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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色列建國與希伯來語復興、大屠殺一樣在民族構建進程中占據著制高點之位。對于以色列方來說，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是一場保家衛國的生死存亡之戰；而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來說，這場戰爭無異于“大災難”。作為戰爭的親歷者，第一位本土以色列作家伊茲哈爾面對大批流離失所的阿拉伯難民，不免遭受良知拷問。在其發人深省的中篇小說《黑澤廢墟》中，他描寫了以色列士兵對阿拉伯村民的驅逐和敘述人的內在沖突，在巴勒斯坦難民的苦境與歷史上猶太人的流亡經歷之間建構關聯，對塑造以色列人的集體記憶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詞：以色列建國敘事 以色列士兵 阿拉伯村民 集體記憶

以色列建國與希伯來語復興、大屠殺一樣在民族構建進程中占據著制高點之位。回顧歷史，盡管猶太復國主義理論家從１９世紀下半葉就開始論證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 即后來的猶太民族國家，但直至１９４７年 １１月２９日聯合國大會在美國紐約成功宣布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即聯合國 １８１號決議）才有可能將他們的理想化作現實。決議限定英國結束其在巴勒斯坦地區委任統治的期限，更重要的是決定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阿拉伯和猶太兩個國家。這一決定在猶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響，多年顛沛流離且歷經納粹大屠殺的猶太人將這一決定視為全球正義體系的標志，但阿拉伯人卻將其視為公然的錯誤和強制行為，號召通過武裝行動來加以抵抗，從此，針對猶太人的襲擊事件此起彼伏。

1948年5月15日，就在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國的第二天，埃及、外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五國阿拉伯軍團聯合起來向以色列發起進攻，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在以色列方面看來，這場戰爭是捍衛主權的戰爭，官方稱之為“獨立戰爭”；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眼中，這場戰爭就是一場“大災難” 。戰爭十分慘烈而艱苦，最后以色列險勝。

早在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之際，現代希伯來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便建構著第一次中東戰爭的歷史與記憶。一些作家并沒有大肆歌頌以色列“以少勝多”戰勝阿拉伯軍團的戰爭神話，目睹正在阿拉伯廢墟上崛起的新建國家，尤其面對大批流離失所的阿拉伯難民時，他們不免遭受良知的拷問。在這批作家中，薩邁赫·伊茲哈爾（S. Yizhar）極富代表性，他在 １９４９年 ５月發表的中篇小說《黑澤廢墟》描寫了以色列士兵對阿拉伯村民的驅逐以及由此產生的道德自省，并把時下巴勒斯坦難民的苦境與歷史上猶太人的受難經歷建構關聯，在以色列的集體記憶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就在近期美國布蘭戴斯大學舒斯塔曼以色列研究中心（Schusterman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舉辦的以色列研究暑期班上，奧爾珈（Olga Gershenson）等學者在談及以色列集體記憶這一話題時，專門援引《黑澤廢墟》，認為無論小說原作還是影片均占據了經典地位。

《黑澤廢墟》是一篇現實主義小說。它以作家本人的戰爭體驗為原型，帶有強烈的個體記憶色彩。敘述人“我”是一個年輕的以色列軍事情報官員，可被視為戰爭期間一類以色列 士兵的代表。這類士兵雖然參與了戰爭，但能夠對戰爭中的敵對方，即我們所說的“他者”， 或者說處于弱勢地位的阿拉伯人表現出同情與關懷。這種現象，尚未引起國內讀者的廣泛關注。

小說的中心事件寫的是 １９４８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期間以色列士兵征服、毀壞阿拉伯村莊，并驅逐其村民的軍事行動。在以色列士兵與阿拉伯他者的交鋒中，既體現出戰時期間以色列士兵的心靈沖突，也揭示出阿以關系的復雜性。小說中的“他者”——— 阿拉伯村民一律沒有名字，而是用老人、哭泣的女子、懷抱嬰兒的女子、盲人、瘸子等一些象征性的符號代替，這些人用眼淚、懇求、謙卑、 屈從、哀嚎來回應打破他們寧靜生活的以色列士兵，但基本上沒有任何反擊。這樣的書寫策略透露出作者的創作意圖：并非要展示以色列士兵的英雄主義，而是把關注視點投向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他者”。以色列士兵對待“他者”的不同態度體現出溫和派與強硬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以色列國家內部在巴以問題上所持有的異見。這樣的爭論基本上在以色列政治話語中延續了數十年之久。

列維納斯曾經指出：暴力主要不在于損害和毀滅人；它更在于中斷他們的連續性，使人們扮演著那種他們在其中不能夠認出自己的角色；使他們背叛；不僅背叛諾言，而且背叛他們自己的實質；使他們完成那些把行為的一切可能性都摧毀的行為。對于以色列士兵來說，他們的作為不僅與猶太傳統發生斷裂，而且印證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后猶太復國主義者們的某些主張，即在猶太復國主義的最初理念中便有驅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計劃。說到底，敘述人“我”所面臨的道德困境實際上體現了他已經陷于為秉承猶太復國主義道德理念所應承擔的義務以及“作為人”在 １９４８年戰爭中應采取何種行動之間的沖突。或更進一步說，在道義與以色列國家生存權之間具有不可祛除的聯系。在這方面，小說并沒有給予清晰的審視，或者說，身為以色列猶太人，伊茲哈爾從內心深處一直在回避這個問題，這也是為何在以色列建國的過程中，能否以道義手段對待另一個民族的生存權利的問題始終無解的緣由所在。

小說發表于 １９４９年，此時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剛剛結束。作者將這個故事歸于遙遠過去發生的事，稱故事本身一直困擾著自己，既表明他從內心深處不愿觸及這一事件，也表明這一事件本身對其影響之深遠。 作者并非客觀而無動于衷地記述事件本身，而是把敘述人“我”當作錯誤指令執行者的代表， 進而暗含著對以色列國家軍事命令的批判意識。 由于曾經在 １９４８年戰爭中做過情報官的伊茲哈爾本人一再聲稱他在作品中所描寫的是他在 １９４８年戰爭中的親眼所見，所以一些學者認為這篇作品具有了某種報告文學色彩。敘述人本人也成為災難的見證人，兼具作家與歷史學家的雙重身份。作家的責任是把手指放在傷口上，提醒人們勿忘人性與道義等至關重要的問題。而歷史學家則是記憶醫生，必須在道德壓力之下行動，來修復一個民族或人類的記憶。記憶和現代史學本質上與過去有著根本不同的關系。后者并不是試圖恢復記憶，而是建構一種全新的記憶。在很大程度上，小說是用見證人的手法描寫１９４８年戰爭對阿拉伯村民命運的影響，以及對參與戰爭行動的以色列士兵的心靈震撼，因而具備了歷史小說的特征。更為重要的是，它所涉及的中心事件在戰爭期間具有典型性， 黑澤廢墟不過是戰時被毀棄的數十個阿拉伯小村莊的冰山一角，村子里阿拉伯弱者的遭際隱喻著 １９４８年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共同命運。而圍繞著究竟是否把巴勒斯坦阿拉伯村民從他們居住多年的村莊趕走，將其運送到其他地方，使之永遠不能回歸這樣一個放逐行動的爭論與反省中，這些矛盾達到了高潮。

在文本中，有一位與眾不同的女子典型地體現出遭驅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百姓的悲傷、憤怒和潛在的仇恨。按照作家描述，女子在悲傷中表現出堅定、自制與冷峻，好像只有她“似 乎是唯一知道真正發生了什么的人”。而她手里領著的孩子也在繃緊嘴唇哭泣：“你們對我 們都干了些什么？”母子二人的步態中似乎含有某種吶喊，某種指責。女子就像一頭母獅， 即使她的世界現在已經變成廢墟，可她不愿意在以色列士兵面前崩潰。而孩子的心中仿佛蘊涵著某種東西，某種待他長大之后可以化作他體內毒蛇的東西。這對母子的憤怒不僅令主人公深感愧疚，而且預示著巴以兩個民族冤冤相報的未來。

更加觸目驚心的是，作為個體士兵，敘述主人公不僅要經歷良知與道義的拷問與困擾，而且從眼前遭受驅逐的阿拉伯受難者的命運，聯想到猶太民族近兩千年來顛沛流離的流亡。盡管他本人沒有經歷過大流散，但是驅逐阿拉伯村民的幕幕場景，尤其是把阿拉伯人裝上卡車押走這一細節使之在有生之年第一次理解了流亡的含義，進而凸顯了猶太民族與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受難體驗。

一部作品有時會喚起一個民族的良知。《黑澤廢墟》不僅是希伯來文學作品中少見的反映以色列“獨立戰爭”歷史的小說，而且成為以色列歷史、至少是以色列集體記憶中的一篇重要文獻，在以色列民族記憶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它將歷史書寫、對過去的記憶以及歷史含義這三個被猶太歷史學家耶魯沙米爾 （Yosef Hayim Yerushalmi）視為《圣經》中相互關聯的三個要素整合起來，且隨著以色列社會與政治的變遷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以色列歷史學家阿尼塔·沙培拉（Anita Shapira）把小說所引起的公眾回應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５１年小說發表初期引起的爭議階段，當時的許多讀者親歷戰爭時期的軍事行動，其關注焦點主要置于戰爭期間的良知與道義問題上。多數批評家贊賞伊茲哈爾作品的文學品質，比如，作家描述事件的能力、獨特的風格、士兵們在會話中使用希伯來口語進行交流、自然風光的描繪乃至描寫阿拉伯人的方式等；但對作品的內容與理解上卻表現出多元傾向。

其富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第一，多數批評家稱贊作家的坦誠，有勇氣公開士兵們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贊揚其道德立場。認為這篇作品向年輕一代表明，在激烈的戰爭期間，人道主義意識不能麻木，反映出有良知作家的內在痛苦，等等。

第二，一些批評家相信，伊茲哈爾披露了以色列“獨立戰爭”后人們不僅目睹了新建國家逐漸走向繁榮，而且同時又趨于野蠻、把基本的道德價值踩在腳下的過程。

第三，也有一些批評之音，批評家們認為事件本身不具有代表性，伊茲哈爾過于片面，他把阿拉伯人描寫為無辜的任人擺布的羔羊，沒有提到阿拉伯人經常制造恐怖活動、屠殺猶太人。

１９６４ 年，這部作品成為以色列中學生的選讀讀物， 但學校并沒有讓學生分析作品的道德沖突，而是分析作家創作的形式與審美。第二階段是 １９７８年圍繞《黑澤廢墟》電視片能否上演展開激烈爭論的階段。事情的導火線在于：１９７８年，一向對歧視、社會不平等、戰爭倫理與以色列的貧窮問題等主題感興趣的導演拉姆·萊維(Lam Levy)將丹妮埃拉·卡米（Daniel LaCarmi）根據《黑澤廢墟》改編的腳本拍成電視片，且邀請了四個阿拉伯村莊的村民擔任演員，其中就包括帶小孩的阿拉伯女子。與小說相比，影片顯得比較柔和，甚至加進了小說中并不存在的年輕女話務員達利亞與青年軍官調情、相戀等細節，給乏味的軍旅生涯帶來了幾分浪漫色彩。影片以充滿鄉愁的柔和的口哨音拉開序幕，隨之畫面立即轉向嘈雜的軍事基地，年輕而充滿激情的士兵們接受命令前去征服阿拉伯村莊。對此，阿拉伯村民不但沒有任何抵抗，而且平靜地接受了一切。

形成小說記憶與影視記憶差異的原因主要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現實環境的改變。在 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戰爭”和 １９７３年的 “贖罪日戰爭”之后，以色列在國際社會范圍內逐步確立了其合法性，舒緩了其民眾的心理壓力。其次，１９６１年的艾希曼審判使得以色列人意識到大流散中的猶太人在歐洲的無助，進而對猶太人的流亡體驗報以同情和理解，乃至與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境遇發生共情。第三，就在電影拍攝期間，以色列正在與埃及進行和平談判，和平進程的開啟在某種程度上使人們重新審視歷史沖突。

但是，當時以貝京為首的右翼政府將這部作品視為反以色列的宣傳素材。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在影片上演前夕下令禁演，奧茲等 ２０多位作家對此提出抗議。這一事件不僅涉及到媒體自由問題，也涉及到以色列公共生活是否有道德勇氣進行真正的自我評估問題。 最后，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取消了禁令，影片在以色列得以公演，引起軒然大波。作家、導演和編劇均受到了攻擊。

如果說圍繞影片能否上演的爭論集中于在一個民主國家里是否擁有媒體自由等問題，那么腳本內容的重構則表現出以色列一批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比如，在小說中，敘述人的反戰理念并沒有得到所有戰友的認同，甚至遭到一些戰友的質疑。但在影片中，以色列士兵似乎表現得更為人道。即使在射殺逃跑的阿拉伯人時，也故意未能瞄準，表現出不愿傷害阿拉伯人的主觀愿望（小說中的阿拉伯人則顯然被打傷）。影片中的軍官曾給阿拉伯人送水，一個士兵甚至給阿拉伯人食物（小說中的以色列士兵則顯得比較冷酷）。從某種意義上，是把小說中以色列內在的心靈沖突以畫面形式呈現出來。同時揭示出清理村莊的真實目的并非把阿拉伯村莊清除，而是要把阿拉伯村莊轉化為猶太人定居點。

從《黑澤廢墟》最初面世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七十余年。如果說 ２０世紀 ５０年代，《黑澤廢墟》在參加過以色列“獨立戰爭”的人們中間引發的是一場道義的爭論，那么時至如今，以色列經歷了“六日戰爭”“贖罪日戰爭”、兩次黎巴嫩戰爭、兩次巴勒斯坦人起義，政治現實又發生了變化。隨著新歷史主義思潮的興起，曾經伴隨著１９４８年戰爭結束而淡出人們觀察視野的諸多問題此時又浮出地表，以色列人更為關注的則是由道義延伸開來的國家政治形象問題，以及對巴勒斯坦的政策問題。戰爭歷史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但是歷史學家、文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和普通大眾對戰爭的解析實際上一直在繼續。在這方面，以伊茲哈爾為代表的的一批希伯來語作家，如塔木茲、奧茲、約書亞等人帶著道德勇氣，采用多種藝術手法詮釋了七十余年來以色列歷史、記憶與以色列人的心靈沖突。他們所創作的作品，既蘊含著深邃的歷史記憶，又具有強烈的現實回響，表現出具有良知的以色列知識分子對歷史的反思。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奧茲在訪問中國時直陳其“兩國論”的主張，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國家，與以色列毗鄰而居，和平共處，則代表著左翼知識分子對巴以兩個民族和平前景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