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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與金沙文物交相輝映，吳王劍與越王劍凜凜生威，各窯口的外銷瓷璀璨多彩……在中國航海博物館舉辦的“江海共潮生：長江與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上，13省市41家博物館的180件文物珍品匯聚一堂，其中一級文物多達64件。這是中國航海博物館開館以來一級文物最多、珍貴文物占比最大、參展單位最廣的一次原創特展，以長江流域重大考古發現為依托，展現長江的輝煌文明和航運成就，講述長江與海洋文明的互動交融故事。

多元文化百花齊放

“長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長江通過航運和海外進行交流互動。在江海交匯的上海舉辦‘江海共潮生：長江與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既是回顧長江串聯江海之濱物質與文化交流的輝煌歷程，也是體現長江連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作用。”此次展覽策展人、中國航海博物館陳列展示部主任毛敏說。

與以往的長江主題展有所不同，此次展覽聚焦“長江與海洋文明”，系統展示長江航運歷史文化，彰顯長江文明對世界文明的卓越貢獻。中國航海博物館陳列展示部館員、展覽內容策劃蔡亭亭介紹，展覽按照歷史脈絡，分為文明淵藪地、大江經緯篇、揚帆起千埠、江海互吞吐4個單元，長江航運和江海互動這一主線貫穿全局，在前兩個單元作為暗線，在后兩個單元成為明線。

“長江一帆遠，落日五湖春”“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在展覽入口通道兩側的展墻上，數十首描寫長江的詩句熠熠閃光，讓人感覺仿佛走進了邈遠的時空隧道，探尋長江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

從“文明曙光”凌家灘、“一醒驚天下”的三星堆、商王重邑盤龍城、青銅寶庫大洋洲，到曾侯乙墓、馬王堆漢墓、海昏侯墓、三國朱然墓、隋煬帝墓，乃至2022年打撈出水的“長江口二號”古船等——展覽集中呈現了34項重大考古發現成果，其中有13項“百年百大考古發現”、15項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空間跨度從長江上游、中游到下游，時間跨度從新石器時代直到明清。

考古發現證實，長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長江各流域早期文明各具特色、百花齊放，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

上海青浦崧澤遺址是上海地區最早的人類居住地之一，對研究中國早期文明起源、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展廳里一只古樸可愛的陶塑家豬出土于崧澤遺址，距今約7000年—6000年，為研究家畜飼養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古蜀國是長江上游早期文明中心，以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和成都金沙遺址為主要代表。古蜀文化中的大量器物對眼睛著力表現。粗眉立眼的三星堆青銅人頭像與金沙鏤空銅眼形器對照展示，凸顯了古蜀文化的神秘詭譎。

在青銅時代，長江流域分布著眾多方國，它們吸收中原文化精華，創造出異彩紛呈的青銅文明。江西新干大洋洲是迄今出土青銅器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的大型商代墓葬，與殷墟婦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稱為商代青銅器三大發現。大洋洲的青銅禮器、兵器明顯受到中原商文化影響，又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大洋洲出土的虎耳虎形扁足青銅鼎，體現了當地獨特的虎崇拜，扁足也是長江流域南方青銅器的特色。

曾國（隨國）是西周早期南方的重要封國，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正是這一時期的曾侯墓地。葉家山出土的立鳥蓋懸鈴銅罍，蓋頂立著一只仰頭展翅的鳥，雙耳側立獸首，頸部伸出全雕的獸首，四面飾有夸張的扉棱和獸面紋，外底懸鈴，裝飾繁復華麗，令人驚嘆。與之風格相近的青銅罍在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也有出土。

吳國與越國瀕長江、通大海，是河網縱橫的水鄉澤國。春秋戰國時期，兩國互相征伐，先后稱霸。吳越青銅器以兵器最為著名，反映了吳越先民悍勇尚武的面貌。

江蘇蘇州博物館藏吳王夫差劍通長58.3厘米，線條流暢，鋒刃極其鋒利，歷經2500年依然寒光逼人，是目前已知的吳王夫差劍中長度最長、保存最完好的。此劍采用錯金、鑲嵌、鑄銘、刻銘等多種工藝，劍格部分深鑄獸面紋，再鑲嵌綠松石，劍箍上也嵌有細若沙粒的綠松石，劍首鑄有8圈精致峻深的同心圓凸棱，同心圓壁非常薄，鑄造難度極大。

湖北荊州博物館藏越王鹿郢劍，劍格兩面均有錯金銘文，正面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為“者旨於睗”，於睗即鹿郢。據《竹書紀年》記載，鹿郢是越王勾踐之子，公元前464年—公元前459年在位。越王劍發現于楚地，可能是由于戰爭、禮聘往來等原因。

黃金水道四通八達

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橫貫東西，連通陸海，素有“黃金水道”之稱。蜿蜒6300多千米的悠悠江水，為流域人民帶來了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魚米之裕。

戰國時期，楚國將軍莊蹻順江南下來到滇池，建立滇國，把長江中游的先進文化帶到西南地區。云南廣南出土的西漢羽人船紋銅鼓是云南地區迄今發現最大的銅鼓。鼓面飾太陽紋，鼓胸有4組羽人競渡紋，船身狹長呈弧形，首尾以鷗鳥頭尾為飾，反映了古滇人的造船技術。船上有巫師、劃槳者、掌舵者等眾多人物。鼓腰縱分成14格，格中有羽人對舞和剽牛等圖案，表現了聲勢浩大的祭祀場景。

益州（今四川一帶）是長江支流岷江沿岸的重要港口。戰國時，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不僅解決了岷江水患，還便利了航運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為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四川地區出土的搖錢樹、舞蹈俑、擊鼓說唱俑等文物，反映了漢代蜀地經濟發達、文化昌盛。四川多產井鹽，除了供給蜀人生活所需，還沿長江輸往各地。四川博物院藏制鹽畫像磚出土于邛崍花牌坊，生動再現了東漢時期成都平原采鹵煮鹽的場景。

安徽馬鞍山朱然墓是三國考古的重要發現。朱然墓出土的季札掛劍圖漆盤工藝精湛，被列為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盤底部用朱漆書“蜀郡造作牢”5字，證明其產自蜀地。“蜀地生產的漆盤出現在長江下游東吳將軍墓中，說明當時長江上游和中下游地區雖然分屬于不同的勢力管轄范圍，但由于長江航運的貫通，彼此間仍有密切的交流。”蔡亭亭說。

隋唐之際，大運河的開鑿改變了長江水運格局。沿著干支流與大運河，長江得以貫通南北，連接全國各地，進而通向海外。長江沿線的港口城市既是航運中心、物流驛站，也是文化樞紐。

唐代揚州有著“揚一益二”的盛名，海內外豪商巨賈、文人墨客、使節學團云集于此。展覽中呈現了江蘇揚州唐城遺址出土的伎樂飛天紋金櫛、長沙窯青釉褐彩雞心紋罐等珍品，折射出唐代揚州商貿繁榮、中西文化交融的盛景。

江州（今江西九江）位于長江干流與支流贛江交匯點，上通川楚，下至蘇杭，是長江中游的航運中心。宋元時期，江州商貿發達，漕糧、瓷器、茶葉、木材等貨物吞吐量巨大。九江市博物館收藏的元代至元三十年“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燒鈔庫印”銅印，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唯一燒鈔庫銅印。燒鈔庫是元代負責銷毀殘損紙幣的機構，燒鈔庫銅印發現于九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九江經濟的繁榮。

中外文明交流互鑒

長江流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外交流的前沿和高地。考古資料顯示，商周時期長江上游就開通了從四川經云南至緬甸、印度的交通線，印度洋地區的海貝、象牙等經此傳入巴蜀。

江蘇南京仙鶴觀出土的東晉玻璃碗，經成分檢測可知其屬于鈉鈣玻璃，不同于中國生產的鉛鋇玻璃。碗腹及底部飾有四周磨光略內凹的豎長橢圓形花紋，這種磨花工藝是薩珊玻璃的典型風格。這件進口玻璃碗在當時屬于貴族專享的奢侈品，是六朝時期長江流域與海外貿易往來的見證。

絲綢是長江流域重要的物產，行銷海外，廣受歡迎。蜀錦是中國“四大名錦”之一，專指蜀地生產的提花織錦。蜀錦在走向海外市場的同時，也受到異域文化的影響。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明代雙獅雪花球路紋蜀錦，上面的球路紋為西亞地區流行的紋樣。

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后，長江流域越窯、長沙窯、景德鎮窯等名窯生產的瓷器大批外銷，對沿線地區的社會生活、飲食文化、陶瓷生產等影響深遠。長沙窯是中國早期外銷瓷的代表性產地，以燒造高溫彩瓷為主。此次展覽中的唐代長沙窯青釉褐彩阿拉伯文碗、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蓮花紋碗，來自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海域“黑石號”沉船。“黑石號”是從揚州出航、途經廣州、前往阿拉伯地區的商船，船上裝載數萬件長沙窯產品，多以褐、綠彩繪西亞風格紋飾。“黑石號”的發現，表明長沙窯瓷器是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大宗外銷商品。

長江與海洋文明的交流不僅是商品貿易與技術傳播，還體現在宗教與文化的交融互通。佛教傳入中國后，在長江流域廣泛傳播，衍生出法華宗、禪宗、凈土宗等眾多本土宗派。這些佛教宗派又通過中外高僧傳播至朝鮮、日本、越南等國，是長江與海外文化交流互動的典型例證。此次展出的東晉“東林寺乞米”罐，通體飾方格紋，頸部陰刻行書“東林寺乞米”5字。據考證，這是東林寺僧人化緣所用的盛器。東林寺位于九江廬山西北麓，東晉時由僧人慧遠創建，系佛教凈土宗發源地。凈土宗是佛教中國化的典范，后傳到日本和朝鮮半島。

展覽的最后有一面照片墻，展現了長江航運的繁華景象。江流滾滾，跨越古今，連通中外。江海和合，共同譜寫文明交流互鑒的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