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劇作家劉和平

“人民是歷史的承載者”，“站在人民的立場永遠是我的創作方向”。日前，劇作家、小說家劉和平在回顧自己從上世紀80年代起創作舞臺劇如《甲申祭》等，到1999年創作的《雍正王朝》，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2014年的《北平無戰事》以及剛完成的電影《援軍明日到達》時，對本報記者如是說。在長達40多年的創作期間，劉和平用一部部作品完成著自己一次次“從人民中來、歷史中來，向美學中去”的出發、跋涉與回歸。他以獨特而深邃的歷史視角與人文關懷，從民族史、文化史、心靈史的高度講述歷史、重建歷史敘事，充分彰顯了作家以人民為主角、為創作立場的歷史觀與創作觀，為講好中國故事打開了新的空間、賦予了新的內涵。

劉和平作品集(精裝典藏本)(全7冊)，花城出版社，2022年3月

記 者：從上世紀您講述明末農民起義首領李自成“得天下”又“失天下”的舞臺劇作品《甲申祭》開始，多年來，您的作品一直以堅定的人民立場與為人民而創作的美學追求，為廣大觀眾、讀者所喜愛。您如何理解人民是生活的承載者亦是歷史的創造者？

劉和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人民為中心，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被擺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從文藝創作的角度，我們今天該如何理解、界定“人民”這個概念？從廣義來看，人民以勞動群眾為主體，是廣大的社會基本成員。在中國歷史上，接近于我們今天理解的“人民”這個概念的出現，要從約2200年前秦統一六國、建立郡縣制開始說起。秦建立耕戰制度，百姓為國家打仗，建立軍功后分得土地，每戶百姓就有了家，郡縣制就是由這些自耕農為基礎組成的國家，自耕農就是“人民”。他們以賦稅徭役的方式承擔了國家的主要財政支出、成為了國家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此后兩千多年的郡縣制，凡是耕者有其田國家便穩定，凡是土地兼并劇烈自耕農喪失土地國家便動亂，直至改朝換代?？たh制的兩千多年歷史中，發生過幾次大的制度改革，都是試圖調整穩定這種生產關系，以保證自耕農的基本權益，也就是保證國家的基本穩定。比如我在電視劇《雍正王朝》里寫的雍正皇帝推行“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攤丁入畝”等賦稅新政，就是針對以前官紳不納糧、不交稅、不當差、免徭役，負擔都壓在自耕農的頭上，從而造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生產關系的極大不合理所進行的改革。包括后來我在《大明王朝1566》里寫到的海瑞的大聲疾呼，“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卻要納天下之稅”，指的也是這個現象。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土地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每到一地就先搞土地革命，所以后來解放戰爭能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取得全面勝利。以土地革命為題材，上世紀40年代作家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文學作品，都生動書寫了黨在這一時期的政治主張和理想追求而成為了經典。幾十年來，我一路進行歷史題材的文藝創作，也一直秉持著人民是歷史的承載者這樣的唯物史觀，這就決定了我的每一部作品無論是寫普通百姓還是寫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我所持的立場都是人民的立場。

記 者：從電視劇《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到《李衛當官》《北平無戰事》，從帝王將相到歷史大潮中的普通人，從寫歷史、寫歷史中的人到寫歷史的內在邏輯，您用濃墨重彩的書寫，對民族的心靈史進行了重新解碼與富有當代性的藝術闡釋，這樣的創作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對您的寫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劉和平：我們這一代人生于上世紀50年代，從兒時起接受的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形成了我們認識世界的基礎。我們這一代人也經歷過很多艱辛，“三年困難時期”我在城市里挨過餓，十幾歲下放到農村參加勞動，天天為衣食犯愁，親身體驗了什么叫饑寒，因此也就確定了我一生寫作、創作的立場與追求。1993年，我創作的舞臺劇《甲申祭》代表湖南省參加全國戲劇匯演，作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唯一劇目，在首都劇場演出多場，引起轟動，并獲得了曹禺戲劇文學獎、文華獎等許多獎項。在那部戲里我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后就突然感到自己成為特權階層了，身份轉換為何如此之快？從中可以看到，“人民”的身份在歷史上是在不斷發生著變化的。因此，“人民立場”就成為我寫作歷史題材的一個切入點、出發點與落腳點。比如1997年，我改編作家二月河的小說《雍正皇帝》，就將主題定位在雍正調整生產關系的改革上，這和原小說有一定的差異，也是基于我對那段歷史的認識。作為當時封建中央集權制的最大利益者，雍正皇帝能夠采取一系列真正觸及封建特權階層利益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兩千年來以王安石、張居正等為代表的“改革者”都未能解決的土地兼并者和自耕農之間的生產關系問題，非常難得。舉一個數據為例，雍正改革前中國只有1億人口，改革后短短幾十年，中國的人口便迅速增長到3億?！队赫醭芬唤洸コ?，就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喜愛，我想這與這部作品的創作主題和持守的立場是分不開的。在我看來，搞創作首先要把“認識論”排在第一位。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就看有沒有被創作者認識到。這也就切入到另一個話題，即新時代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包括后來我寫《大明王朝1566》、寫《北平無戰事》，能夠得到廣大觀眾和讀者的肯定也是這個道理。譬如《北平無戰事》講到了國民黨幣制改革、反貪腐失敗的深層原因，不僅在大陸熱播，也被人帶到中國臺灣播放，國民黨的一些官員觀劇后也不由感慨，進一步認識到了國民黨為什么失敗，共產黨為什么勝利。

記 者：“人民不僅是文藝表現的主體，同時也是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蹦淖髌酚弥袊涷炛v述中國故事、彰顯中國價值，體現了強大的文化自信與歷史自信，引發了當代觀眾的強烈共鳴。在您看來，作家、劇作家如何提升作品的思想內涵與藝術價值？如何寫好歷史中的人您又有哪些體會？

劉和平：講好中國故事，首先需要創作者能真正地表現好中國人民的生活狀態，這就需要創作者能真正深入生活，能用一雙深入觀察的眼睛，見人之所未見，從深層次理解生活，理解不同人在不同環境下的行為動機與心理奧秘，由此發現因這一切而形成的文化思潮。就像周立波，要真正寫出反映土地革命的本質和它所引發的歷史反響的作品，他就必須到土地革命的一線去，只有在那里才能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被解放的農民。在那個特殊歷史時期，中國能出現一批很有成就很了不起的作家，都是因為他們曾深入人民的生活，親歷了中國大地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樣，今天我們的國家也正處于大轉型的時代，作家如果不投身其中，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這個轉型的歷史意義和當代意義。當作家真正理解了“歷史”，也就是不同階段、不同時期人的生活形態，我們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并表現好承載歷史的人民大眾，這樣的作品也才會有生命力。

記 者：您曾說過，自己是一個創作很慢的作家。也正因為如此，您筆下的歷史人物能夠突破符號化的淺層書寫，而以復雜、豐盈的立體呈現樹立于時代的藝術畫廊中，這與您對人、對生活，對中國人精神世界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的深刻洞察與把握是分不開的。

劉和平：這些年來，我的作品“挨罵”比較少，在我看來主要是作品說了“實話”。無論是在事實取舍還是價值判斷上都力求真實與真誠。哪怕是寫現實世界里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也遵循了這一點。比如我在《大明王朝1566》里寫的“改稻為桑”等事件，歷史上并沒有發生過，但我借著虛構的事件寫出了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揭示了歷史本質的真實，寫出了人民希望看到的真相，所以才能受到廣大觀眾、讀者的喜愛。這就講到了我們今天的創作者要如何去認識歷史上發生的那些人和事的問題，當我們站在新的時代高度上，我們怎么去重新發現歷史，這又是一個歷史認識與創作觀的問題。比如我寫海瑞，不只是寫一個“清官”，不管海瑞的生活、行事作風曾有多少人不理解，但他人生的基本立場就是堅決站在貧苦百姓這邊，從來沒有改變過。他的一生并沒有什么大的歷史成就，最有名的事跡是寫了一篇《治安疏》罵嘉靖帝，史稱“直言天下第一疏”。后來海瑞雖然調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官至二品，但他的一生始終和百姓在一起，生活水平也始終沒有超過普通百姓，甚至去世的時候還需要同僚朋友湊錢為他買棺材。所以我一定要把海瑞和嘉靖作為我這部劇的主要書寫對象。海瑞和嘉靖就像太極里的至陽和至陰，其實嘉靖又何嘗不想所有人都生活得好，但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他們的時代永遠解決不了。所以回到對歷史的認識與書寫，我們也不應輕易地、偏激地急于做結論，對歷史的認識應更細致、更認真。這個過程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里引用的王國維論述治學的三種境界一樣，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即便是“衣帶漸寬”也“終不悔”，最后達到“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真正的作家，他的創作一定是在孤獨中不斷尋尋覓覓飽受煎熬的過程，這是我們的選擇。一個人的一生總得選擇一條道路，既然選擇了成為作家、劇作家，就要對得起這個行業、這個職業，對得起“家”這個稱呼。

記 者：從一開始走上創作之路，您的創作就有著明確的目標，每部作品都體現出對創新的追求。您如何理解“藝術創新不是標新立異的文體實驗，而是忠實于生活、忠誠于人民的結果”？

劉和平：當年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文藝創作這條道路，就有一個明確的創作目標：創作不僅僅只是一個“活兒”、一份工作，我想用創作自由地表達對歷史、對時代、對生活、對人民、對藝術的看法和理解，為這個時代留下一些東西。要在創作中找到時代的最大公約數，使創作成為當代之需要、人民之需要。我寫《北平無戰事》時，墻上從一樓到二樓全部貼滿了大事記，從國民黨和共產黨成立那天起，把每一天、每個月發生的事及產生的影響都整理出來，把國民黨的黨史和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兩相比較，思維的密度就出來了，“創新”就出來了，就能實現“從歷史中來，往美學中去”的藝術高度了。用美學的眼光去看歷史、寫世界，這是文藝工作者創作創新的任務和職責。

記 者：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由您任總制片、總監制、編劇，歷經6年創作攝制的重點抗戰題材電影《援軍明日到達》將于明年上映。在這部作品中，對于歷史與人民的關系您有哪些新的認識與表達？

劉和平：創作攝制電影《援軍明日到達》有兩個目標：一是希望能幫助今天的觀眾重新認識抗戰的苦難和偉大；二是希望在中國電影工業不斷進步的今天，能在中國的熒幕上留下一部優秀的表現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全景式戰爭片。因此在這部電影里，我更多是在寫群像，這部電影表現了后來被稱為“東方莫斯科保衛戰”的1944年的衡陽保衛戰。這場戰役在當時影響特別大，是抗戰史上唯一一次日軍以6倍于我的兵力，戰斗47天，傷亡三倍于我的戰役。衡陽作為當時全國非淪陷區第三大稅收城市，一戰下來，5萬多棟建筑全部被夷為平地，戰士和民工依然在廢墟中用血肉筑成長城，抵抗了日軍三次總攻，有力阻滯了日軍大本營的一號作戰計劃，間接導致了東條英機內閣的倒臺，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今天，我們的時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有很多東西不會變。譬如新時代的抗戰題材，永恒的主題就是表現中華民族永不屈服的偉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