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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上海魯迅紀念館整理館藏，推出年度特展“一紙書信 萬千情懷——上海魯迅紀念館藏名人書信展”，以尺牘勾勒新文學乃至新文化大半世紀的發展和研究進程。今夏，此展移師北京魯迅博物館，展品大多一同北來，以時序次第陳列。所展信件集中在1930-1980年間，魯迅本人的手書卻不在其中。

魯迅：不在場的在場者

盡管如此，魯迅依舊是展陳的靈魂人物，是不在場的在場者。魯迅是上世紀新興木刻版畫運動的第一推手，時間最早的幾件展品中便有1934年10月曹靖華寫給他討論中蘇木刻交流的手書。而最晚的幾件展品中，1983年9月美術家彥涵寫給張望的信里談及內山嘉吉即將訪華——內山嘉吉是魯迅摯友、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的胞弟，1931年受魯迅邀請到上海“木刻傳習會”主講木刻藝術，翻譯就是魯迅本人。

1930年代的展品中有好幾封信，是當時文壇健將臧克家、卞之琳、蕭軍、靳以等寫給同一個收信人英子的——信中臧否人物、討論寫作，好不親近。英子是王任之筆名，上世紀30年代曾活躍于上海與家鄉歙縣等地文壇，有不少作品發表，文風清新可喜，也擔任過《徽聲日報》副刊的主編。其后來更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繼承“新安王氏醫學”的名醫，有醫案傳世。兩個身份之間差距頗大，連與之有過通信的卞之琳，也是在王家后人編纂《英子文友書簡》時找上來門，才知道這位未曾謀面的文友的際遇。1936年年底黃源寫信給彼時已回鄉的英子，不免談及剛剛去世的魯迅，“魯迅先生的死，真像晴天的霹靂，打擊到每個青年，不論近在他身邊，抑或遠處窮鄉僻壤，但是住在孤陋的小城里，看著一個巨星橫空而過，向不知去向的落去，這心情是難受的。”

而魯迅研究也是上世紀40年代、80年代展品中比較集中的主題。有數封許壽裳、孫伏園等多位魯迅親近的朋友、學生寫給其時正在大后方多個中學輾轉任職的林辰（本名王詩農）的信，回答魯迅交游的相關問題。1940年代林辰寫作了數篇考據魯迅生平的文章，后來在葉圣陶主持的開明書店結集出版，即頗有乾嘉學風的《魯迅事跡考》。未曾親炙魯迅的林辰在顛沛之余能完成這樣的考據，鴻雁來往功不可沒。1980年代中期，著名的文藝編輯趙家璧通過書信向樓適夷、魏猛克等當時尚在的“左聯”人士求證了不少關于魯迅提攜文學青年、推動木刻普及的細節，后來都寫進了他的回憶錄《編輯憶舊》《編輯生涯憶魯迅》等作品里。

《辭源》題字的由來

除了魯迅交游和魯迅研究這一主題，部分展品還集中呈現了“十七年”時期一些重要出版物的出版細節。《辭源》是商務印書館20世紀開創新體例的辭書出版物， 1915年初版重在整理國故、補充知識，1931年的《續編》則廣收新名詞。該書1958年重新修訂，為和《辭海》《現代漢語辭典》等相區別，變綜合性辭書為一部供高中以上水平讀者使用的古漢語詞典。此次修訂的直接產物就是1964年的《辭源》修訂稿。《辭源》修訂稿出版前后征求方家意見，本展就展出了語言學家王力、魏建功和陳夢家給商務編輯的復信，內容涉及書名到詞條修訂各個方面。

王、魏信中均提及書名題字。魏建功表示書名“不用鄭字”而“用當代人字”。初版《辭源》乃是鄭孝胥題字。當時鄭孝胥本就是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書法享譽海內，題字《辭源》“至當不易”。惜卿本佳人，卻從遺民做到了漢奸，也就不好沿用。王力贊成書名用柳體的《玄秘塔》集字，也認為請當代書家題簽“未嘗不可”。1964年的修訂稿封面最后果然用的是柳字；而1979年《辭源》修訂版出齊至今，書名用的就都是葉圣陶的題簽了。

作為時代注腳的細節

當然，書信展品中值得關注的內容，未必都是文化事件，親友通信尤多生活細節，可添作“銀元時代”生活史的一個注腳。比如1930年許欽文給魯迅的幾封信，主要談論的就是杭州不同種宣紙的價格。魯迅托他代購，而許抱怨不同單品“有的論刀，有的論百，呆板固定，莫名其妙”。當時一刀紙為九十四張，信中提到最便宜的單品四尺每刀也在五元以上。而汪靜之1932年從汕頭寫給妻子符竹因的信，因為是家信，所以把高中國文教師的月工資、兼職收入和稿費兜了個底兒掉，偶得的稿費千字五元，不夠一刀紙的價格。汪靜之固定的月工資一百出頭，五分之四都要寄給妻子。汪符的感情濃度一直是文學史上的佳話，此信中的情話也是俯拾皆是：“汕頭除了花香很濃一件外，都不如想象中的美滿，生活言語方面更苦死人。但汕頭若有一千個缺點，便有九百個缺點是因為你沒有同來的緣故才成為缺點的。”

甚至不看內容，只看手書風格，概覽下來也頗有趣味。1949年之前的尺牘，無論硬筆毛筆，除了蕭軍給英子的一封是橫寫外，都是豎排稿紙，豎排書寫。此時的印刷品除了票據、表格外，很少有橫排印刷，少量雜志的橫排也只是部分先行者的刻意提倡。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展品就是橫寫豎寫交雜，而當時正式出版物正逐步由豎排印刷變為統一橫排——展品中橫寫比例隨著時代發展日益增大。從豎到橫的書寫變遷，未嘗不是新文學演進體用逐漸合一的寫照。

正如今日仍有部分古籍采用豎排印刷，展陳中俞平伯、葉圣陶的手書，到了七八十年代，在同時代人基本都采硬筆橫寫時，仍然是就著印好的橫排稿紙用毛筆豎寫，十分醒目。細看行文，一仍尺牘舊貫，倒也表里相符。只是，展廳中葉圣陶1943年、1978年寫給林辰的兩封信，前者稱呼“詩農先生”，后者稱呼“林辰同志”，終究還是打上了時代的印記。

（圖片來源：上海魯迅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