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亮程，著名作家。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的一個小村莊。著有詩集《曬曬黃沙梁的太陽》，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在新疆》，長篇小說《虛土》《鑿空》《捎話》《本巴》，隨筆訪談《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多篇文章收入中學語文教材，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獎項。任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新疆作家協會主席。2014年入住新疆木壘縣菜籽溝村，創建菜籽溝藝術家村落及木壘書院，現在書院過耕讀生活。

我在文聯八樓辦公室的窗戶朝北，能望見烏魯木齊紅山塔，但采光不太好，半下午時才能照進一縷夕陽。這縷夕陽我很少能享受到。我從《西部》雜志調到作協后，有了專業作家待遇，可以經常請創作假，不用上班了。有時半個月不來辦公室，郵件便堆滿桌子。那時作協辦公室是我在烏魯木齊唯一的收件地址。我和哈薩克族女同事哈娜提古麗一個辦公室，我不在時，她每天把我的辦公桌椅擦得干干凈凈，郵件整齊地碼在辦公桌上。她從來不讓別人坐我的椅子。有來訪的客人，都讓坐在沙發上。見有人坐我的辦公椅，她就會說，這是我們的著名作家劉亮程的辦公桌，你不能隨便坐。哈薩克族尊重詩人作家，哈娜提古麗是很好的詩歌翻譯者，她對我的尊重方式是不讓人隨便坐我的辦公椅，這是我在文聯得到的從來沒有過的尊重。

我們作協的維吾爾族同事熱依汗古麗，每次見我都特別熱情，像見了親人一樣。她是庫車人，我寫過散文集《庫車》，和以龜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鑿空》。可能我寫她家鄉的那些文字，使她對我有了不一樣的親近感。

我還認識一位維吾爾族女士，在文聯哪個部門工作我不太清楚。一次她給我發微信說，她父親以前在文聯工作，父親生前對她說，我是漢族作家中寫得最好的。因為她父親對我的欣賞，她也對我有好感，每次電梯里遇見，都會微笑著打招呼。有一年她好像生病了，身體憔悴，我遠遠地聽她咳嗽。其實，我和她從來沒有在一起好好說過話，沒有吃過一次飯。只是在文聯樓道或電梯里匆忙遇見，相互微笑，問候。這樣的微笑和問候發生在我在文聯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經常不來，好多人我不知道名字，但她們知道我。我的一些文字翻譯成維文、哈文、蒙文等，他們可能讀過我的書，見面了問聲劉老師好。我記住了許許多多的美好微笑，和問候。

我調到文聯后，很早在伊犁文學活動中認識的阿拉提也到了文聯，并當了新疆作協主席，他用維吾爾族思維寫的漢語小說，活潑幽默，動感十足。他的小說語言就像維吾爾族姑娘會說話的眉毛一樣，每個字每個詞都在跳動，充滿魅力。我和阿拉提是文友酒友，我們能把幾塊錢一瓶的酒，喝出大半夜的歡笑快樂。

我經常去民間文藝家協會馬雄福主席的辦公室，和他聊著天，眼睛盯著他負責主編完成的漢譯本史詩《瑪納斯》《江格爾》，還有《新疆民間文藝集成》。我家里的這些大部頭書籍，都是馬主席送的。我還從蒙古族作家巴音巴圖辦公室借了一套最初漢文版本的《江格爾》，他見我喜歡，就說你拿去讀吧，不用還了。我寫長篇小說《本巴》時，在《江格爾》研究室學者尼瑪那里，采訪到他家族的一段故事，他的祖先是土爾扈特東歸隊伍中的一支，部族三千多人，在東歸途中負責打頭陣，幾乎全犧牲了，留下幾個孤兒。他就是其中一個孤兒的后代。這段故事我寫到了以《江格爾》和東歸為背景創作的小說《本巴》中。

調文聯之前，我就認識了哈薩克族作家葉爾克西，她在《民族文匯》做編輯，我和編輯部的楊子、尹儉都很熟，他倆去沙灣找過我。我來烏市也住尹儉家。一次我去《民族文匯》編輯部，尹儉給葉爾克西介紹我是詩人劉亮程，葉爾克西笑著說：“你就是那個站在院子里舉一把鐵锨挖天空的人呀。”原來她讀過我寫的一首叫《天空》的詩。在那首詩里，我整天舉一把鐵锨站在院子，仰頭看天上哪塊云朵邊可以挖地種麥子。

我1993年辭去沙灣縣鄉農機站的工作，到了烏魯木齊。先在正籌辦的《烏魯木齊晨報》打工，干了兩個月，報紙沒籌辦成功，員工解散。我又經蒙古族學者孟馳北推薦，到《工人時報》打工，做副刊編輯。1997年，正式調動到自治區文聯《中國西部文學》（《西部》前身）編輯部。我在雜志社工作期間，得到鄭興富老師的特別關心照顧，鄭老師是新疆西部詩運動的熱心推動者之一，我在鄉下時他從自然來稿中發現并發表了我的詩歌，還給我寫了信。一次我來烏魯木齊，他帶我到家里吃火鍋。鄭老師是四川人，會做地道的麻辣火鍋，鄭夫人也熱情好客。我還帶我妹妹到鄭老師家學做四川火鍋，回去后在沙灣縣開了麻辣火鍋店，生意紅火一時。

我在文聯工作兩年后，《一個人的村莊》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引起轟動的散文集的重要部分，是我在文聯工作期間寫的。文聯寬松自由的環境給了我充足的寫作時間，它成為我這樣的地方文人所向往的歸宿。

我在文聯遇到好幾位以前在鄉下認識的人，其中最傳奇的一位，是在1991年我去伊犁時認識的。那時我在沙灣大泉鄉農機站做農機管理員，寫詩，在伊犁出版過一本薄薄的詩集《另一只眼睛》，得到《伊犁河》副主編顧丁坤和詩人楊牧的贊賞。那次我跟一個駕駛員朋友到伊犁去買俄羅斯倒過來的寵物狗。朋友帶了五萬塊錢，全是五塊的票子，一百沓子，鼓鼓囊囊裝了一帆布包。到伊犁后我找到《伊犁河》編輯部的陳予，把帆布包扔到陳予宿舍的床底下，跟著陳予出去喝酒。第二天一早，陳予帶我們認識了他的一位同事，說同事親戚家有狗。我們到了伊犁河邊一個大院子，幾十條各種寵物狗在院子里叫。陳予的這位同事口齒伶俐，很會談生意，一會兒功夫，就把三條狗賣給我們，收了兩萬多塊錢。

很多年后，我在文聯電梯上竟然看見這個人，我看著他，他沒反應，好像不認識我。到辦公室打問才知道，他是伊犁州文聯的佟吉生，調到自治區文聯音樂家協會當秘書長了。

有一次文聯辦公室主任馬旭國招呼劉賓書記還有佟吉生我們一起吃飯，我給劉賓書記講了我認識佟吉生的經過，大家都哈哈大笑。我對佟吉生開玩笑說，沒想到一個伊犁的狗販子都到文聯當音協秘書長了。佟吉生立馬說，你不也是買狗的嗎，也到作協了。那時佟吉生的女兒后來的影星佟麗婭還在上中學吧，不知道她是否聽說過父親的這段故事。

那時候，新疆各地有才華的各民族作家藝術家，大多到了文聯。文聯成了各門類藝術家棲身創作的溫暖懷抱。尤其那些底層的藝術家，也有機會調到文聯來工作。他們在基層被土地和民間智慧滋養，在文聯寬松的環境中創作，結出碩果。《伊犁河》雜志的陳予幾年前也調到文聯《新疆藝術》。還有我的同鄉李東海，以前在沙灣一中當老師，寫詩，一天文聯開大會，有人在背后拍我肩膀，一扭頭，發現是李東海，他調到《西部》當編輯了。

文聯是新疆各民族文藝工作者共同工作、創作、生活的一個大家庭，應該也是新疆民族成分最齊全的單位。我在這座略顯擁擠的大樓里，聽著不同語言的說話聲，這讓我對世界多了許多種認識。我會自覺地體味不同語言里文學的美妙，知道同一個地方的生活，在不同的語言文字里，呈現出那么豐富多彩的表達。在烏魯木齊下雪的早晨，至少有五六種語言，在說這場大雪。而在陽光明媚的上午，“太陽”這個詞也會出現在所有的語言里。盡管“太陽”在各種語言中發音不同，但我們對陽光的熱愛，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一樣的。不同的語言說著我們共同關心的事情。不同語調的漢語把大家聚攏在一起。無須翻譯的微笑、眼神，無須翻譯的繪畫、音樂，和需要翻譯的詩歌、小說，匯聚在一起。各種語言的互譯間，不會丟失的詩意、美好、真誠，匯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