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是當下網絡文學研究的熱點話題。不僅諸多網絡文學評論家從機制、審美等各個角度對網絡文學能否成為經典的問題進行闡發，諸多純文學作家和網絡文學作家也相繼發表看法。持否定態度的評論家堅持藝術和技術、文學審美和商業邏輯的對立。在持肯定態度的評論家中，一部分學者寄希望于網絡文學自身的“提升”，期待其能夠適應文學性規約，提高立意或是注重審美；另一部分學者則著重指陳文學經典化的機制和標準理應更加多元化、大眾化。對于這個問題，即使是網絡文學作家本身，態度也不一致，有的作家明確表達了對于作品通過“評獎”機制進入經典化系列的期待，有的作家則以“說書人”自居，謹慎地將自己的作品與精英化的經典區別開來。

而近一年來，有關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的爭議更加激烈，且爭議焦點有所偏移。2021年，黎楊全以《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為標題的論文引發各方關注。與諸多評論者以純文學標準貶斥網絡文學不同，黎楊全對“網絡文學的經典化”道路的駁斥，是為了保持網絡文學作為新媒介文化“事件”的“異質性”。他認為網絡文學不同于既往“靜止的”印刷類作品，具有動態化、互動性特征，而“經典化”針對的是印刷類作品，是精致的和凝固的。黎楊全認為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意味著網絡文學這種動態化的、打破框架的、反對‘作品科學’的藝術，又重新進入了博物館，重新成為一個‘作品’與‘對象’”。今年王玉玊發表了與黎楊全商榷的論文，她進一步發展了邵燕君的觀點，重視“經典化作為一種凝聚社會討論、增進社會共識的機制”，在反思和改變經典化進程中主體和標準等因素的基礎上，認可網絡文學的經典性，認為由此可促成更民主的文學。可以看出，此次圍繞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的爭議，并非聚焦于純文學標準和網絡文學之間，而是在保持網絡文學“異質性”的前提下，如何反思“文學”和重置“文學經典”的問題。黎文和王文顯然都反對“削足適履”，不過前者主張“不穿鞋子”，后者“主張重做鞋子”。

網絡文學經典化爭議焦點的轉換

網絡文學經典化爭議焦點的轉換，背后是網絡文學的蓬勃發展和“地位”的悄然提升。網絡文學享有龐大的作者群和讀者群，覆蓋文化產業全產業鏈，諸多網絡文學IP轉化產品在國內外市場廣泛傳播，“網文出海”成為中國文化對外輸出的主要形式。可以說，在市場層面，網絡文學的影響力持續擴大。同時，網絡文學得到越來越多文化獎項和文化活動的認可。除了政府、商業機構、高校均開設網絡文學評獎、評榜活動，網絡文學“出圈”獲獎、入榜也成為常態。近年來，多部網絡科幻作品獲“銀河獎”“星云獎”，多部網絡文學作品入選寶珀理想國文學獎，16部網絡文學作品入選大英圖書館典藏。在這一趨勢下，有關網絡文學經典化的爭議，逐漸由網絡文學是否具有進入“文學經典殿堂”的可能，轉變為網絡文學要不要保留其獨特品質，或是“經典”的內涵要如何被網絡文學改變的問題。

關于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的焦慮，固然是網絡文學價值評判的關鍵問題，但顯然這并不僅僅是網絡文學的問題。是否將“異質性”的網絡文學納入文學經典的范疇，關系到對整個“文學”體系和價值標準的認定。當然，關于“是否需要經典”“什么是經典性”的理論思考也存在分歧。當下，關于文學經典，存在“本質論”和“建構論”兩種看法。“本質論”強調“經典性”內在于作品內部，是作品本身的特質決定著其經典地位。如哈羅德·布魯姆認為，審美自主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原創性（strangeness，又譯作“異質性”）決定著經典作品的產生。“建構論”認為對于外部社會功能的選擇決定著經典的序列，經典化進程中伴隨著權力的較量。如伊格爾頓認為所謂的“文學經典”“不得不認為是一個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時代形成的構造物”。“本質論”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發揮著強大的歷史功能，至今仍有影響。但隨著學界對于 “純文學”等話語的反思，“經典化”背后的權力作用和社會功能逐漸受到重視。

“經典”的歷史化進程讓我們看到，從《邊城》到《小二黑結婚》，對“經典性”的解構和保衛循環往復，它正對應了鮑曼對現代社會的解釋，變化和不確定性成為現代社會最主要的特質，鮑曼稱之為“流動的現代性”。正如雷蒙·威廉斯所啟示的，如果“共識”一詞恰恰證明了分歧的存在，“經典”一詞則以其“永恒”“靜止”的表象，掩蓋著它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經典”一詞永遠存在中心和邊緣，它在形成價值集聚效應的同時，也在召喚新的反叛。“經典”在很多時候是流動的，即使個別作品停留的時間長一些，新作品的加入，也會使得該作品的語境和功能產生變化。每一種新興文學的出現都會引發經典化的焦慮。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生與發展過程中，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否具有經典性是一直存在爭議的問題。文學革命發生后，新文學不僅開啟了自身伴隨爭議的經典化進程，也帶來了對古代文學作家作品經典地位的重置。恰是“經典”的流動性成為“經典”繼續存在的理由，即它在充分肯定某項價值的同時，也預示著該價值注定被超越和被改寫。即使是“本質論”的代表人物布魯姆也認為“異質性”是“經典”序列一以貫之的特征之一。

具有“異質性”的網絡文學作為“文學經典”的邊緣，它引發的焦慮和張力理所當然。當焦慮和張力發生時，網絡文學的“經典化”進程就已經發生，也就是說，網絡文學已然進入了“經典”的力場，它參與和改變著圍繞“經典”的結構。無論是被貶斥，還是被肯定；無論是拒絕經典化，還是迎合經典化，網絡文學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流動的經典性。從最初的抗拒、排斥，到溫和的勸解、期待，或是對“異質性”的堅守、對“經典性”的改革，恰恰印證了網絡文學對“經典”結構的影響。既然網絡文學勢不可擋地進入了經典化進程，那么當下網絡文學經典化問題應該聚焦于：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網絡文學成為經典。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統稱的“網絡文學”，掩蓋了網絡文學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不同網絡文學的面向，必然帶來不同的網絡文學經典化進程。

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路徑

自2003年起，網絡文學的商業化促成類型化的網絡文學成為網絡文學發展的“主潮”，以至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網絡文學被等同于類型文。在類型文發展過程中，類型文本身的“傳統”被發明，“范本”得以確立。正如邵燕君所描述的，類型化已經造就了屬于它們自己的“類型化經典”。如果推動類型文的經典化，便必然會推動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調和，重申商業性、類型化等被認為是“雜質”元素的價值，重新調整經典化進程中精英和大眾的關系，“只有在承認類型小說也可以同樣具有文學性、獨創性和思想嚴肅性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討論網絡類型小說的‘經典性’。在討論有關定義時，既要參照‘經典性’曾經穿越‘口頭文學’‘紙質文學’等多種媒介形式的‘共性’，如典范性、超越性、傳承性和獨創性，又要充分考慮到‘網絡性’和‘類型性’的特性構成”（邵燕君《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

不過網絡文學并非只有類型文一種面貌。即使是商業化的平臺也存在許多超越類型套路、在類型化之外的實驗性文本。例如，2009年開始連載于起點中文網的《臨高啟明》，約200名網友參與了這部作品的寫作，網友們根據自己的專業為作品補充世界觀，完善細節，推動情節，使得該作品成為以互動性、參與性為特征的開放性敘事文本。由是，該文本改變了最初的類型文走向，不追求情節的完整，也不以滿足讀者期待為目的，而是以群體性寫作為特點。《臨高啟明》正是黎楊全所說的“網絡文學是一種永遠不會終結的開放敘事”的樣本。而此類文本，與封閉、靜態的文字系統形成巨大區別。《臨高啟明》不是個例，與網絡文學有著極大聯系的劇本殺，同樣超越了靜態的文字系統，通過參與者的互動和選擇完成敘事。這類作品與既有文學經典體系的“異質性”更大，可以設想，它們的經典化有待“文學”以單純的文字系統為中心的狀況的改變。

當下，網絡文學中也不乏向純文學靠攏的“純化網絡文學”，它們與純文學經典的面貌最為接近。如“豆瓣閱讀”平臺上連載的網絡文學就“更文學”。面向豆瓣較高文化水平的讀者，平臺上的作品不僅是以題材“生活向”、情感細膩、“日常”質感細致為特征，而且對人性的刻畫深度和多種文學技巧的采用也十分接近紙媒純文學。如豆瓣閱讀的作者貝客邦的寫作呈現出多視角、多線索敘事，陸春吾則明確表達老舍、莫言對其創作的影響。現實題材的網絡文學創作也與玄幻、言情等類型化創作不同，在題材上書寫時代，深入生活，呈現出和“純文學”接近的特征。例如，阿耐的《大江東去》以身處于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中的三位主人公迥然不同的一生相互參照，編織改革開放歷史的多重線索，《落花時節》則通過一家人的恩怨情仇書寫20世紀90年代。這種寫作方式以及網絡文學中盛行的“年代文”，都在套路之外，以寫實的傾向吸收純文學的諸多資源。與此同時，當媒介和跨媒介的影響廣泛彌漫時，純文學作家的寫作方式也在發生變化。“故事性”“類型化元素”等開始出現在年輕作者，甚至頂尖作者的筆下。跨界寫作開始出現，“合流”的趨勢正在發生。這也許是網絡文學經典化的第三種路徑。

2018年后，網絡文學開始出現新的發展特點，越來越多的網絡文學呈現出表達數字文明語境中特有的新經驗的特點。線性的物理時空被打破，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被打通。“穿越”的白日夢設定，被轉換為平行宇宙和時空循環設定。虛擬景觀、賽博社會不再是區別于“現實世界”的“游戲”，而成為“世界”本身。在這樣的設定中，人與“非人”成為共同體。大量后人類設定在網絡文學中出現，“蟲族”“大蛇”“喵星人”“賽博人”“虛擬人”“人工智能”成為網絡文學作品的主體。亦有《末世第十年》《恐樹癥》等作品創作了人和動物、植物、病毒、真菌等在身體、視域和行動力上的融合，打破了人和“非人”的區隔。這種打破人與“非人”區隔的設定，甚至成為女頻網文的主流設定。這一點表現在世界觀上，便是物種融合、眾生平等成為諸多網文元宇宙的基本價值觀，用晉江文學城上連載的一部作品的名稱來描述，就是“修真界禁止物種歧視”。此種價值觀顛倒了類型文的套路，解構了流行的“主角光環”，打破了“成王敗寇”的叢林邏輯，在修辭上呈現出“互文性”，在詩學意義具有“狂歡”的特點。這類有著數字文明語境下新表征的網絡文學亦能為中國文學經典增添新質。

網絡文學仍未能完成它自己，與其說網絡文學是一種可以被定性的存在，不如說它是一種德勒茲意義上“生成”中的“文學”。它的發展具有多種可能性，它通過多種面向的創新不斷重新定義自己。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需要具體化為哪一種面向的網絡文學，什么樣的網絡文學可以以及可能怎樣經典化的問題。當然，也許這種多元發展、不斷創新的“生成性”本身就能夠使網絡文學整體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段“經典”。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揚子江網絡文學評論中心執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