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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茶會圖》卷（故宮博物院藏） 文徵明（明） 作

《惠山茶會圖》卷是文徵明中晚年較有代表性的細筆山水作品之一，此圖描繪了文徵明與好友蔡羽、湯珍、王守、王寵等游覽無錫惠山，并于山中“第二泉”邊飲茶賦詩的情境。

惠山泉位于無錫市西郊惠山中，是開鑿于唐代的名泉，其泉水甘洌，極適煮茶，因此逐漸聲名遠揚，人稱“天下第二泉”。至于“第二泉”之名出于何處？根據唐人張又新所著《煎茶水記》中的記載，這是源于“茶圣”陸羽的說法。

陸羽是唐代著名的品茶大家，著有傳世經典《茶經》，對于茶事極為精進，對于泉品、茶品的鑒別有著豐富的經驗和超群的天賦，因此被后世尊為“茶圣”。而惠山泉由于“茶圣”陸羽親定為“第二泉”而聲名遠播，逐漸為后代文人雅士所青睞。

張又新《煎茶水記》中的記載有一定的傳奇色彩，并不完全可靠，但根據陸羽作《游惠山寺記》可知，他確實到過惠山品泉試水。由此可以說明惠山泉早在其開鑿初期，就已經名聲大振。

宋代，惠山泉更得文人雅士之喜愛，甚至有人不遠萬里從無錫惠山汲泉水運至京城用來煮茶。品茶賦詩歷來是讀書人之雅好，一般茶客或許只會關注到茶葉的優劣，而真正的愛茶之人更會關注到煮茶之泉的品第高低。因此文人雅士紛紛效仿“茶圣”陸羽的做法，前往惠山親試泉水，用“天下第二泉”煮茶待友，追憶先古之文雅風韻。因此，詩人楊萬里作《惠泉分茶，示正孚長老》中云：“須煩佛界三昧手，拈出茶經第二泉。”蘇軾亦有《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云：“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

到了元代，畫家趙孟頫也作過有關惠山泉的詩，《留題惠山》云：“南朝古寺惠山前，裹名來尋第二泉。”可見，自從唐代陸羽親自前往惠山試泉并將其評為“天下第二泉”后，文人雅士便紛至沓來。且陸羽的傳世名作《茶經》一直以來被文人茶客奉為煮茶、品茶之道的先導，因此他們的愛茶之法更是深受陸羽的影響。他們不再局限于評定茶葉本身的好壞，開始關注煮茶之泉對于茶湯的影響。

若說“品茶”之舉太過普通又有附庸風雅之嫌，那么“試泉品茶”之舉應是茶事活動中的一大雅事了，因為只有真正懂得煮茶、品茶之道的人，才有此行動。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惠山品泉”這一活動反復地出現在歷代文人雅士的詩文中，逐漸成為一種他們顯示自身高雅品位的藝術創作母題。

正如明人馮夢龍《唐解元一笑姻緣》中所記，唐寅一路追著秋香到了無錫，突然卻要放棄追趕而改去惠山試泉，說道：“到了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小說中唐寅的說法雖然過于直白，但卻直截了當地向我們反映了當時文人雅士“惠山品泉”的心境。

而“吳門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也對惠山泉極為熱衷，在詩作中多次提及，《詠惠山泉》中云：“少時閱《茶經》，水品謂能記。如何百里間，惠泉曾未試。”從詩中看，文徵明當時并未到過惠山，對于惠山泉的了解還僅限于陸羽《茶經》書中所記。但他非常期待有朝一日能夠一睹“天下第二泉”的真容，攜帶佳茗來此品水試泉。后來文徵明已然嘗到了，卻依舊時常于詩中提及惠山泉的滋味，《雪夜鄭太吉送慧山泉》中充滿了他對惠山泉的偏好：“有客遙分第二泉，分明身在慧山前。”

此卷《惠山茶會圖》，便是正德十三年（1518）文徵明與眾友人相約惠山試泉品茶后而作。文徵明用其溫潤古雅的小青綠山水記錄下了“惠山品泉”真實的文人茶會圖景，畫作像是一張藝術化的紀實照片。

《惠山茶會圖》卷前，有蔡羽所作的《惠山茶會序》。從序中可知，參與此次茶會的共有七人，即文徵明、蔡羽、王守、王寵、湯珍、潘和甫、朱朗。根據“履約兄弟以煮茶法，欲定水品于惠”之句，可知此次茶會最初的發動者應是王寵、王守兄弟二人，他們欲前往惠山親自試泉品茗。文徵明此番與友人相約出游甚是開心，收獲頗多，不僅作畫以記之，歸后還另賦詩一首記錄此次出游，足見其重視。后來，文徵明還寫過《還過無錫同諸友人游惠山酌泉試茗》。

此番一同出游惠山的七人，他們除了有著共同的飲茶喜好之外，身份處境也頗為相似。七人中，除了潘和甫與朱朗身份不詳以外，其他五位在當時都只是生員。正德十三年時，文徵明已經七次應考失利，蔡羽此時也有八次應考失利。雖然王守后來考取進士，但那是后話了。

明崇禎《吳縣志》中，這樣記載：“湯珍、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輩并為文酒交，諸子皆困抑，守獨顯要。”文中用“困抑”一詞，來形容除王守以外其他人的處境。文徵明作于“惠山茶會”前一年正德十二年（1517）的長詩《除夕感懷》中云：“人生百年恒苦慳，一舉已廢三十年。”當時的他，七次鄉試無一考中，除夕之夜，挫敗感涌上心頭，令他夜不能寐，內心滿是惆悵。雖然此后文徵明并未喪失信心，繼續參加考試，但當時的他，確實是一個內心郁結無法排遣的失意之人。

不難看出，此七人結伴出游惠山之時，很可能就是他們人生中極為苦悶、憂愁的歲月。于是他們將內心的壓抑與郁結放逐于山水泉林之間，寄情山水以忘卻世俗的煩擾，這或許就是文徵明創作《惠山茶會圖》卷的主要情感基調。

在參與“惠山茶會”的人中尤以王寵與文徵明最為喜茶。明崇禎《吳縣志》中有這樣一段關于王寵的記載：“王氏性惡喧囂，不樂塵井。既筑草堂石湖之陰，岡回徑轉，藤竹交蔭，每入其室，筆硯靜好，酒美茶香……”可證其品性閑靜、嗜茶。

文徵明也是一個地道的愛茶之人，他著有《龍茶錄考》，對北宋蔡襄的《茶錄》做了詳盡的考證與研究。《茶錄》是繼《茶經》之后最有影響的茶論著作之一，文徵明對《茶錄》的版本、時間、收藏等一系列問題做出了詳盡的考證，說明他對飲茶文化有非常豐富的知識儲備和獨到的思考。

故宮博物院還收藏有文徵明的《茶具十詠圖》軸，該圖描繪了一位高士靜坐于山間草屋內飲茶的圖景。文徵明于畫面上方題詠的《茶具十詠》五言律詩十首，分別為“茶塢”“茶人”“茶筍”“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甌”“煮茶”。《茶具十詠圖》軸作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春，文徵明由于身體抱恙未能與茶人朋友同去參加茶會，恰巧佳友送來些好茶，便命小童汲泉烹茶，獨自于家中品茶，并作此小畫。偶然追憶起唐人皮日休和陸龜蒙的《茶具十詠》詩句，便即興仿照他們二人的形式作了十首五言律詩，抄錄于畫面上方。從中看出，文徵明對飲茶時所用的茶具也是十分講究的。

在文人茶會中，茶友們品泉、煮茶、賦詩、作畫，這種以飲茶為主要動因的文人雅集極大地推動了當時文學和藝術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