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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的一首《羅剎海市》帶火了淄博的聊齋園，游客人山人海。蒲松齡是淄博人，他的故居自然是游客關注的對象。連帶著同為淄博人的王士禎的故居，也受到游客的關注。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王士禎是在北京度過的。從古色古香的琉璃廠東街向北，有一條狹窄的封閉式胡同，因位于火神廟西側，被稱作火神廟西夾道。清朝末年，改稱西太平巷。全長90米、寬約1.3米至3.4米的西太平巷，是一條名副其實的小胡同。這條胡同的5號院院門旁邊，懸掛著一塊黃色標牌，上面的文字為“西城區一般不可移動文物——王士禎故居”。

大名鼎鼎的清代詩人、文學家、詩詞理論家王士禎在京做官期間，曾在這里居住。據說，他在北京南城還有另外兩個住處，分別為慈仁寺（報國寺）和保安寺。王士禎在西太平巷5號居住時，庭院里有一株粗壯的紫藤，所以他將自己的宅院命名為“古藤書屋”。現在，這座院落為民居。

學霸詩家 文壇領袖

古藤書屋的主人王士禎，自幼聰慧過人。他5歲入家塾讀書，7歲熟讀《詩經》。順治七年(1650年)，應童子試，接連獲得縣、府、道第一名。17歲鄉試中舉人，21歲會試中進士，這在科舉史上是罕見的，堪稱學霸。另外，他的書法童子功亦非同小可，9歲即能草書。此后，書風與詩風一樣，歷經數次變化，早期率真狂放，中年以后瀟灑俊逸，韻味悠長。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禎任戶部郎中時，康熙皇帝問一位內閣學士：“當今博學善詩文者，哪個人第一？”那位內閣學士回答：“為首應是王士禎。”康熙皇帝又問馮溥、陳廷敬、張英等大臣，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說，當推王士禎。于是，康熙皇帝在懋勤殿召見王士禎，命其即席賦詩。王士禎的出口成章，令康熙皇帝大為贊賞。此后，他改授翰林院侍講，不久升任侍讀，入職南書房。對王士禎的才學和詩文風格，康熙皇帝頗為欣賞，稱贊他“博學善詩文”、“詩文兼優”，并下詔讓他進呈書稿。王士禎甄選詩文300篇，輯為《御覽集》，呈送康熙皇帝后，康熙皇帝時常閱覽。對一個文人來說，這無疑是莫大的榮耀。那一年，王士禎38歲。

王士禎詩文雖好，卻從不以詩文向權貴獻媚。權臣明珠做壽時，眾官員趨之若鶩。有個大臣試圖趁機討好明珠，手持千金作為酬資，請王士禎代作一首阿諛吹捧明珠功德的祝壽詩。王士禎當即拒絕，并義正辭嚴地說：“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為也。”身處勾心斗角的官場，卻不同流合污，難能可貴。

以詩文名揚天下，并被公認為文壇領袖的王士禎，主要成就在詩文創作及詩文理論方面。他一生創作詩歌4000多首，著有《漁洋詩集》《漁洋續集》《蠶尾集》《蠶尾后集》《過江集》《白門集》《神韻集》等數十種。在詩詞創作方面，王士禎是“神韻說”的踐行者，但他提出這一主張后，并未系統闡述。有人認為，王士禎的“神韻說”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詩歌藝術風格，“優游不迫”與“沉著痛快”并舉，同時側重于古淡閑遠，簡稱“并舉說”；二是形式與內容高度統一，重在詩的內在品質，簡稱“統一說”。對王士禎的“神韻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其學術價值在于，超越了傳統文學研究所執著的具體文本形式，對古典作品藝術價值的理解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可謂別開生面。

值得一提的是，王士禎在實踐“神韻說”，并取得豐碩創作成果的同時，突破了正統文壇和文人偏見，重視并高度評價小說、戲曲、民歌等通俗文學形式，在小說、戲曲、民歌、書畫、藏書、史論等領域均有建樹。他的文學作品既有陽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雅俗共賞。

體恤民情 為官清廉

王士禎，字子真，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世稱王漁洋，山東新城(今山東省淄博市桓臺縣)人。他的原名叫王士禛，逝世10年后，雍正皇帝即位，因“禛”字犯忌諱，改稱士正；乾隆年間，又因“正”字與原名發音不同，改為士禎。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王士禎，自幼受到淳厚家風的熏陶。在山東新城，人才輩出的王氏家族被稱為“齊魯第一進士家族”，從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的300多年間，這個家族出了30位進士、52位舉人、158位貢生，為官者100余人。當地人戲稱“王半朝”，意思是王家的官員可以組成半個朝廷。因王家曾四代官至尚書，山東桓臺境內至今還有歌頌王家功德的磚牌坊，上面刻有明代董其昌題寫的“四世宮保”四個大字。

王士禎的父親王與敕教子有方，四個兒子中有三個考中進士，分別為王士祿、王士祜和王士禎。他們走上仕途后，均以政績和詩文聞名于世。父親對王士禎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為國效力，澤延后嗣”。順治十七年（1660年），王士禎從家鄉啟程赴揚州擔任推官。父親考慮到他年少為官，缺乏經驗，而且是掌管司法事務，關系到黎民百姓的生死安危，一旦閃失非同小可。于是，便隨王士禎一同前往，以隨時監督兒子的言行。作為王家第八代傳人，王士禎官至刑部尚書，又兼清初文壇領袖，無論在官場還是在民間，均有很好的口碑，這與其父的諄諄教誨是分不開的。

從初仕揚州推官，到后來逐步升遷，直至躋身六部九卿之列，王士禎始終記得父親的教誨，秉持“居官以得民心為主”的從政原則，留下了許多勤政愛民的佳話。王士禎赴任揚州推官前，那里每年四月瓊花盛放時都舉辦迎春會，興師動眾，鑼鼓喧天，官員的轎子招搖過市。觀花后，各級官員聚飲歡慶，縱情于聲色犬馬，極盡鋪張浪費之能事，所耗費的錢財悉數由當地百姓均攤。王士禎到任后，力諫知府取消會事，以正官風、平民怨。由于他態度堅決，“迎春會”最終被取消，當地百姓無不拍手稱快。

世代相傳的良好家風，使王士禎成為一個清正廉潔、體恤下情、深受百姓愛戴的好官。在揚州為官期間，他審結了“鹽商積欠稅銀案”、“通海大案”等多年積案。在審理這些案件時，他始終堅持“民心為上”的原則，既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又贏得了百姓的信賴和敬重。王士禎離任后，當地百姓感念其恩德，在揚州修建了“三賢祠”。所謂三賢，即曾在揚州執政的三位清官——歐陽修、蘇軾、王士禎。他們都曾造福當地百姓，人們為他們塑像，以寄托對他們的敬仰之情。

入京為官，直至成為刑部尚書后，王士禎始終秉持這種寬政愛民的作風。他宦海生涯45載，歷經順治、康熙兩朝，終成一位名垂史冊的清官廉吏。康熙皇帝對王士禎的評價是，“老成忠厚，人品學問俱佳”。

迷戀藏書 手不釋卷

作為清代著名藏書家，王士禎在京為官30年，所得薪俸幾乎全都用在了購書上。他與顧炎武、孔尚任、朱彝尊、翁方綱等清代文化名人，同為報國寺舊書市場常客。當時，漢族大臣大都居住在南城，報國寺舊書市場便成了知識分子扎堆相聚的地方，他們在那里淘書，順便交友聯誼。

相傳，有一位士子屢訪王士禎不遇。有人告訴他，你去慈仁寺（報國寺）書攤，必能找見。士子照辦，直奔慈仁寺，果然看到王士禎正在書攤選書。

正如巴爾扎克迷戀咖啡館一樣，王士禎迷戀報國寺書市。他不在家，就在報國寺書市；不在報國寺書市，就在去報國寺書市的路上。王士禎曾在《香祖筆記》中記述他的淘書經歷：“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集慈仁寺，書攤只五六，往時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京師書肆，皆在正陽門西河沿，余惟琉璃廠間有之，而不多見。燈市初在靈佑宮，稍列書攤，自回祿后移于正陽門大街之南，則無書矣。”有人說，王士禎的購書史可以視作琉璃廠書肆前傳。

出身于書香門第的王士禎，自幼手不釋卷。他的家庭藏書頗豐，后因戰亂散佚過半。進入仕途后，他借別人的藏書目錄做副本，不斷購書。康熙四十年（1701年），王士禎請假告歸，行李極其簡單，卻拉了幾車書隨行。他的弟子禹之鼎有感于此，特意畫了一幅畫，取名《載書圖》。王士禎的池北書庫聞名遐邇，據《池北書庫藏書目》記載，藏有宋元明版本近500種，每本書下寫有題記。現代藏書家王紹曾輯有《漁洋讀書記》600篇，朱彝尊曾撰寫《池北書庫記》，王士禎的藏書成為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

王士禎既是藏書家，又是圖書鑒賞家。遇書商抬高書價時，只要說“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鑒賞過”，即可避免花冤枉錢。王士禎有數十枚藏書專用圖章，分別刻有王阮亭藏書印、御史大夫、宮詹學士、忠勤公之世孫、經筵講官、懷古田舍、瑯琊王氏藏書之印、國子祭酒、寶翰堂章等。那些藏書章和蓋有藏書章的圖書，是他一生一世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