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批評需要想象力嗎？我們隨意翻開一本“創作論”或“文學概論”，必能輕易找到關于想象力之重要性的論斷。情況似乎是這樣：倘若我們承認想象力之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得承認想象力之于文學批評的重要性。因而青年批評家徐兆正將他的第一本批評文集題為《拒絕想象》，的確引人深思。這本批評集所展現出世界文學的視野、理性思辨的能力、精警峭拔的立論，凸顯出當前青年批評的一些新特征。

沿著這個題名說開去，拒絕想象之說，首先意味著篤信文學的表達邏輯有其無可替代的特殊性。作家在追求“真實”時需要警惕審美誤區。在談到小說《琢光》時，徐兆正對此有明確表述：“現實邏輯與文學的邏輯并不等同，后者亟待的是文本真實性（自洽性）的拯救，而非被現實的真實性（現實性）所裹挾。”其次，拒絕想象，還源于對批評家寫作倫理的深切體認。徐兆正之所以對張新穎的沈從文傳感興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張著所踐行的“有情的理解”合于某種批評倫理。批評家若想真正貼近作家的內心，最可靠的辦法莫過于“去陳述事實本身，從而拒絕任何一種無論合理或不合理的想象”。

但我們都知道，在批評家筆下，從他們所使用的各種材料到他們所做的諸多論斷，很難說存在絕對客觀的“事實本身”。韋勒克說過，在文學史工作中，簡直就不存在絕對中性的事實材料。法朗士也提醒過：批評家應該“真誠坦白”地承認，“關于莎士比亞，關于拉辛，我們所講的就是我自己”。同理，徐兆正對作家的敘事邏輯及批評家的責任倫理的一再強調，所凸顯的其實是屬于他自己的批評觀。在他看來，盡管詩學批評和闡釋學批評長期以來占據批評界的統攝地位，但由于“前者不再相信文本中渴望發現真理，后者認定真理即是自己的讀解”，所以“兩者毋寧都誤解了真理的意思”。

那么，如何從事批評，才不至于“誤解了真理的意思”呢？徐兆正懸置了對“真理”的本質化描述，而提出“除了遙不可及的想象，真理還是求真意志本身，是對于真理毫不動搖的專注”。此舉無疑帶有某種現象學哲學式的機智，但我更欣賞它為文學批評賦予了真切可感的動能：批評家與其為了論證某些先驗的真理，不如投身于探求真理的切實行動；使批評成其為批評的，始終是行動和實踐。

批評乃是批評家基于“求真意志”的行動和實踐。假如我們能以這句話來提煉徐兆正的批評觀，那么也就有必要同時說明，他所從事的批評并不真正拒絕想象。更準確地說，他所拒絕的，只是膚淺的、不及物的、不合敘事倫理的想象；而他所做的體察人情物理、闡明作家的審美經驗及敘事姿態等工作，無不需要想象力，甚至可以說需要更高意義上的想象力。唯有這樣的想象力，才足以負載求真的使命。

徐兆正的批評行動常有三個落腳點或出發點。第一個落腳點是“脈絡”。無論是談先鋒寫作、偵探小說，還是論寧肯、格非，他都致力于找到有效進入批評對象的“阿里阿德涅之線”。梳理脈絡這一工作，不僅充分體現了其文學批評的耐心與細心，也使得文學批評成為批評家主體視界與作家精神圖景的相互發現。

批評家與作家的精神對話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共同領受生活與時代的饋贈。這就有了作為第二個落腳點的“生活”。徐兆正對后先鋒文學時代的新寫實小說、偵探敘事之特別關注，正是基于理解“生活”及其與文學之關系的熱忱。他希望當前純文學能夠“重新審視這個時代的文學理應觀照的日常生活對象”，他自己的批評也愈發自覺地朝此方向努力。第三個落腳點是“現實主義”。這也是貫徹“求真意志”的題中應有之義。但他并不尊奉任何一種帶有修飾語的現實主義，而是始終堅信現實主義是“一個過于寬泛的詞匯”，是“文學那永恒的沖動”，是理解作家與世界、文學與時代關系的永不落幕的背景。以我之見，他所理解的現實主義，表面上合于羅杰·加洛蒂的“無邊的現實主義”，實際上卻與詹姆斯·伍德基于“生活性”（lifeness）的現實主義觀息息相通。

徐兆正在評論阿乙時借用阿蘭·羅伯-格里耶的“為了一種新小說”作為小標題。出于對青年批評的一種新期待，我們也可以呼吁“一種新批評”——批評家應當從事的是這樣一種批評：熱切關注卻又冷靜梳理作家的思想觀念之“脈絡”，以此展現其精神世界之圖景；進而追問作家“生活”之根基，不斷追問文學的存在方式及可能性；在上述過程中，時常自覺回到（其實是重新打開）作為能指的“現實主義”，以獲得對批評家與作家共同置身其中的時代、共同操持的敘事的更深認識。從批評路徑來看，這顯然不是一條能夠指引絕大多數文學游客流連光景的路線，卻是一條堅實的道路。這條路不能直接拓展文學景觀的面積和規模，卻能間接豐富文學景觀的層次感和立體感。我以為，沿此路前行，批評家大有可為。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