們都與“國家文學”的主流匯合同流了。對此需要有一種著眼于國家制度層面的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宏觀政治理解。

概言之，新世紀新媒體時代的中國文學，加持了技術、商業、市場的資源和力量，一方面部分更新甚至取代了傳統權力和紙媒主導的文學寫作，另一方面在短暫的磨合之后，沒有多少滯礙地融入、形成為當代文學的主流形態。“寫手”寫作的身份實際上獲得了正統文學的地位。

2014年，上海成立了網絡作家協會。2016年，第九次全國作代會上，唐家三少當選為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唐家三少、天蠶土豆、跳舞等八位網絡作家名人入選作協全委會委員。幾年間，多省相繼成立了網絡作家協會、網絡文學創作委員會等專門組織。網文年產量超過了此前60年紙媒出版總量。

最后，隨著2008年開始普及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形成技術大趨勢，新媒體進入了移動互聯時代，網絡寫作一下子得到了爆發性增長的時機。近年，人工智能的加速發展，對于網絡新媒介寫作的影響必將更深入地推進到人機合作的模式。目前，這一趨勢甚至已經直接影響到了大學創意寫作的教學體制建設中了。

商業模式上看，從早期的VIP付費閱讀到后來的IP運營，網絡生產的產業鏈早已形成、不斷趨于完善；網絡文學IP熱顯示了集傳媒、娛樂多元一體的完整、成熟的商業運行模式。商業市場的完善，產品價值的兌現，全面助推了以新文體、新文類為表征的新媒介之變造就的文學史類型創作時代的形成——19-20世紀之交形成的紙媒文學產業幾乎就是20-21世紀之交新媒介文學產業的前世；兩者在文學形態和生態上的突出表現，同樣都是類型文學的空前繁榮和發達。

在這樣一種形勢和氛圍中，再說回到《萌芽》就看得更清晰了。如前所說，《萌芽》的策略抓手最早是紙刊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但很快就著手開始了網站建設，并且大獲成功。2005年，萌芽網站完成一期改版。2006年，萌芽網站二期改版完成。除了原有的信息發布、交流互動等功能外，新增了萌芽播客、聊天室、在線投稿等新功能；還改造了論壇結構方式，聚攏作者與讀者在網站進行面對面交流。網站的輻射面進一步擴大，僅注冊會員數就近70萬，日均流量上百萬，論壇日均發帖量高達1.5萬個。這些數據表明萌芽網站儼然成為國內頂級的青春文學網絡專業平臺。與此相應，《萌芽》紙刊的訂戶和發售也達到了約50萬份。此外，“萌芽書系”從2003年開始，逐漸打造成了最具知名度和最具影響力的青春文學圖書品牌，多年暢銷。

可以這樣說，在世紀之交這樣一個特定時期，“80后”的誕生填補了紙媒文學因整體性的衰退而不得不撤出的空間，網絡新媒體寫作則是進一步生發、引領了整個文學生態的新的發展方式和方向。這一切都主要緣于、又歸于文學市場化生產機制的形成及成熟。如果說媒介之變是一種技術面的引導和制約，文學生產機制則是以文學觀念為內涵的文學價值實現方式的保障。兩個世紀之交的文學史轉型現象，都充分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1990年代中國文學歷史流變的關鍵所在，并因此影響到未來、影響到今天，我以為莫此為甚。然后，我們再來適度展開討論理論層面的問題及意義。最早的“80后”寫作、稍后的網絡寫作，都從文學生產的表象和面向上呈現出了一種開放、破界、多樣、泛化的趨勢，也就是說，文學寫作的新勢力上場伊始就是無所顧忌、無視文學經典傳統規范的一種自由寫作——或可將之視為“非自覺的文學性”寫作。表象上看，20年后成為一種時髦說法的“文學無界”，早在“80后”誕生之時幾乎就是他們的天然常態了。當然，并不否認“文學無界”更具有自覺意識和理論準備。至于說網絡寫作根本上就是傳統紙媒寫作規范的顛覆?！疫@樣說不涉及文學評價，只在于現象的描述和概括。那么，文學和寫作的傳統邊界、連同經驗性觀念的崩塌，必然會導致文學（經典）定義之難的問題，首先是我們一下子覺得原來的文學觀念和經驗都無法有效地面對新的文學現象和現實了?；菊系K是，從紙媒到網絡，新媒介寫作的文學范疇的重釋、重塑問題，至今也并沒有在理論上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雖然網絡文學時代已經超過了20年。

從1990年代開始，也就是從“80后”誕生的時代開始，文化批評、文化研究在文學學術中形成潮流性的影響，文學的傳播、商業化、媒介性等開始受到普遍重視。但真正意義上的“媒介（性）的文學”問題討論，還待真正進入電腦普及、網絡寫作成為時尚流行的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后期。“媒介（性）的文學”潛臺詞或其實際含義，是指文學的支配性要素（資源、生產方式、傳播、再生產、跨域……）都已經技術性地轉換和改變了。我把新媒體、新媒介（文學）寫作定義為憑借互聯網平臺及其技術（產品）支持而形成的（文學）作品形態及廣義生態。動機就在強調網絡寫作不同于紙媒文學寫作的技術性特征——媒介性文學生產是以媒介之變（數字化、新媒體、融媒體的技術）為核心驅動而引發、支持、新創的大眾市場化文學生產機制及生態型塑現象（既指寫作、傳播、消費、評價……，也指文本的文體、修辭、技巧……乃至新文類的創制）。這是一種源于、受制于具體媒介技術而產生、形成的廣義寫作（包括文學寫作）現象。因此，網絡寫作與網絡文學并不能對等，網絡寫作、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紙媒文學更不是一回事。嚴格地說，在學術上不能以文學之名泛泛討論網絡寫作、網絡文學的問題。

從技術、工具即媒介的功能意義上說，新媒介是對寫作和文學的生產力的空前解放。但其普遍性的意義在于，傳統和現實的界限及壁壘由此被全面突破，規則和秩序需要整體性重建。換言之，新媒介時代的權力結構必須進行全面調整和重建。這也是寫作者身份地位、文本作品形態、市場傳播方式、評價權力機制之所以改變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新媒介文學和新媒介寫作促使文學觀念、寫作觀念發生歷史性轉變，并因此重構、賦予了文學和寫作的嶄新意義及基本價值觀。

1990年代以來，我們先是遭遇到了商品化、市場化的沖擊，但文學問題仍在傳統（紙媒）范疇中討論。經歷過傳統紙媒之變后，我們面對的是所謂網絡文學（媒介性文學生產）的身份和地位及其合法性的現實挑戰。這關涉到文學形態和文學生態的認知及文學史建構的方式問題——如何將網絡文學納入既有的文學史系譜中，同時建構網絡文學的自身歷史。簡言之，這是兩個媒介之變產生的問題：傳統紙媒之變誕生了“80后”，新媒體之變產生了網絡寫作；媒介之變引發和支持的寫作潮流一方面溢出了傳統的文學范疇，另一方面同時又涵蓋了傳統文學，其中的關鍵就是寫作、文本、文學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機制改寫、改變了文學史的穩定性及其慣性——新文體和新文類成為媒介之變的主要后果。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還是：如何處置新媒介生產的文本、包括在什么限度中賦予其文學身份、并如何進入文學史？

我最近的考慮是嘗試提出一種設想：應該區分網絡寫作的文本屬性。首先是將網絡寫作區分為文學性寫作和非文學性寫作，對于前者，可以使用網絡文學的概念，即不再使用籠統的網絡文學概稱網絡寫作，或者，將網絡寫作產品概稱為網絡文本。

其次，嚴格界定網絡文本的概念，我的建議是以網絡技術特點作為網絡文本的定義關鍵詞，以此區分于紙媒寫作文本或文學。那么，網絡文學的界定或定義也就在此基礎上獲得完成——網絡文學是一種由網絡技術定義的文學形態。這才符合學術規范，符合新媒介文學的特征。

歸根結底，我們是在網絡技術文明、也是人類社會發展文明的意義上界定新媒介文學，潛臺詞是文學正在經歷一種“文明”的轉換，或蛻變。這一歷史進程無疑是從世紀之交啟動的，是從1990年代末誕生的“80后”、紙媒的末代作家現象——文學代際的一次偶然生成方式中，才延續、彰顯為一個跨世紀、跨文明的文學史之變。在特定的政治意義上，這也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國策在文學史上造就的一種直接而深刻的結果。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