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程千帆全集》，鳳凰出版社即出

1997年年底，程千帆先生與河北教育出版社商妥出版《程千帆全集》事宜。當時程先生年事已高，精力欠佳，又適逢病目不能看細字，就命我編定全書。河北教育出版社且讓我為《全集》寫一篇總序。次年四月，我擬就“總序”，經程先生審定后交出版社付梓。由于卷帙浩繁，編纂校對與排版印刷均費時日，《全集》直到2000年12月方得問世，此時程先生已于半年前遽歸道山。斗轉星移，二十多年轉瞬即逝。《程千帆全集》早已絕版，求購甚難，讀者要求重版之呼聲越來越高。今年適值程先生誕辰110周年，鳳凰出版社決定重版《全集》，增收程先生的書簡、日記等文字，形成一部名符其實的新版《程千帆全集》。鳳凰出版社與程先生之哲嗣麗則師姐均提議仍由我承擔編纂之責，我屢辭不成，乃勉強承乏。為了集思廣益，特地成立《程千帆全集》學術委員會，成員有：徐有富、莫礪鋒、張三夕、蔣寅、張伯偉、張宏生、曹虹、程章燦、嚴杰、李立樸、張輝、景凱旋、鞏本棟、陳書錄、曾廣開、姚繼舜。又成立《程千帆全集》編纂委員會，成員有：程麗則、莫礪鋒、姜小青、倪培翔、史梅、徐興無、劉重喜、董曉、倪蛟、徐雁平、童嶺。在上述人員以及鳳凰出版社的責編林日波、郭馨馨等人的鼎力合作下，新版《全集》業已編成付梓，出版社請我作文向讀者進行介紹。我在曾呈程先生過目且刊于舊版《全集》卷首的“總序”中說：“我立雪程門已一十九年，當然很樂意有此機會以服弟子之勞，于是當仁不讓地承擔了核對材料、訂正文字等工作。至于作序，則自慚魯鈍，未能傳先生之芬芳。為人作序本易得佛頭著糞之譏，況且程先生的學術墻高數仞，我怎有能力說清其中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呢？ 思之再三，只好勉為其難，先把全集中各類著作的寫作經過及主要內容作些介紹，再簡單地談談自己的體會，但愿對讀者稍有裨益。”歲月荏苒，我的上述想法并無改變。由于新版《全集》中增收程先生遺著數種，新版分冊與舊版分卷之標準也有差異，故本文不避重復，對新版《文集》各冊所收著作之寫作經過及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第一、第二兩冊所收的是校讎學著作，即第一冊之《校讎廣義·版本編》《校讎廣義·校勘編》與第二冊之《校讎廣義·目錄編》《校讎廣義·典藏編》。校讎學本是一切學術的門徑和基礎，程先生在就讀金陵大學時就對這門學科有強烈的興趣，畢業后曾在金陵大學、武漢大學等校主講這門課程，并開始寫一部全面地論述校讎學各個分支內容的書。可惜這件工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迫中斷。到了1979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學重新開始指導研究生，把校讎學定為碩士生的主要課程，親自站在講臺上為我們講授。我們三個同學則邊聽課邊記錄，整理成《校讎學略說》，曾以油印稿的形式在幾所大學流傳。程先生發現徐有富對這門課有特別強烈的興趣，幾年后便讓有富代他講授這門課，而且師生合作，對《校讎學略說》進行大幅度的擴充、改寫。經歷十個寒暑，終于完成皇皇四大冊的《校讎廣義》。全書問世后，好評如潮，獲獎無數。著名學者陶敏評為“體大思精”，洵為公論。《校讎廣義》的成書，有富兄做出的貢獻極其重要。程先生在給舒蕪的信中自述著書過程說“弟撰《校讎廣義》，合版本、校勘、目錄、典藏而一之，發意在四十年代，中更世變，未成其書。已成部分，又為狂童毀其卡片。到南京后，弟子徐君不敏而好學，有‘參也魯’之風。邀之合作，迄今又十年，居然卷帙可觀。”但是此書的首創之功，當然屬于程先生。自清代以來，專治校讎學的學者代有其人，有關校讎學的著作也不斷出現。然而，對校讎學的四個重要部分即版本、校勘、目錄、典藏進行全面系統的論述，且將論述重點由歷史源流轉向實際應用，則《校讎廣義》堪稱開創之作。讀者不僅能從本書中了解這門傳統學問的歷史形態，而且能獲得如何運用它進行文史研究的實際指導，后者也許是這部書最重要的價值。

第三冊所收的是文史研究著作，即《史通箋記》《文論十箋》《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三種。程先生所寫的純史學著作有《史通箋記》一種。《史通》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名著，很受史學界重視。可是此書雖經盧文弨、浦起龍等學者之整理、注釋，而難解、誤解之處仍然很多。程先生從青年時代起就下苦功鉆研《史通》，并曾在大學開設《史通》課程。他廣搜善本，博采各家校記及有關論著，以“箋記”的形式對前人研究《史通》的成果進行總結，并且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發前人所未發。此書實為近代《史通》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程先生因此被史學名家周一良先生譽為“子玄（劉知幾）之功臣”。《文論十箋》是文學批評史著作。程先生對古代文論有深入的研究，此書從浩如煙海的典籍中精選出十篇文章，先作詳贍的箋注，然后結以案語。從表面上看，此書僅是一部簡要的文論讀本，但它的實際意義遠遠溢出于此。本書所選的文章計有陸機一篇、劉知幾兩篇、章學誠五篇、章炳麟一篇、劉師培一篇，選目獨具手眼。其編排不按時代而依內容，也具有現代意識。十篇文章分別副以“論文學之界義”“論文學與時代”等標題，事實上構成了具體而微的理論體系。文末的案語也多有精到的見解，頗能幫助讀者領會文章的現代意義。正因如此，此書很受讀者歡迎，自1942年以《文學發凡》的書名刊布以來，屢經修訂，多次重版。《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是文學史專題研究。程先生對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欽佩，在學術研究中深受陳氏的影響，本書就是借鑒陳氏倡導的詩史互證之法所取得的碩果。早在1936年，程先生把陳寅恪的著名論文《韓愈與唐代小說》由英文譯成中文，從此對陳文中涉及的“行卷”這種歷史現象進行了長期的鉆研，終于寫成這本專題論著。本書對行卷這種伴隨著唐代科舉考試的文化現象作了全面的考察，并對行卷與文學的關系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這樣，文學史界長期聚訟紛紜而不得確解的一個問題，即唐代科舉對文學到底有何影響，就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本書篇幅不大，但內容豐富，論點新警，切切實實地解決了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難題，深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本冊所收三種著作的性質不完全一致，但都屬于廣義的史學研究。程先生一向喜愛史學，即便在農村牧牛飼雞時，仍分秒必爭地通讀了從晉到隋的多部史書，淵博的歷史知識使他在處理古代文學的歷史背景時如魚得水，也使他在論述古代文學專題時總能“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從而體現出重視“長時段”的史家眼光。

第四、第五冊所收的是文學史著作，因篇幅關系，第四冊收《兩宋文學史》一種，第五冊收《元代文學史》和《程氏漢語文學通史》兩種。《兩宋文學史》是程先生與吳新雷教授合著的，兩位作者都對宋代文學史下過很深的功夫，但相對而言，程先生對宋代的詩詞古文理解得更深一些，而吳教授則對小說戲曲研究得更多一些，所以他們的合作獲得了取長補短、相得益彰的效果。《兩宋文學史》有兩個明顯的優點：一是論述了一些長期被忽略的內容，如宋代四六等；二是對于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有更細致深辟的闡述，如吳文英詞。然而更重要的則是它非常注重揭示史的線索，在突出大作家的歷史作用的同時，也對形成文學潮流的中小作家群予以充分的關注。此外，它非常注意一代文學的整體風貌，在清晰地勾畫各種文體內部的發展脈絡的同時，也對不同文體之間的互相影響進行了論述，如宋四六對小說戲曲的影響等。雖說最后一點由于缺乏學術積累的前資而展現得不夠充分，但這畢竟體現出力求創新的探索精神，格外引人注目。《元代文學史》是程先生與弟子吳志達教授合著的，此書從屬稿到出版，經歷了一番艱難曲折的漫長過程。此書原名《元代文學史講義》，是程先生在武漢大學時編寫的講義。1957年春季，程先生開始講授元代文學史。課程尚未結束，他在一夜之間被打成“右派”，隨即失去講課的資格。在前途未卜，不知此生能否重上講壇的情況下，程先生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堅毅頑強的意志續寫講義，計劃寫完后即付印。可惜形勢急轉直下，程先生很快開始“側身芻牧間十八年”的苦難生涯，一切寫作都不再可能，付印的計劃更成泡影。此時全書尚未完稿，但部分手稿幸得保存。二十多年后，程先生與當年曾聽他授課的弟子吳志達談起修訂《元代文學史講義》之事，意在囑托弟子續完全書，然未及深談，程先生遽歸道山。三年以后，志達學長主動請纓續修此書，陶蕓師母遂將遺稿交付之。志達學長本著光大師門學術的強烈意愿，仔細體會原稿的學術觀念，努力回憶當年親聆音旨所得的印象，對原稿進行修訂、增補，盡經十年辛苦，終于完成全書，篇幅則從原稿的十余萬字擴展到二十余萬。出于謙抑，也出于對程先生的敬仰之情，志達學長將此書署作“程千帆著，吳志達修訂”。考慮到志達學長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及實際貢獻，也考慮到收入全集的另外兩種文學史著作的署名通則，現將《元代文學史》改署為師生合著。

程先生與志達學長泉下有知，當獲俞允。《元代文學史》付梓后頗獲學界好評，志達學長的高足陳文新教授之評語最稱妥當：“這部由特殊的作者在特殊時代寫成的特殊的文學史，在林林總總的中國文學史著述中，必將以其特殊的價值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程氏漢語文學通史》是程先生與弟子程章燦教授合著的，因師生二人都姓程，故書名冠以“程氏”二字。中國古代的史家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最高目標，所以最能體現中國史學精神的史學著作應是貫通古今且具有鮮明史觀的通史。程先生治學文史兼擅，他的文學史研究也貫徹了上述史學精神。他認為研究文學史不應局限于某一段時期，只有貫通古今才能準確把握整個中國文學的來龍去脈，并深入理解其內在精神。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程先生在武漢大學任教時，曾應歷史系主任吳于廑先生之請，為歷史系學生講授中國文學通史。那門課由他獨自承擔，從上古一直講到近代，從而留下一部通貫整個文學史的講義，《程氏漢語文學通史》即根據該講義為基礎進行充實、提高而成。本書的論述重點不再是某些作家作品，而是中國文學從古至今的發展過程，諸如文學觀念的傳承演變，各種文體的興盛衰落，文學技巧的發展變化，以及這些演變過程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文化意義。與以往的文學史著作相比，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它不再滿足于提供文學史的許多斷片或軌跡點，而是力圖描繪出一條完整的線索來。以五十多萬字的篇幅涵蓋從上古迄現代的全部中國文學史，本書可稱開創之作。

第六冊所收的是關于古典詩歌的論著，即《古詩考索》《被開拓的詩世界》《杜詩鏡銓批抄》《讀宋詩隨筆》四種，前二種是論文集，后二種是批點與品評。程先生學術研究的范圍相當廣闊，然而他用力最勤、創獲最巨的則是古典詩歌的研究。也許可以說，關于古典詩歌的論文標志著程先生學術造詣的最高峰。《古詩考索》共收論文39篇，所涉內容上起漢末古詩，下迄今人所作舊體詩，而以唐詩為主。所論題旨小至一字一句意義的辨析，如《陶詩“少無適俗韻”的“韻”字說》；大至整個古典詩歌的內在規律的探討，如《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這些論文中最受學界稱道的是從研究具體作品入手而終于導出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也即人們通常稱為“小中見大”者，如《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顯然，它們最重要的價值不在于解決了某些具體的問題，而在于為學界提供了方法論的啟迪。《被開拓的詩世界》則是一部關于杜詩的論文集，其中部分論文是程先生指導學生莫礪鋒、張宏生分別寫成的，故師生三人共同署名。程先生對杜甫深為敬仰，對杜詩研究下過很深的功夫，曾在好幾所大學里開設過杜詩課程。他晚年在南京大學重開此課，除了講授杜詩學知識外，更著重啟發學生進行專題研究，本書實即程先生的杜詩研究與杜詩教學的雙重成果的結晶。有關杜詩的研究論著早已汗牛充棟，本書的特點是始終把杜詩置于古典詩歌史的長河中進行考察，從而為杜詩學提供了嶄新的切入點和宏闊的視野。《杜詩鏡銓批鈔》是以傳統方式對杜詩所作的批語，因所論杜詩之編次皆從《杜詩鏡銓》，故有此稱。原來附于《被開拓的詩世界》之后，現抽出自成一編。《讀宋詩隨筆》原名《宋詩精選》，因其中部分選目與《古詩今選》重復，編入全集時乃刪去注釋而保留解說，并改稱今名。此書以“隨筆”的形式來評析作品，行文有較大的自由度，故修短合度，筆隨興至，既有點到為止的三言兩語，也有淋漓酣暢的大段議論。書中有許多關于宋詩的真知灼見，又出之以平易曉暢的文字，真正做到了深入淺出，也更鮮明地呈現出程先生的學術個性。

第七冊所收的是古典詩歌作品選，即《古詩今選》一種。此書的屬稿始于1956年，是程先生與沈祖棻先生合作進行的，后因沈先生不幸去世，乃由程先生獨立完成。此書的內容包括八代詩、唐詩和宋詩三個部分，涵蓋了五七言詩歌史上最重要的幾個時期。選本是中國文學史上一種特殊的批評方式，程先生對此深有會心，所以此書從選目、注釋到講解、評析，都很有特色，充分體現了選家的詩學觀點。在《古詩今選》之前，具有通代性質的古詩選本主要有三部：一是宋末元初方回所選的《瀛奎律髓》，它是一部唐、宋兩代的律詩選本。二是清代王士禛所選的《古詩選》，它專選歷代的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五古部分上起漢代，下迄唐代；七古部分則上起漢代，下迄元代。三是清代曾國藩所選的《十八家詩鈔》，它上起漢末的曹植，下迄金代的元好問。這三部古詩選本都是《古詩今選》參考的范本。然而《古詩今選》畢竟有很強的獨創性，它所體現的選家眼光已經超越前人。在詩體上，《瀛奎律髓》專選五七言律詩而不選古體詩和絕句，《古詩選》則專選古體詩而不及律詩和絕句，《十八家詩鈔》雖然不限詩體，但它于王維、孟浩然只選五律，于宋代的蘇軾、黃庭堅、陸游三家則不取五古，仍然多有局限。《古詩今選》則各體皆收，而且在五七言諸體之外選入少量優秀的六言詩、雜言詩以示在五七言詩成為詩體主流后仍有其他詩體的存在。這樣就能讓讀者對古典詩歌的藝術形式有比較完整的把握。《古詩今選》的選目也有非同尋常的特點和價值。在八代詩人中，入選作品較多的詩人依次是：陶淵明12首，鮑照8首，曹植7首，庾信6首，阮籍、左思、謝靈運、謝朓皆為4首。如果說陶淵明高踞八代詩史的首席是從蘇軾以來的傳統看法，那么將鮑照列于第二位，以及將庾信列于大謝之上，顯然是獨到的選家眼光。在唐代詩人中，入選作品較多的詩人依次是：杜甫33首，李白27首，王維16首，白居易15首，韓愈11首，劉禹錫、李商隱皆為10首，李頎、王昌齡、元稹、杜牧皆為7首，孟浩然、岑參、柳宗元、李賀、溫庭筠皆為6首，陳子昂、張九齡、高適、李益、韓偓皆為5首。在這份名單中，韓愈、劉禹錫、李頎、柳宗元、韓偓的地位都比一般的唐詩選本有所提升，而入選杜詩超過王維詩的一倍，尤見手眼。在宋代詩人中，入選作品較多的詩人依次是：蘇軾22首，王安石17首，黃庭堅、陸游皆為15首，陳師道、陳與義皆為10首，歐陽修、范成大皆為7首，楊萬里、林景熙皆為6首，梅堯臣、劉克莊、謝翱皆為5首。其中王安石之位居第二，黃庭堅之與陸游平起平坐，二陳之超過歐公與范成大，都是不同尋常的選法。如果從通代的角度來看，《古詩今選》中入選作品較多的大詩人名單中前五位分別是：杜甫、李白、蘇軾、王安石、王維，而白居易、黃庭堅、陸游三人則并列第六。顯然，這不但對那種崇唐黜宋的傳統詩學觀念有著摧陷廓清之功，而且體現出宏通的視野和深遠的眼光。從入選作品的詩體來看，《古詩今選》也有鮮明的特點。此書對各種詩體無所軒輊，但對于各家的詩體傾向則非常關注，比如王昌齡的7首詩全是七絕，充分顯示出這位“七絕圣手”的特長。又如韓愈的11首詩全是古體，充分顯示出其雄奇古奧的風格。此外如李商隱的10首中選律詩8首、絕句2首，陸游的15首中選五言詩1首、七言詩14首，都充分體現出各家在詩體上的特點和優點。凡此種種，皆說明《古詩今選》是一部眼光深邃、個性鮮明的通代詩選，它體現出程先生對整個詩歌史的獨特觀照，也體現出復歸詩歌審美本質的獨特旨趣。

第八冊所收的是詩文作品，即《閑堂詩文合抄》《閑堂文藪》和《桑榆憶往》三種。《閑堂詩文合抄》是程先生各體文學作品的匯總。程先生生于詩人之家，自幼即與詩結下了不解之緣。即使在那些風雨如磐的黑暗歲月中，也始終不廢吟事。可惜他中年因非罪獲譴，舊稿毀于一旦，所以平生的五七言詩作只殘存二百余首。這些詩中不乏清麗芊綿之作，也有廉悍奧峭之篇，但其主導風格，則正如錢仲聯先生在《序閑堂詩存》中所云，“于蒹葭樓主人為近”，也即近于黃節先生的詩風。黃節詩風本以陳后山為宗，故程先生的詩風也以平淡質樸為基本特征。然而它們在平淡的語言外表下蘊藏著抑塞歷落、豪蕩感激之情，它們通過對自身遭遇的悲歡離合的訴說而表達了儒者“能好人能惡人”的淑世情懷。程先生平生不甚作詞，所存詞作僅有《閑堂詞存》中的十余首，但其中不乏情文并茂之佳作，例如哀悼沈祖棻先生的兩首《鷓鴣天》與哀悼王瑤先生的兩首《浣溪沙》，都是感人至深的傳世名篇。程先生晚年頗喜用文言撰文，這些文字短小精悍，文采斐然，已臻老成之境，具有美文性質，故單獨編為一輯，題作《閑堂文存》。自從新文化運動以來，文言文逐漸退出文壇。其實文言、白話各有優點，不宜偏廢。《閑堂文存》所收作品，大多屬于序跋及墓銘、墓表之類，當然與此類文體之歷史淵源有關。但其中也有懷人、憶舊的短文，如追懷唐圭璋先生的《圭翁雜憶》，內容與收進《桑榆憶往·音旨偶聞》的《憶劉永濟先生》《黃季剛老師逸事》諸篇相近。前者用文言而后者用白話，但都將前輩學人的嘉言懿行寫得栩栩如生，形神兼備。春蘭秋菊，各有千秋。這正體現出程先生在文體論上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通達意識。程先生雖然以研究古代文學而知名，但他決不是埋首于故紙堆而不問窗外事的學究。他對現實非常關心，對當代文學也十分注意。他在青年時代曾熱心于新詩創作，與好友孫望先生等組織了“土星筆會”，并創辦新詩刊物《詩帆》。雖說他后來因專注于古代文學研究而不寫新詩，但留存下來的新詩作品卻是現代詩史上不可忽略的一個記錄。現經整理刪選，把這些作品編成《新詩少作》，附于《閑堂詩文合抄》之末。

《閑堂文藪》也是程先生的論文集，所論內容較雜，有別于《古詩考索》之專論詩歌，故另編此集。程先生認為全書內容“繁如藪澤”，乃沿用唐人皮日休《文藪》之題。本書共分三輯：第一輯8篇，其中《韓愈與唐代小說》一篇，是陳寅恪先生于1936年以英文發表的論文，收入本輯的是作者的譯文。其他7篇涉及散文、辭賦、詞曲、小說、戲劇等各種文體。第二輯是漢魏六朝文學散論3篇，原是作者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授文學史的講義，今天看來，仍有可參考之處。第三輯8篇，皆有關校讎目錄學。寫作時間約在1935年至1942年，是為在金陵大學和武漢大學講課之用。后來此類課程久不設置，直至1980年后程先生為南京大學和山東大學的研究生講授“校讎學”課程時，始由同學錄音整理成為《校讎學略說》，是為日后《校讎廣義》的藍本。這8篇文章是程先生校讎學思想的濫觴之源，自然具有獨立的學術史意義。《桑榆憶往》是程先生的回憶錄，乃張伯偉教授所編。此書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勞生志略》，是程先生的口述自傳，由張伯偉記錄成文。第二部分是《音旨偶聞》，共收4篇文章，內容是程先生對劉永濟、黃季剛與汪辟疆三位老師的回憶。第三部分是《書紳雜錄》，共收8篇文章，內容都是程先生講學的記錄稿，記錄者既有及門弟子，也有程先生的外孫女張春曉，當然，后者也是程先生的再傳弟子。第四部分是《友朋評議》，共收8篇評議程先生學術的書評，撰者既有程先生的學界友人，也有其弟子或后輩。《桑榆憶往》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程先生的一生經歷曲折，數次遭遇滄桑世變，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他年輕時及見許多學術宗師，如黃季剛、胡小石、劉衡如、胡翔冬、吳瞿安、汪辟疆等，都是他親承音旨的前輩。又如陳寅恪、朱光潛、朱自清、龐石帚等，都是他有所請益的學者。他的夫人沈祖棻教授是當代杰出的女詞人，患難夫妻，文章知己，學術上多收切磋之益。凡此種種，都成追憶。程先生誨人不倦，他常為弟子或其他后學釋疑解惑，留下許多言簡意賅的學術觀點。程先生的學術研究深受學界重視，友朋及弟子對其學術成就的評論皆從某個側面體現其人其學的特點。總體看來，這部回憶錄不僅是程先生個人生平事跡的記錄，而且是時代的一個縮影，從中可見幾代學人的嘉言懿行和歌哭悲歡，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第九冊所收的是書簡，即《閑堂書簡》一種。初版《程千帆全集》于2000年問世以后，師母陶蕓先生認為程先生寫給親朋友好的書信中有許多商討學術的內容，可以作為其著作的補充，應予整理成書。在程先生的后人和學生的幫助下，經過征集、謄錄、編次等步驟，陶先生終于將近千封書簡整理成書，并于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年以后，此書漏收的書簡陸續出現，所收書簡的系年等方面也發現了一些錯誤，在程門弟子及程麗則師姐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于2013年出版了增訂本。其后我們又收集到遺簡三百余通，于是重加增訂，收入全集。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他好學深思，終生不倦，他的書信中最常見的內容便是商討學問。由于是書信，不可能發表長篇大論，但是那些簡約的三言兩語往往閃耀著真知灼見。試舉一例：《致張三夕》之二七中糾正學界關于陳寅恪的一種誤解：“陳先生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汪榮祖竟然認為這是指他專攻中古史，即魏晉六朝、隋唐五代。這不但與事實不合，也完全不解陳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這句話是出在《太玄經》，另外有句話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馬’，意思是自我嘲諷，覺得自己的學問既不完全符合中國的傳統，也不是完全跟著現代學術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實是自負。根據他平生的實踐，確實也做到了這一點，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貫通中西，繼往開來。”程先生還常常在書信中為學生或其他年青學人答疑解難，或指示治學門徑。也舉一例：《致余恕誠》之四曰：“承問課題，我覺得唐代文學是一座很大的富礦，到現在還有很多領域沒有開發，特別是文學與文化和政治的關系，陳寅恪雖提出唐代內亂與外患的連環性，這個題目在文學上的表現就很少人涉及過，如果先生有興趣，是否將這個問題作一個比較徹底的清理。這可能在文學上表現的不多，但間接上可以開發的不少。”書信是最純粹的“個人化寫作”，它最能體現作者的真性情。程先生的書信大多直抒胸臆，在毫無修飾的文字中洋溢著真情實感，例如《致萬業馨》之二三云：“千帆自到南大后，得可傳業者數人，著述得諸友生之助，亦大體完成。殘年八十有六，耳聾目盲，自然之數，故終日枯坐，亦無可埋怨處。惟偶然細數平生，雖經憂患似若無可悲者，然為國為民，親情友誼，則愧負實多。朱古微晚年詞云：‘忠孝何曾盡一分’，‘可哀惟有人間世’，每一念及，輒忉怛不能去懷。出版社多勸錄音，說平日可念之事。但每一念及，則淚如泉涌，豈尚有心及于文字？”此種文字，真乃尼采所謂“以血書者”的天地間至文。程先生的書信忠實地記錄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走過的人生道路及其心路歷程，也記錄了大量關于文壇和學林的珍聞、掌故，活躍著許多著名人物的身影，全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第十、第十一冊所收的是日記，即《閑堂日記》一種。日記是古已有之的一種文體，原屬史官之職責，如漢人劉向《新序》云：“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其后文人逐日記事之文亦稱“日記”，宋人陸游謂“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老學庵筆記》）。及至晚清，遂出現以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為代表的“四大日記”，成為影響頗巨的特殊著作。一般來說，日記的主要優點是逐日記事與始終不輟，從而具備較高的史料價值。程先生的日記，始于少時在家塾有恒齋中讀書之時。他進入金陵大學后，還曾將日記中有關《禮記》的部分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可惜程先生后來屢遭動蕩，已無法每日作記，即使作記也難以妥善保存。所以現存的程先生日記，竟是始于1979年3月15日，其時他年近七旬，已臻暮年。雖然如此，這部日記仍然多達13冊，前12冊主要由程先生手記，少數地方由陶蕓先生代記。最后1冊則全由陶蕓先生代記。日記記錄了程先生晚年生活的主要內容，舉凡教學、著述、出差開會、親友交往等，應有盡有，細大不捐。雖然殘缺不全，仍如吉光片羽，價值非凡。試看徐有富教授所編《程千帆沈祖棻年譜長編》，全書篇幅為900頁，自1909年至1978年僅有283頁，而從1979年迄2000年則多達617頁，主要得益于日記之功。程先生晚年目昏手抖，日記之字跡相當潦草，難以辨認，整理者程麗則師姐與程門再傳弟子許勇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厥功甚偉。

第十二冊所收的是附錄四種，其中《治學小言》一書曾于1986年由齊魯書社出版，前有王仲犖先生之序，后有陶蕓先生之后記，正文則為短文19篇，內容以治學方法為主，兼及大學文科與中學語文等問題。依照程先生本人的意見，初版《全集》未收此書。如今在程先生身后重編《全集》，理應補收，因其篇幅短小，內容又不易歸類，故附于本冊。《古詩講錄》一書原題《程千帆古詩講錄》，張伯偉教授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程先生晚年移硯南京大學后，曾先后為1976級本科生講授“歷代詩選”，歷時一年；為1977級本科生講授“古代詩選”，歷時一學期；為1979級碩士生講授“杜詩研究”，歷時一學期。當時沒有留下音像資料，令沒有機會“親承音旨”的后學傾想不已。幸虧三門課程分別留存徐有富、張伯偉、曹虹三位弟子的記錄，第一門課程的上半部分則有進修生陳治群的記錄，張伯偉據之整理編纂，遂成此書。張伯偉在編后記中說：“三門課程，‘歷代詩選’以時間為序，講解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詩歌；‘古代詩選’則以專題為單元，范圍也還是八代唐宋詩歌；‘杜詩研究’屬于專家詩，是以問題為中心展開。雖然三門課程各有重心，但都是圍繞具體的詩歌作品。傳統的文學研究范圍，包括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但核心是文學作品。沒有作品，就沒有文學的理論和歷史；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學的歷史與理論就只能停留在表象的描繪和空泛的議論。這是千帆師的一向主張，不僅體現在研究工作中，也貫徹在教學實踐上。”評價此書的價值，言簡而意賅。《逸稿》專收程先生的遺稿。程先生曾在各類報刊發表文字甚多，年代久遠，或存或佚。今將近年來發現之逸稿匯成一編，附錄于此。《學術年表》乃專為此次重版“全集”而編，由徐有富教授率徐雁平、丁思露、楊柯等人合作而成。有富兄曾撰《程千帆沈祖棻年譜長編》，掌握譜主資料極為豐贍，由他親率弟子編制此表，刪繁就簡，駕輕就熟，必有可觀，遂附于此，以為《全集》之壓卷。

從以上的粗略介紹可以看出，程先生的學術視野十分宏闊，研究領域相當廣泛，從而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這部六百多萬字的全集，就是他一生上下求索的結果，是他六十年心血的結晶。那么，程先生的學術研究，有沒有一以貫之的精神呢？ 我以為是有的，那就是沈祖棻先生在《古典詩歌論叢》的后記中所揭橥的，“將考證與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考證與批評是中國傳統的文學研究的兩翼，前代的優秀學者本是兩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現代，隨著學術成果積累的日益豐厚和學術研究分工的日益細密，這兩項工作漸漸分道揚鑣，學者或精于此，或長于彼，互相隔膜，絕少往來。甚者至于互相輕視，唯我獨尊。精于考證的學者常常覺得專事批評的人流于空疏，而長于批評的學者則往往認為專攻考證的人陷于煩瑣。在古代文學研究界大聲疾呼且身體力行地把兩者結合起來的學者，程先生當是當代第一人。

一般說來，文學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學研究，主要有四個層次。一是文獻學的研究，即對浩如煙海的典籍進行校勘、輯佚、整理，力求提供確實可靠的文本。二是歷史學的研究，即對千頭萬緒的文學史實進行考訂、甄別、梳理，力求掌握文學史長河中每個環節的真實面目及其來龍去脈。三是美學的研究，即對古代文學作品的自身價值進行解讀、闡釋、評析，力求最充分地實現現代人對古代作品的審美接受。四是哲學的研究，即從哲學思辨的高度對古代文學進行宏觀的把握，力求揭示其根本規律及其在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普遍意義。從程先生的著述及日常言論來看，他所說“考證”包含著前兩項內容，而“批評”則包含著后兩項內容。由此可見，程先生所倡導的方法實際上就是對古代文學作全面的、多層次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由淺及深的學術門徑。應該指出，在現代的學術環境中，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學者把精力集中于某一個層次的研究是完全合理的。程先生對此并無異議，他對同輩乃至后輩學人專攻某一層次的研究而得到的成就都深表贊許。但是，就整個學術界而言，必需有部分學者兼通考證與批評，而專攻其一的學者也不能與另類研究隔膜、疏離，這才能夠融會貫通，真正達到較高的學術境界。程先生的研究工作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這部文集正是他運用這種方法的范例。

程先生重視文獻整理，他親自主編《全清詞》和《中華大典·文學典》，而且下大功夫鉆研校讎學。他重視史實考訂，為了弄清唐代行卷之風的真相，曾在史料中鉤沉索隱達數十年。他具有卓異的審美能力，在藝術體會和風格辨析方面尤見功力。他也善于從紛繁雜亂的現象中抽象出理論來，曾對古典詩歌的一些普遍規律有所揭示。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并不把考證和批評視為各自獨立、畛域分明的兩類工作，而把它們看作互相依存、不可割裂的一個整體。他的文學史著作和文學史專題論著固然是兼有考證與批評的綜合研究，他的許多單篇論文也同樣是融考證與批評于一體的范文，例如《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一個醒的與八個醉的》等文，都是從對史實的精密考證和對作品的細致分析入手，雙管齊下，然后推導出重要的結論。程先生在古代詩歌的研究中所以能觸手生春，獨得圣解，除了天性穎悟和思力強勁等因素，正確的方法論無疑是重要的原因。

讀者很容易注意到以下事實：這部全集的總字數不是很多，而且有好幾種著作是程先生與他人合作的，這是特殊的時代所造成的結果。1957年，像同時代的許多學者一樣，正當盛年的程先生因直言而獲罪，從此被剝奪了近二十年的工作時間。等到陰霾散盡，大地春回，程先生重返課堂和書齋時，他已年過花甲。妄加的罪名可以平反，貶損的待遇可以恢復，但是被耽誤的時間卻是無法挽回的。從45歲到65歲的二十年光陰，正是從事文史研究的學者一生中的黃金階段。盡管復出后的程先生夜以繼日地努力工作，盡管他的才思依然十分敏銳，但要想親手完成計劃中的全部學術課題，畢竟力不從心。況且重執教鞭的程先生視教學為第一要務，為培養后輩而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于是程先生的好幾種著作采取了與人合作的方式，合作者中有他的同事，更多的則是他親自指導的學生。應該說，這些合作實際上也是程先生培養后輩的一種方式，合作者通過實際操作而獲得了方法訓練，也通過討論質疑而鍛煉提高了思辨能力，所以它們具有薪盡火傳的特殊意義。然而毋庸諱言，如果程先生沒有喪失二十年時間，如果他一生的學術活動沒有中斷，那么他完全可以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從容不迫地獨自完成這些著作，并使它們的學術水準更上一層樓，他也一定能夠寫出更加卓越的其他著作。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于是這部全集只能以目前的狀態呈現在讀者面前。希望讀者看到這部全集時，千萬不要忘記它是一位生活在20世紀歷經坎坷的學者的學術記錄，是一部憂患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