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農民軍人”是新時期以來軍旅文學人物譜系中最為突出的形象之一，在不同的文學語境中呈現出紛繁而復雜的樣態。幾代軍旅作家對這一形象不間斷地開掘與書寫，共同演繹出一部猶如交響樂般宏闊而綿長的“農家軍歌”，其主調沉郁頓挫、艱澀晦暗。文清麗的《從軍記》則唱出了清新、悠揚的別調，實現了在時間跨度和風格基調兩個向度上對“農家軍歌”的超越。本文采用“雙線并行”的書寫方式：一方面梳理“農家軍歌”的流變，從而試圖厘清“農民軍人”形象的演進；另一方面談論文清麗創作以及《從軍記》，剖析其中“農民軍人”的超越性，總結作品對軍旅現實寫作的意義，以期對“農家軍歌”的未來走向及發展提供些許啟示。

關鍵詞： 文清麗 《從軍記》 農家軍歌 農民軍人 嬗變

三年前，筆者在《文清麗，你跑得好快》一文中談到，文清麗近些年手握幾副筆墨，以黑馬姿態闖入文壇，勤奮筆耕，收獲了豐碩的創作成果。她寫軍旅生活的文字自帶金石氣，不乏金戈鐵馬之聲；寫農家題材則一路以土為特色，勾勒出西北高原上農村廣闊而細微的生活圖景；而“昆曲系列”則以雅見長，某些繾綣悱惻、華麗婉轉的段落幾乎就和昆曲戲文一個筆調了。這些描述領域與文字風格之間純熟而從容的轉換恰是一個作家走向成熟的重要證明，因此筆者作出預判：盡管文清麗已經成就斐然，然而可資熔鑄的空間卻還很大，前景可期。

文清麗很快便以她的文學實踐回應了這樣的期待，此次長篇小說新作《從軍記》問世，字里行間同時傾注了作家的幾副筆墨，也囊括了作家沉淀了數十載的人生記憶，可稱之為一首延宕了三十余年的“農家軍歌”。可以說，這部小說的出現使得一個曾經非常重要的軍旅文學現象重煥生機，為軍旅文學提供了具有標志性的新鮮樣本，值得深研細判。本文就以文清麗小說創作為切入口，分析《從軍記》特殊性的同時梳理“農民軍人”在“農家軍歌”的發展與嬗變，并探討這部長篇小說為軍旅文壇帶來的啟示與思考。

一、文清麗：軍旅女作家中的“一朵奇葩”

百花競放，而“奇葩”難遇。這“一朵奇葩”究竟如何生長而來？這就不免先要作一番縱橫比較，從軍旅女作家群體談起。梳理回顧新中國軍旅文學史中的女作家們，筆者首先想到的是兩個顯著特點：前30年（1949—1979）是“人數少”，后40年（1980—2020）是“清一色”。

先說“人數少”。新中國建立之初至“文革”，女兵本來就少，文化程度也偏低，投身文學創作并有所成就的就少之又少了——大概只有詩人楊星火、散文家郭建英——還有小說家茹志娟算半個吧，因為她1955年就轉業到地方了，而1958年才發表《百合花》。“清一色”說起來就要復雜一些了。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催發了新時期文學大潮，軍旅文學波翻浪涌，而女作家們也如爛漫的山花，一夜之間開遍軍營。

僅以1984年秋季創辦的解放軍藝術學院首屆文學系為例，就有王海鸰、劉宏偉、成平、于勁、丁小琦、常青、王蘇紅諸位。第二屆以后又有龐天舒、燕燕、曹巖、白玲玲、宋燕燕、王秋燕、張慧敏、辛茹、王曼玲、張子影、周建等，一直到第四屆的后來以中篇小說和同名電視劇《父母愛情》名聞遐邇的劉靜等等，其間小說家、詩人、散文家恐怕不下于30人，她們的文學成就肯定參差不齊，但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絕大多數都出身軍人家庭，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大院子女”。其實，差不多與此同時期叱咤風云的幾位軍中文壇

“花木蘭”——賀捷生、馬曉麗、裘山山、項小米、姜安等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軍二代”。

進入新世紀以來，軍旅文學（當然也包括女作家）整體式微已成趨勢。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文清麗來了——具體說是2017年至今，在近4年的時間里，她以平均每年10個以上的中、短篇小說約30萬字的速度與體量反復占據《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大家》《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中篇小說選刊》等文學重鎮。而且至今勢頭不減，甚至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種情況即便放在1980年代文學的激情歲月中也是令人吃驚的。顯然，在今天的文學特別是軍旅文學的頹勢中，文清麗是一個逆行者，是一抹奇異的亮色，特別是軍旅女作家中的一朵奇葩。

文清麗創作的兩個突出特點：首先，她是一個當下軍旅生活的正面強攻者。僅以2019年為例，文清麗就密集推出了一部長篇小說《愛情底片》；三部短篇小說：《哈雷彗星》《星球上的時光》《二十一分三十五秒》；七部中篇小說：《咱那個》《兩只憂傷的老虎》《你不是尹雪艷》《耳中刀》《女兵們，正步走》《手之語》《地球上的淚滴》等。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軍旅題材，作家目光四射，視野開闊，思想犀利，反應敏捷，直擊當下改革與動蕩中的軍營現場。中篇小說《女兵們，正步走》主要描寫軍改背景下的中年女軍人經歷陣痛后，適應變革的努力奮起。《手之語》寫將軍離休后，忽遇妻子得了肌凍癥而生活無法自理，將軍如何從學習做飯做起，悉心照顧妻子的親情之愛。《咱那個》講述了軍校學員張子軒發揮文學才華，游刃有余地處理各種關系的同時，內心卻充滿了孤獨和惶惑。作家通過描寫拉斯蒂涅式的奮斗與鉆營，批判了現實生活中的勢利角逐和人情冷暖，讓讀者在掩卷之余升華出悲憫寬容的情懷。《耳中刀》則以細膩的筆法解析了一名潛艇軍官的家庭生活，反映出人性的復雜和正義的屈伸，在不同人物情感的波動中，折射出當代軍人剛強不屈而又溫柔多情的內心世界。有著30余年潛艇作戰訓練指揮經歷的大校軍官，因事故而雙目失明。同為軍官的妻子無法全天候照顧丈夫，而遠在軍校的兒子也只能通過信息安慰父親。這時，一位女大學生被請來為大校軍官讀書。陌生者的闖入不出意外地在軍官的家庭生活中激起了漣漪，妻子和兒子對女大學生層層設防，大校軍官在流言蜚語中竭力維護著自己與女大學生之間純潔的情感，他憑借多年潛艇生活練就的聽聲辨位能力，聞見并宣示著表象之外的真相，但他卻無法改變世俗世界對于高尚人格的誤會與曲解。文清麗注重對特定情境下軍人內心世界的深層次、多向度挖掘，呈現出了鮮明扎實而又晦暗難言的時代印記。

其次，文清麗還是一個廣闊社會生活的多面描繪者。就筆者目力所及，除了書寫她自己置身其中的軍旅生活之外，文清麗至少還創作了四個系列。

（一）鄉土系列——長篇小說《光景》是這一系列的代表。作品以某村王氏家族50年的生活變遷為主線，將宏大的歷史背景和事件巧妙地融入凡人小事中，深情雋永而又醇厚蒼涼、高亢激越地唱出了西北鄉村生活的一曲信天游。

（二）都市中篇小說系列——《黃金時代》《魚什么都知道》《我那風姿綽約的日子》《向狐貍道歉》等。或用訪談結構全篇，或用多人稱進行講述，在形式內容上都不乏探索。

（三）疾病中篇小說系列——《采葑采菲》《你不是尹雪艷》《她騎著小桶飛走了》《地球上的淚滴》《至暗時刻》等。不僅都涉及了同一種病癥即“多發性神經纖維瘤”，而與疾病書寫緊密纏繞在一起的，是對當下時代種種情感亂象的勘探與表現。

（四）戲劇中篇小說系列——京劇《挑滑車》《宇宙鋒》《鳳還巢》，昆曲《好花枝》《花似人心向好處牽》《錦纏道》等。描述的都是戲曲藝術家的情感生活，從光鮮照人的女主角，到不甘當配角的彩旦；從臺上的黃金搭檔，到臺下的好夢難圓；從舞臺上你儂我儂的姐妹，到現實生活中的漸離漸遠；從男小旦的內心剖析，到女小生不為人知的隱秘情愫等等，又為我們展示了她小說創作一個全新的緯度和面相……①

二、《從軍記》：一曲清新悠長的“農家軍歌”

在對文清麗的創作面相有了整體性了解之后，讓我們來切入《從軍記》最為核心的人物塑造——農民軍人。農民軍人是軍旅文學譜系中最為突出的形象之一，并且在不同時期的文學語境中呈現出紛繁的樣態。正因有幾代軍旅作家對這一形象持續不斷地書寫、開掘，才演繹出一部猶如交響樂般宏闊而綿長的“農家軍歌”。這部“農家軍歌”的主基調是沉郁頓挫的，甚至是艱澀晦暗的，雖偶有激越慷慨之音，也終未從本質上改弦易調。而文清麗的《從軍記》則一改往日風格，在接續“農家軍歌”傳統的同時彈奏出了一曲清新而悠長的別調。

（一）“農家軍歌”的回溯。農民軍人這一主題在軍旅文學中由來已久，如果要解析其中內涵，恐怕要對“土地與農民”這一對文化概念略作梳理。筆者曾在《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新時期軍旅文學一個重要主題的相關闡釋》一文中對此有過較為詳盡的闡釋，此處單引用論述農民軍人能夠長期出現在軍旅文學中的歷史背景與心理根基一段：

“宏觀視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無疑是中國真正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它經過長達百年的漸進，終于在本世紀末開始了突破性的“沖刺”與飛躍，它的深刻性所帶來的“應激反應”也不能不首先敏銳地體現在中國的“時空實體”土地和農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變動我們可以指出兩點。其一， 土地從來是農民人生的起點和歸宿。然而，隨著近十余年來社會結構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動與調整，當代青年農民卻紛紛以“逃離土地”作為他們富于時代感的人生設計和價值取向。其二，農民從來是革命的動力和主力。然而，只有到了今天，人們才真正體驗到，在農民革命勝利之后，有一個方面恰恰是要以改造農民自身來作為繼續推動社會進程的代價。廣大農民對于“土地立場”的反動，和對于革命的“角色互換”的自我意識，恰恰表現了當前社會變革的深度與廣度。②

正是在此背景下，新時期軍旅文學史中的農民軍人具有了充沛的歷史與現實意義。青年農民或主動或被動地以“逃離土地”為新的人生起點，從而博取城市身份和遠大前程。他們帶著情感和心靈上的某種創傷進入軍營，與部隊文化相互碰撞、中和、妥協，其間所演繹的悲喜故事為文學文本輸送了養分，農村與軍營之間的落差和矛盾為作家們提供了巨大的回憶、想象、發揮空間。于是，當農民軍人能夠拿起筆，在記憶的土壤中篩選文學種子時，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描述農民與軍人之間的身份互融、彌合與沖突。

也因此，農民軍人在成為作家的描述對象之時，天然帶有文學趨之若鶩的魅力——復雜性和多元性。而由于作家對于過往經歷的體驗不同，創作時對生活的裁剪方式不同，也就導致了“農家軍歌”主題下必然出現不同的創作圖景、審美旨趣、價值取向、風格元素和語言特性，于是李存葆、莫言、宋學武、周大新、朱秀海、苗長水、唐棟等一批農民出身的青年軍旅作家在1980年代寫下了風格迥然的成長故事。其中，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和莫言的“紅高粱”系列是具有時代爆炸性的代表作，它們超越軍旅文學范疇，而在整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前者犀利而率直地切入軍營現狀的痛點，卻成功塑造了以梁三喜、靳開來為代表的肩負崇高革命理想的軍人；后者則以蓬勃的想象力和“黑色幽默”式的語言構筑了一個立足于地域傳統、充分張揚人性欲望的生死場域，農民軍人的崇高意味被消解了，凸顯而出的是一個具備遼闊精神特質的民族符號。

然而，也許是大部分青年作家在這一時間段內能夠用于文學實踐的成長經驗有限，或者文學積累尚未達到一定標準，農民軍人的主題寫作在1980年代末期一度沉寂消解。直至1990年代，以閻連科、陳懷國、徐貴祥、衣向東、陶純等為代表的一批軍旅作家以“農家軍歌”為標識旗幟鮮明地登上文壇，才接續上農民軍人主題寫作，而這個撥次的集中書寫為農民軍人的畫廊增添了新的人物譜系。

閻連科的《和平雪》《和平戰》《夏日落》《從軍行》等系列中篇小說、陳懷國的《毛雪》《農家軍歌》《無岸的海》和長篇小說《遍地葵花》等小說是這時期“農家軍歌”的主旋律。作家采用“平視”視角來書寫和表達農民軍人的創痛，在冷靜的敘述中展示主人公艱難跋涉的苦澀與無奈，其間一定程度上包含著農民的功利性和局限性，整體基調沉郁而晦澀。相較之下，周大新、衣向東筆下的故事更為平穩和客觀。

徐貴祥的創作算是“農家軍歌”中的一個變奏。作家擅于以講述傳奇故事的方式贊揚革命英雄，上至開國上將，下至普通一兵，徐貴祥筆下的人物往往富有性格張力，保持著昂揚的樂觀主義精神，在極富戲劇沖突的戰斗生涯中展現強而有力、絕不服輸的軍人形象。朱秀海在1990年代的代表作《穿越死亡》則有著更為顯性的身份自覺，小說中特意塑造了農家子弟和軍門子弟形象作為對比，并且將一些形而上的思考融入小說，彰顯出作家對軍隊人員構成有著更為深刻的體察和更敏銳的捕捉力。

也正是源于農民軍人這一主題的延續和推進，筆者在當時對兩類作家的出身進行了比較研究，寫下《尋找合點：新時期兩類青年軍旅作家的互參觀照》（《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等文章，認為農家子弟（李存葆、莫言、朱秀海、閻連科、徐貴祥、柳建偉、陳懷國、宋學武、李西岳等）與軍門子弟（朱蘇進、喬良、海波、簡嘉、石鐘山以及大部分軍旅女作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呈雙峰并峙、雙水分流的態勢，共同支撐起軍旅文學的格局，并不無武斷地預言，兩類作家的創作將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互補同構，雙向推進。

但是，經過幾年的觀察，到了1994年，筆者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在《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新時期軍旅文學一個重要主題的相關闡釋》（《文學評論》1994年第5期）一文的結尾時鄭重指出：我將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農家子弟身上。事實很快證明，軍門子弟作家們寫出了自己的精華之作之后便難以為繼了——喬良轉向了戰略研究，朱蘇進、海波進軍影視編劇，如此等等。多數女作家們在推出了一兩部代表作（如項小米的《英雄無語》、馬曉麗的《楚河漢界》、姜安的《走出硝煙的女神》、王海鸰的《大校的女兒》、劉靜的《父母愛情》）之后，也漸漸地偃旗息鼓了。

（二）《從軍記》對“農家軍歌”的回望與超越。進入新世紀以后，軍旅文學隨著大環境下文學的整體式微而愈發邊緣化，作家隊伍也一度處于青黃不接的尷尬境地。在新世紀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只能偶爾聽到 “農家軍歌”序列中的一兩曲小調了。

石鐘山的《父親進城》是新世紀之交時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借由電視劇改編的《激情燃燒的歲月》火遍大江南北，更是顯現出影視在文化傳播方面的強大優勢。作家始終以軍人的姿態和尊嚴作為人物出發的原點，傳統而稀缺的價值觀與社會各類新潮流產生碰撞，人物的經歷背后是作家對整個社會價值取向的思辨、反思和詰問，從而凸顯軍人堅韌而明亮的精神品格。

溫亞軍《駝水的日子》也是這一時期的佳作。簡單說來，作家只描寫了一個戰士和一頭驢子單純的關系。故事發生的環境是處于荒無人煙的西部高原上的軍營和軍營下的蓋孜河以及兩者之間的山道上。故事的情節是新買來為連隊馱水的“黑家伙”對馭手上等兵從相忌、相從、相依到相戀的態度變化的經歷。故事雖然很小，但卻蘊含了非常感人的真情和深刻的寓意，流淌出一種奇異的美。

同時，在這個時段內，以李亞、王凱、盧一萍、王棵、朱旻鳶、裴指海、王甜、曾皓、李駿、劉躍清等為代表的一批“70后”“新生代”青年軍旅作家開始崛起，一度活躍于軍旅文壇上，一定程度上為當時的純文學寫作起到了支撐作用。“新生代”的創作最初集中在軍旅中短篇，這些作品顯示出迥異于老一代軍旅作家的敘事范式和美學風貌，在新的時間語境下試圖構建獨立的美學追求。

李亞、王棵、曾劍、盧一萍、曾皓、朱旻鳶等作家都曾寫過以農民軍人為表現對象的小說，其中一些作品并未直接點明主人公的身份，但與農民相似的心理機制、鄉村挽歌式的小說背景書寫，為“農家軍歌”吟唱了一曲摻雜著憂傷且深情、迂回繾綣的小調。這一曲哀歌不僅是為逝去的農耕文明而唱，也是為文學的衰弱、頹敗和作家力不從心的惆悵而吟。

此后，直到2015年，陶純的《一座營盤》和周大新的《曲終人在》猶如平地一聲驚雷，幾乎同時炸響。這兩部作品依托反腐倡廉的時代背景而作，是“農家軍歌”的集大成者。兩部小說主人公的發展路徑高度雷同，他們從一文不名的農村青年，到通過種種手段一朝得勢成為高官，其中過程之陰暗、手段之卑劣揭示出軍營生活中令人心驚、發人深思的現實生活圖景。屬于軍營所特有的縱橫交錯、紛紜復雜的生活肌理，一種更為當下、令人百感交集的軍營面貌，更為真實和痛切地呈現在了讀者的面前。盡管兩部作品都是弘揚正氣、鞭撻腐敗之作，但其中作為重要人物的農民軍人交付半生心血，由于自我局限性而無法挽回的悲劇命運仍然令人生出無限喟嘆。

通過梳理農民軍人形象的嬗變，我們不難發現，自新時期以來延續至今的40年間，盡管“農家軍歌”的樂音時斷時續，時急時緩，但始終或隱或顯地頑強存在著。究其原因，恰因為人民軍隊的構成主體是農民，這也天然決定著軍旅作家的任務塑造主體離不開農民軍人。

在“農家軍歌”低回婉轉地吟唱了多年之后，文清麗的這部《從軍記》橫空出世，再度為這曲交響樂注入了一個強音，并醒豁地亮明態度——《從軍記》是一部女版的“農家軍歌”。作家在小說后記中，開頭即鮮明點題：“這部小說我準備了二十年，不，準確地說，三十多年了，從參軍的那天起，我就渴望寫一部農家軍歌。”③一句話，就為《從軍記》找到了文學脈絡和創作心理的雙重源頭。

我們或許可以從文清麗的文學求學之路尋找到她如此執著于“農家軍歌”的緣由。文清麗于1990年代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她密集接受軍旅文學滋養的幾年中，無論是追溯前輩楷模的文學軌跡，還是與同輩翹楚的相互切磋，都離不開以農民軍人形象為主題的文本閱讀。而農民軍人這一典型形象，與作家自己的出身和經歷幾近一致——主人公李曉音和她的兩個哥哥，以農民身份參軍，在部隊完成了身份的轉變，并在長達數十年的人生長河之中將自己奉獻于軍隊。這條人生路徑是如此簡單明了、清晰可辨，與“農家軍歌”的主題意涵完全吻合。青年作家在步入創作之初，最先瞄準的，便是與個體經驗相融互通的文學主題，如此也就解釋得通，為何“農家軍歌”早在30年前就被文清麗自我定義為創作標高。如此推演下來，便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從軍記》是作家對“農家軍歌”的深情回望、回應和對這一文學現象相隔數十年的回響。

但是，細讀《從軍記》，會發現這部作品又不止步于回響。誠然，文清麗面前矗立著一座座書寫農民軍人的“高地”，其中一些作品已完成了經典化過程而載入史冊，難以逾越。但《從軍記》的出現仍然伴有一種“新質”的發生，甚至在某些層面完成了對“農家軍歌”的超越。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時間跨度上的不同。以往“農家軍歌”聚焦的是農民軍人個體短時間維度之中的際遇和感受，著重描摹農民鯉魚跳龍門之后的身份轉變和隨之遇到的生存困境和矛盾沖突，而缺乏對人物長時間的追蹤和命運書寫。文清麗的《從軍記》則不同，小說橫向上個體聯動家庭，繼而帶動群體，縱向上跨越幾十年生命歷程，描繪了李曉音與家人、戰友在長達半生部隊生涯中的生活際遇與命運沉浮。它更像是經過歲月沉淀升級而來的家族史和生活史寫作，其間包羅著人物見聞、生活經驗，同輩人之間的情感糾葛、生命選擇，以及后代人的成長經歷、觀念更新等全方位、立體化的家庭內容和社會內容，且這些書寫輔之以女性細膩的觀察和豐富的細節作為支撐，使得整部小說的描述顯得尤為扎實、可信。

二是小說風格基調上的差異。如今我們盤點這一曲跨越數十年悠悠蕩蕩的“農家軍歌”，其旋律或高昂或低落，或明快或遲滯，更多是表現農民軍人在現實軍營中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頓，乃至后來由于出身而形成的精神烙印所導致的人生毀滅，整體呈現出一種沉郁、苦澀、悲涼的藝術風格，讀者在其間更多看到的是人物由于農民出身而四處碰壁、求而不得所產生的局促、尷尬和掙扎。與之相比，《從軍記》的調性則更為樂觀、昂揚和激越。和大多數描寫農民軍人的作品類似，《從軍記》是“貼著人物”的寫作。文清麗將個人真實的成長經歷和所思所感較為完整地復制在這部作品當中：閱讀者一路跟著李曉音從農村到城市、從家鄉到軍營，見證了一個質樸而膽怯的農村女孩成為一名女戰士，再成長為共和國女大校，這其間遇到的困難應是數不勝數，迷茫和痛苦更是無處不在、不言而喻。但當作家回顧人生經歷之時，且看她是如何架構作品的：

我讀過三次軍校……畢業以后，大多數人我再也沒有見過，也不知她們生活得如何。在對她們的思念中，我提起了筆，希望寫下她們的歡聲與眼淚。我以李曉音的幾個同學——新聞系女軍官為主體，我喜歡這樣的搭配。若換成中文系，離詩意近，但飄。在新聞現場和軍營之間的我的女主人公們，在情感與事業的路上，注定走得艱難……以此書，致敬我生命中的一切美好！④

作為一部鄭重其事書寫人生的長篇小說，文清麗選擇以校園中的幾個女軍官為表達主體，選擇為致敬美好而作，這就決定了這部作品的內核是向真、向善、向美的，也決定了它的細節注定是飽滿的、歡騰的、嬌艷的，極大程度上稀釋了悲情與苦難，這一出發點無疑開啟了“農家軍歌”中的一個新調。

女主人公李曉音和許多農民軍人相似，逃離土地，向往成功。她擺脫了貧窮中專生的身份，實現了階級跨越。但《從軍記》寫作的可貴之處在于，李曉音沒有把命運的全部重量押在成功上。她始終以樂觀向上的心態和行動，在并不充裕的生存空間中輾轉騰挪，拼搏奮斗，一次次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出路，一步步沿著人生路徑的上坡進軍。我們在這個閱讀過程中感受得更多的是人物向上的動力和拼搏的勇氣，而非壓抑和苦悶之中的投機，或者求而不得的放棄，這比此前的“農家軍歌”更邁進了一步，實現了某種超越。當然，寫作基調并非評判作家高低的依據，作品深度與廣度上的開掘才是作家需要著力精進的方向。但是如今我們回顧過去，“農家軍歌”之所以給人以沉郁、苦澀等類比于“底層文學”的刻板印象，或許能夠說明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譬如人物面相的單薄、寫作資源的非可持續性等等。而《從軍記》中，李曉音和她的兩個哥哥顯然具有更為長久的生命力，他們在軍隊的成長軌跡，是與共和國的發展進程高度重合的，這些人物能夠跟隨軍隊的發展一步步堅實邁出自己的人生步履，恰是因為他們身上所表現出的堅韌、頑強、善良、淳樸等優秀的品格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品格更為接近最廣大農民群體的精神底色，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底色。

三、《從軍記》對軍旅現實寫作的啟示

當敘述進行到此處，讀者對于文清麗在軍旅作家譜系中的定位，以及《從軍記》對于“農家軍歌”的承續脈絡應該已經有比較清晰的認識了。如前所述，近些年來，軍旅文學逐漸發展出新的格局。雖然軍旅作家集團沖鋒之勢不再，但由于老、中、青三代作家之中的堅守者及佼佼者持續發力，軍旅文學再次擁有了一支年齡層次分明、風格鮮明多樣、配合默契而又迭代有序的隊伍。并且作家們經過持續多年的深耕和修為，各自的文學面目也日漸明朗和清晰。文清麗作為中年作家隊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員“猛將”，大有后來者居上之勢，而這部《從軍記》作為她本人截至目前的重要代表作，能夠在當下的文學語境中為軍旅文學提供一些啟示。

一是時間與人生經驗的沉淀。如前文所述，寫一部“農家軍歌”的想法就像一顆文學的種子，自她參軍的那一天開始就埋在心里，經過三十年余的醞釀，感到時機成熟方才動筆。從這個意義上說，《從軍記》是文清麗的文學根脈所系，是她積累了數百萬字文學創作之后的一次回歸，一次飛躍，一次大成。作家對待最為看重的文學資源，往往需耐下心來，經過時間長河的滌蕩、個人經驗的沉潛、思想深度的淬煉等多重因素的加持，才能將人生經驗和審美取向之中的精華采擷而來，融于作品，達到圓融的理想藝術效果。軍旅文壇老將之中不乏先例，如徐懷中、彭荊風、朱秀海等皆有經過長時間醞釀而后動筆之作，從而成就各自文學生涯之中的“大成”。文清麗也是如此，她的文學之路一如其人，正因她寫得質樸而執著，踏實而堅韌，能夠有這一份長時間等待、醞釀、準備的勇氣，才鑄就了創作《從軍記》的底氣。

二是人生記憶力的持續積累。《從軍記》所包含內容之豐、維度之多、跨度之廣，都屬文清麗創作中之最。且看這一部小說，雜糅了作家過往作品中諸多系列，鄉土、校園、都市、情感、戲曲等元素輪番上陣，全方位展示，全景式鋪陳，為小說注入了有血有肉的藝術細節和豐沛的文化內涵。主人公李曉音從鄉間一路走來，昂揚樂觀，腳下沾著泥土的芬芳，這與作家本人的經歷基本一致，許多具體而微的細節還原了一個農村女孩兒的成長史。關于作家與經驗的關系，筆者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人生記憶力是一個優秀小說家必不可少的基本秉賦，強調的是人生經驗對寫小說的重要意義。《從軍記》中大量生動而真實的細節映照的是作家的自我經歷。比如作者描寫參軍前家里人的日常：“晚上，煤油燈點著了，媽和三嫂在昏暗的光亮下做針線，從地里下了工的爹和三哥吸著旱煙，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地里的活兒。爹靠在被垛上，給坐在地上的兒子安排著活計：趁霜凍前趕緊把地里的蓮花白收了，把蘿卜、大蔥埋在窖里，要不菜就壞掉了。”⑤，再有像“會操前一天晚上，李曉音睡不著，好不容易到后半夜睡著了，卻夢見隊伍要出發，自己怎么也找不到軍裝，嚇醒了，一看表，才凌晨三點。她去衛生間時，窗外白花花的，急忙打開窗子，發現下雪了”⑥。這些具體而微且無從復制的生命體驗為《從軍記》增添了生動、雋永的暖色。

三是從自發寫作邁向自覺寫作的主動突圍。作家能夠調用的人生記憶終究有限，在“消化”了一定量的素材之后往往會迎來瓶頸期，難以支撐更為長久的創作，而此時就要依賴大量的間接經驗來補充自己。文清麗創作的昆曲系列小說就是她主動突圍的一個極好佐證。一次重讀《紅樓夢》的契機讓她領略了昆曲的美妙，于是試圖取其精華運用于小說，“可真要動筆，還是很難，除了盲目的愛，我不懂昆曲，離開字幕，很多唱詞都聽不懂，于是一折半小時的戲，我就反復看，沈世華老師的《牡丹亭·尋夢》，我看了五六十次，仍觀此不疲”⑦。所謂“書讀百遍，其義自現”，文清麗能夠把新的興趣點“化”入小說，一番苦功自是不在話下，才得以成為文學創作中的“肌肉記憶”。《從軍記》中戲曲元素也成為別具特色的背景元素。李曉音和秦小昂都是戲迷，兩人因戲而生話題有效地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金星成了寶相花》《潛京》等章節名字更是“戲味兒”十足。

四是從自我輻射到他者和時代。長篇小說由于體量大，內容豐富，因此要寫出厚重感，就不能完全聚焦于個體情感，必然要涉及他者命運、進而把握時代脈搏。然而，作家在試圖囊括生活百態繼而駕馭“宏大”的同時往往又疏忽了個體經驗的表達，缺乏個體情感的深度代入，反而使得作品缺乏溫度。《從軍記》則是將個體經驗和他者與時代作了充分的嫁接和融合。小說的核心是書寫一個女兵的成長史，但卻難能可貴地不拘于此。作家沒有陷入女性境遇的一己悲歡，在書寫范圍的廣度與深度上努力擴展，作家以悲憫之心全方位地代入人物，體味其人其境的悲與愁、哀與痛、苦與難、通過主人公李曉音連帶出家庭、朋友、同事等立體化的人物群像，并且以個體際遇輻射出軍人制度三十多年的變革與成熟。主人公李曉音從不穿軍裝到穿軍裝，從無銜到有銜，文清麗的筆墨滲透到部隊諸多領域，從野戰部隊、后勤基地、院校、總部機關到新聞出版機關，從一個側面記錄了軍官制度的逐步完善。

當然，作為一部體量大、跨度長的長篇小說，《從軍記》難免有不足之處。首先，小說雖然不乏豐沛生動的細節，但略有浮于表面之感，在一些敘述當中既沒有就一個“點”充分展開藝術想象力，也沒有將這些細節有效地編織起來形成沖擊力，助推情節再往深里“鉆”，從而折損了部分細節的文學魅力。其次，小說中李曉音和幾個女軍官的人物性格相對單一，在寫到一些關乎人生走向的褃節點處反而收攏筆力，從而缺少了一種“大開大合為弛張”的豪邁氣概和“一擊而中”的思想穿透力，因此未能更好地依托人物展開遼闊的人生氣象，少了一層人生況味的氤氳感。尤其書寫部隊變革的部分略顯潦草，作家未及鋪墊足夠宏闊和清晰的歷史背景，沒有充分展示出軍營厚重與深邃的底色和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

總之，盡管留有缺憾，《從軍記》還是及時緩解了當下軍旅現實題材的匱乏。小說借個體反映群體，借家族反映時代，具備了“農家軍歌”向縱深發展的延展性，并為農民軍人主題增添了新的書寫面相。讀者在一個女兵的成長史中體味了苦辣酸甜的人生百態，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軍隊改革進程。尤為可貴的是，《從軍記》再一次讓“農民軍人”這個舊有文學形象從歷史的曲徑通幽處重逢柳暗花明，并且帶有朝露般的明朗氣息和與時代同頻共振的鮮明氣質，為軍旅文學的發展走向提供了新的生長可能性。

注釋：

①此節部分文字及觀點參見朱向前《文清麗，你跑得好快——素描文清麗兼談長篇小說〈光景〉》，《長篇小說選刊》2020年第5期。

②朱向前：《鄉土中國與農民軍人——新時期軍旅文學一個重要主題的相關闡釋》，《文學評論》1994年第5期。

③④⑤⑥參見文清麗《從軍記》，百花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

⑦文清麗：《偶然間，心似繾》，《清明》2020年第4期。

[作者單位：原解放軍藝術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