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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長篇小說《寶水》，以散點透視法描繪出一幅中國大地上鄉村振興的風俗畫。 （均受訪方供圖） 制圖：李潔

 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長篇小說《寶水》，從豫北山村寶水的自然環境、空間布局、風物禮俗和人倫關系展開敘事，從麥子灌漿，花樹繽紛，春去秋來、茶米油鹽的日常生活中，以散點透視法描繪出一幅中國大地上鄉村振興的風俗畫。本報記者特邀作者喬葉深入對話，講述作家如何通過“跑村”和“泡村”的方式關注、觀察、親歷著當代鄉村生活，認識新時代的鄉村豐富而深刻的嬗變；如何汲取生活的新鮮“寶水”，不斷更新眼力、腦力、筆力，歷時七、八年，易稿十余回，用心、用力、用情地描摹新時代的山鄉巨變。

對幸福生活的熱望是《寶水》的靈魂

王雪瑛：寶水村是太行山深處的小山村，正在由傳統型鄉村轉變為以文旅為特色的新鄉村。如何書寫和描摹正在新時代形成和崛起的新鄉村，對于當代作家是一種挑戰，從醞釀準備到創作完成，你用了多長時間？有易稿十余回嗎？最讓你費心費神的是小說創作中的哪些方面？書名如何而來？

喬葉：小說從動念到寫成用了七、八年。最早起意寫《寶水》是被豫南信陽一個村子所觸動。2014年春天，我去這個美麗宜居示范村參加活動。信陽毗鄰湖北，山清水秀，又產茶葉，和當地其他鄉村比有差異。當時村民們就已經在自己家里做民宿，他們的言談舉止和日常處事方式，很不同于我記憶中的農民，心靈深處封存著的鄉村經驗由此開啟。當時就寫了一些散文，也積累了一些小說資料。我在寫作中有幾次大的思路調整，原本是以這個村為原型，我也在村里住過一個時期，積攢了很多資料，后來發現只能以游客的筆觸來寫散文，寫小說進不去狀態。說到底我是個外人，無論來多少次，認識多少人，都難以進到他們生活最深的內部，比如他們微妙的矛盾是什么，他們之間如何人情走動等，而長篇小說的寫作必須進入生活最深的內部。后來我把焦點和重心轉移到了豫北老家，很快就進入到了最深的內部。當然，在信陽積累的素材也沒有浪費，尤其是明顯的故事點，都可以拿來用。只要人物能活潑潑地立起來，故事就能跟著人物走。

寫這部與當下鄉村密切相關的小說，對我而言非常難。需要費心費神的地方很多：動筆前的資料準備和駐村體察，進行中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審，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調整和細部精修，還有在前輩的鄉村敘事傳統中如何確立自己的點等等。還有小說的結構問題，我設置了多重結構，有心理結構、地理結構、故事結構、時間結構等，我還做過兩次大的時間結構調整。

其實對這個題材的總體把握也很難。為什么寫當下難？因為這個“當下”正在躍動彈跳，難以捕捉，很少有現成的創作經驗可做參考。我就是一個笨人，所謂的經驗都是笨的經驗：聽憑自己的本心和素心，到生活現場去耐心地傾聽和記錄，再對素材進行整理揀擇，然后保持誠實的寫作態度，遵從內心感受去表達。

小說中的村里有一眼泉水，泉眼狀如元寶，得名寶水泉，村名就叫寶水村。小說以《寶水》為書名，深層所指是寶貴的人民力量。村里人都懷揣著對幸福生活的熱望努力向前，他們的精氣神兒是《寶水》的靈魂。在對鄉村持續體察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生活是創作的“寶水”。

王雪瑛：《寶水》緊貼當下變革中的鄉村生活，展現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重大主題，卻并未流入圖解政策的概念化，而是從無數的“極小事”“扯云話”的家長里短中間，讓讀者看到了寶水村“常”中有“變”，引發“變”的契機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只有熟悉和深入當下的鄉村生活，才能書寫中國鄉村正在發生的巨變。你用“跑村”和“泡村”兩種方式關注、觀察、親歷著當代鄉村生活，一定有著豐富的內心體驗和感受，請說說讓你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小說里新鄉村的“新”從哪里來？

喬葉：再高的山也需要一步一步攀行，對巨變的書寫也必得附麗在具體細節中。越是讓人震撼的宏圖，細節越要經得起推敲。越是宏大的主題，可能越是需要小切口進入和細微表達，才更能讓人信服。

對鄉村長時間的浸泡和觀察，讓我獲得了豐富、生動的細節。比如村里人都種菜，以前互相薅對方地里一把菜都沒關系，后來大家都開始做農家樂和餐飲，一把菜炒一下裝盤能賣20塊錢；開客棧客源多，住不下的客人，如果介紹給關系好的鄰居時，是要提成，還是下次互相介紹客人？這些小事都很新。那種傳統的以物易物受到了商業化的沖擊，會帶來復雜微妙可愛的心理改變。

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很多，主要還是人。九奶曾是個接生婆，我走了好幾個地方，采訪那個時期的接生婆，最感動的一次是采訪我老家楊莊的那個老人，這次我再見她，還是童年記憶中的樣子。她非常健康，記性很好，居然認得我，她很細致地講起我的奶奶等，我奶奶和父母都已經去世多年了，在她的講述中栩栩如生。她還講當時怎么給我父親接生，聽著聽著我的眼淚就下來了，真是百感交集。

我還采訪了很多鄉鎮干部，聽他們講工作的甘苦。他們的很多觀點出乎我的預設。一位曾經的鎮長告訴我，咱們的老百姓大多數都有情有義。即使當時在工作中發生過很大的矛盾，幾年過去也都能云淡風輕。你路過他家，照樣跟你打招呼，你進到他家，照樣招待你吃飯。這就是咱老百姓，我把這些都寫進了小說。

新鄉村的“新”，不是從臆想中來，只能從生活里來，是屬于生活自帶的生生不息的鮮靈靈的“新”。這“新”能不能被看見，能被看見多少，都是對小說家的某種考量。如果你是沉浸式地去體驗，那就能感覺到它。

把小“我”放在時代發展的大視野

王雪瑛：你選擇“我”這個寶水的外來者作為敘事者，讓讀者與曾經是記者的“我”同步了解寶水。有意味的是“我”不僅僅是敘述者，同時也是鄉村生活的親歷者，通過人到中年的“我”，從小在福田莊成長的經歷，自然地形成了鄉村過去與現在的對比，福田莊與寶水村的對照，從時間與空間的層面，從豐富人物經歷和內心的層面，深化與拓展了小說的敘事場域。你是如何想到“我”的人物設計與小說的敘事方式？小說中“70后”的“我”，與現實中也是“70后”的“你”有著怎樣的關聯？小說中的“我”是否融入了現實中的“你”許多生命體驗？

喬葉：你的問題提醒了我，對自己的小說進行了粗略盤點，發現自己還真是特別喜歡以“我”為角度，中短篇里有很多，近十年來的三個長篇：《認罪書》《藏珠記》和《寶水》也都是，第一人稱敘述已經深入了我的寫作習慣。

我寫小說也有二十多年，寫作的內在動因一直在發生著改變。曾經以為寫小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后來以為寫小說就是寫故事，再后來以為寫小說就是表達認知，直到近些年，我覺得寫小說就是寫自己——寫“我”。這個“我”由以前的“小我”在朝著“大我”的方向和境界逐漸拓展。評論家謝有順認為，細碎的、帶有個人濃厚情緒的寫作方式是屬于“70后”典型的寫作方式，而在《寶水》中，帶著個體情緒和細碎的“我”被放在了時代的視野里，放在當下正在變化的時勢里來寫，獲得了一種整全感，從而跨出了重要一步。他認為，很多“70后”作家都要直面這個難題，寫作才會變得寬廣有力。我深有同感。《寶水》的寫作，很深的內因是自我答疑。雖然我是個鄉村孩子，但對很多事不懂，比如為什么會為一壟麥子打一架，為什么要比誰家的房子蓋得更高。我長大后又和鄉村漸行漸遠，但鄉村的根一直在，困惑也一直在。地青萍心懷著福田莊的兒時記憶生活在寶水村，以對寶水村的點滴認識來理解兒時的福田莊，我也是一樣。寫作《寶水》就是不斷地回望來時路，由“小我”逐步走向“大我”的過程中，我漸漸理解了他人為何如此，漸漸擁有了領會他人并和他們共振的能力，生命的寬度、厚度、高度和亮度也因此得到了有效增強，文本的氣息和格局也有了相應改變。

王雪瑛：小說以散點透視展現寶水的日常生活，并沒有設置中心的矛盾與沖突，沒有奪人眼目的“強情節”，而是將小矛盾與沖突散落在生活的流動中，你有沒有擔心過小說的可讀性？

喬葉：寫這小說時，那種“強情節”的可讀性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也沒有擔心過可讀性。這就是一部慢小說，意味著這部小說的讀者要對鄉村發生的一切有興趣，有耐心陪伴著村中的人們度過一年光陰。小說和讀者之間有一個雙向選擇。讓我欣慰的是，目前讀者緣還挺好。

王雪瑛：村支書大英和她的上級楊鎮長，鄉建專家孟胡子等，他們在美麗鄉村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類人物往往很不好寫，容易流于政策或理念的化身而缺少血肉。人物塑造也是《寶水》創作中的重大考驗吧？

喬葉：《寶水》里的人物都來自于生活中的原型，不是一對一的原型，而是將很多原型人物集合到一個人身上。生活中的原型都非常復雜生動。如果要寫到小說中，必須做深度的整合處理，小說中很多人的姓名都是承載含義的。比如孟胡子全名孟載，孟即是夢。大英姓劉，她是留駐鄉村的堅決派。我和不少鄉鎮干部聊過，他們現在都由管理型思維向服務型思維轉換，怎樣和村干部打交道，和鄉賢處關系，怎么進行鄉村形象打造，應對輿論等等，這都是新的工作焦點和難點。他們把“與時俱進”落實在每一件細小的事情中，既要打通跟外面的渠道，也要有他們自己的節奏。我以采訪時熟悉的鄉鎮干部為原型，塑造了楊鎮長的形象。塑造人物當然很難，如果準備得夠充分的話，人物的血肉自然也有條件豐滿起來。

王雪瑛：你曾經“潛伏”在村莊，沒有“暴露”作家的身份。

喬葉：我到村里去的時候，特別不想帶樣兒，不端著架勢說話，因為我想知道人們真實的情感，真實的生活狀態，真實的隱秘。我如游客般到各個村子里，走東家串西家地轉悠，聽人家扯閑話。如果端著架勢問話，大家會警惕，動作、語言、訴說、態度都會變形。“潛伏”就是去身份化地自然地融入他們的生活流，聽他們訴說，觀察他們忙忙碌碌的生活狀態，他們對我熟視無睹了，他們的講述和表現就真實而自然，這是我想要的。

不能待在獎項的加油站里不出來

王雪瑛：如果說小說真正的主角是“寶水”，那么充滿了方言土語的人物對話不僅使人物塑造更為鮮活，也使“寶水”的形象生氣盎然，地域“風俗”更加濃郁。你在小說中如何嫻熟地運用方言？

喬葉：當我寫作這小說的時候，就決定著它有了自己的語言調性：語言的主體必須是來自于民間大地，落實到我這里，最具體可感的就是老家豫北方言，我從小浸泡在這語言里，已經成了最重要也最基礎的話語方式。但使用方言也很復雜，要經過精心挑揀和改良才能進入到小說中。我的選取標準之一就是既有地方性又不至于造成阻隔，同時又符合村里人的身份習性，哪怕說工作的事，也會用貼近的生活物品來打比方。比如說請領導來多做點兒事，就說“既然請他來稱鹽了，咋就不能順手再打點兒醋。”“咱先把事兒扎透。知道鹽打哪兒咸，醋打哪兒酸。”聽到這樣的語言我暗暗激動，覺得撿到了寶。

有作家認為《寶水》的語言三成書面語、七成方言土語，寫活了人物、帶動了故事。除了方言，我也融合其他語言：人物來自不同階層，語言也是八面來風。我希望語言層次和樣貌能盡量豐富。

王雪瑛：鄉土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輩作家以深入生活的創作實踐，為當代文學留下了重要文本與寫作經驗。哪些鄉土作品讓你印象深刻？給予你怎樣的文學滋養？

喬葉：河南前輩作家寫鄉土的佳作很多，比如李佩甫的《羊的門》《生命冊》都特別好。我最早讀他的中篇《黑蜻蜓》時，每次看都會哭。他對我的寫作很關注，經常教育我“要再寬闊一些”。我將《寶水》寄給了他，忐忑地等待著他的評價，他看完后，我問：“寬闊了嗎？”他笑道：“寬闊了。”聽到這個肯定，我心里才踏實下來。

王雪瑛：在全球化與融媒體時代，移動互聯網讓我們對世界了解得更多，信息被傳遞得更快，也讓故事的陌生感和傳奇性變得更稀缺。作為70后的代表性作家，你如何理解這個問題？

喬葉：如果單論故事，生活里的故事可能比小說里的故事更傳奇、新鮮、熱辣。現實世界里，生活就是故事的大海，小說只是故事小小的漩渦。以我淺見，生活里的故事和小說家的故事有太多本質的不同。小說的任務是貼著人心和人性去書寫日常經驗和基本情感。如果說新聞是河流上的波浪，小說就是河流下的河床，探測的是人性復雜幽深的成分。《包法利夫人》中的故事原型來源于舊時新聞，但福樓拜寫的小說讓無數人到現在依然可以看到自己。我對小說的存在價值從不懷疑。生活在這個故事世界，把這世界上的故事細細甄別，經過作家的創作，讓它們進入小說內部嶄新成活，茁壯成長，再創造出一個獨立世界，我覺得這是小說寫作的樂趣，也是文學生活的活法。

王雪瑛：從老家河南到新家北京，生活地域的不同，對你的寫作有什么影響？《寶水》榮獲茅獎，你的內心是怎樣的感受？

喬葉：“故鄉是離開了才能擁有之地”，這句話刻在了我的記憶中。自從工作調動到了北京，在地理上距離故鄉越來越遠后，我更深地理解了這句話。有人開玩笑說，你現在是北京人啦。我說，不，在北京反而更顯出了我是個河南人。

當然，北京是全國的文化高地，有著最密集最優質的文學資源，我可以有各種渠道各種機會去學習。如果我沒來北京，《寶水》很可能不是這個質地。北京三年的生活和工作對我的寫作有著非常重要的提升和成長。如果說《寶水》里面的情感基因是河南，那么《寶水》背后的精神氣場就是北京。《寶水》獲得茅獎后，我備受鼓勵，備感溫暖。獎項就像加油站，我不能待在加油站里不出來，寫作是一條長路，最有意義的事還是在路上，繼續努力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