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十月，70后小說家?！蹲髌贰冯s志社社長總編，泥石流文學獎發起人。著有長篇小說《無碑》《收腳印的人》《如果末日無期》《米島》《活物》等，小說集《國家訂單》《人罪》等數十種。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年度中篇小說獎、《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中篇小說獎，百花文學獎等。多次上榜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小說榜，中國散文學會年度散文榜及各類好書榜。

魏心玥：作為深受荊楚文化熏陶的湖北人，鄉土仍然是不可割舍的文化情結，例如“煙村系列”“困獸系列”“野獸系列”《尋根團》《米島》，可以談談精神原鄉對您創作的影響嗎？

王十月：我這一代作家，大抵從骨子里，還是一個鄉土文學作家。童年少年時的生活經驗，已經深入骨頭，寫作的時候，并沒有刻意想到楚文化、巫鬼、精神原鄉，但這些東西，建立了我最初的人生體驗和觀察世界的方式，因此到有一天提筆寫作時，這些沉睡在血液里的舊夢，不自覺便蘇醒了。我觀察到大多荊州籍的作家，筆下會有許多相似的東西，我想那就是這片土地給我們的滋養吧。我寫“煙村系列”，其中的風俗、人物，大抵多是有原型的，他們是我故鄉的人物，有論者認為我延續了沈從文先生的抒情小說的傳統，我還是有意識在和前輩們做一些變化與區別的，我寫水鄉濕地上生存的人，寫他們面臨著一個巨大的轉型，鄉村的人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離開鄉土，去往城市，這個轉型期的鄉下人，他們命運中的那些不得以與他們的堅持。我寫下的鄉下人，多是一些理想主義者，我寫的是他們的理想主義幻滅的過程。如果說“煙村系列”還有沈從文的影子，到“困獸系列”，我寫的是鄉村少年的成長，我開始從“煙村系列”對美好的書寫，轉而深入到生存更真實的疼痛。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陣痛，好在有了改革開放，這些困獸一樣的鄉下少年，有了走出鄉村，經歷和父輩們完全不一樣的人生的可能?！耙矮F系列”是變形的，直面的是更精神的問題，而日常生活在其中被抽離或者扭曲，它們更多是表現主義的。但“野獸系列”恰恰又是最接近荊楚巫鬼文化的。特別是《米島》和《活物》這兩部長篇，他們其實更接近我童年和少年時的鄉村生活體驗，更貼近少不更事時的我對世界的想象。

魏心玥：您曾將文學分類為“我們在曾經怎樣活的文學”“我們正在怎么活的文學”“我們可以怎么活的文學”，可以從“我們正在怎么活”出發談談您的創作嗎？《如果末日無期》是屬于哪種文學呢？

王十月：這也只是我即興的一個說法，但細究起來，也不無道理。我們當下大量的作品，是寫“我們曾經怎樣活的”，但在我看來，我們當下的生活經驗，我們中國人當下正在面對的問題，更加具有書寫價值，同時，也更具有書寫難度。在過去漫長的農耕文明時期，我們的生活經驗是相對同質化的，唐朝人面對的鄉村和城市，與宋朝人面對的鄉村和城市，并未見得有太大的不同，但工業革命之后，世界的發展進入加速度模式，特別是中國經驗，可謂紛繁復雜，如何書寫這些經驗，如何從亂麻一樣的現實中，理出其根本的邏輯和問題，如何從這變之中尋出常，這對作家是巨大的考驗。我們所有的書寫，無非在處理變與常。變是顯性的、外在的，而常是永恒的，是規律性的。我們往往容易被變吸引，而忽略背后的常。而文學真正的價值，則是透過書寫變，而達到揭示常。

我的寫作，如果說“煙村故事”系列是書寫“我們曾經怎樣活的文學”，那我的大量書寫打工生活的小說、散文，則直面的是當下的經驗。而且有大量的生活經驗，是我們的文學不曾記錄的。并不是擁有了獨特的經驗便能成為優秀的作家，怎么記錄，實際上考驗的，便是你如何通過變去發現常的能力。每個作家都會帶有自己的立場，有立場就會有偏見，有偏見就容易忽略常。如何穿越偏見，去書寫一種更另人信服的現實，更雄辯地書寫時代，更努力地消除偏見，更準確地揭示出常，這對作家是巨大的考驗。

我寫作，大多是某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這個問題往往是表面的變，但我想弄清楚變背后的常，于是會方方面面去想。我特別喜歡《理想國》那種討論問題的方式，通過爭論，不斷假設，不斷立論，不斷推翻，然后立論，通過層層追問，否定，否定之否定，抽絲剝繭，抵達事物的本質。相比而言，我們的《論語》省去了這個反復推導的過程，直接將經驗與答案給到你，然后告訴你這就是真理，你得遵循它，卻少去告訴你論證這真理的過程。我們書寫今天的生活，要多向柏拉圖學習，不僅要揭示常，還要將揭示常的過程展示出來。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片面的，我們要努力掌握事物的更多面。我的創作，其實大多是這樣的一個過程。一部作品，我從有了想法到寫成，有時會經歷很長時間，三年，五年，甚至更長時間，什么時候說服自己了才會動筆。當然，這樣也未必就是好的，也有人說，文學本就是偏見的產物。說到《如果末日無期》，其實還是屬于“我們正在怎樣活”的文字，這本書，我是當作現實主義來寫的，因此我在書中特別造了一個概念，“未來現實主義”，所謂未來，不過是一個殼，殼下面，依然是我所觀察和思考的真實。那看似眼花繚亂的未來世界，不過是變，是用來吸引讀者的，而變后面的那個常，才是我想說的話。

魏心玥：您說在2008年寫下《無碑》之前，已經寫了一部科幻小說，寫到十萬字時，因故放下，一放就是十年，2017年又決定寫科幻小說。您為什么想寫一部科幻小說，中途為何放下，之后又為何繼續呢？

王十月：我在2008年寫過十萬字的半部書，書名叫《誘惑之書》，并引用了本杰明的一句話，“只是因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賜予了我們?！蔽疫€可以借這個機會謀一下私，將這部小說的開篇公布出來：“事情也許發生在不久的將來，也許發生在現在，也許將不會發生。一切取決于我們每個人自己。取決于當工業、技術、理性發展到一個高度極致的時代，我們是否能舍棄物質的享受，是否還有發出疑問的勇氣和能力，是否陷入集體無意識。一切并非危言聳聽。正如馬爾庫塞指出的那樣，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這是技術進步的標志……當一個社會按照它自己的組織方式，似乎越來越能滿足個人的需要時，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對權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漸被剝奪。但我們總是心存幻想，認為事情不會發生，或者沒那么快發生，或者，不會在我們自己身上發生。然而，在不知不覺中，一個全新的時代來臨了……”不難看出，這依然是一部披著科幻外衣的現實主義小說。當時放下，是因為工作的原因，我寫長篇，是希望有一個完整的穩定狀態寫完初稿，然后慢慢修改，當時寫了十萬字，因工作的原因不得不停下筆，停了兩個月，再想接著寫，完全找不到狀態了，便寫了《無碑》，后來數度想再撿起來，但時過境遷，對許多事情的看法發生了改變，后來寫《如果末日無期》，事實上，依然延續了當時這部丟下的書中的一些思路，加之當時有許多的話想說，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表達方式，偶然一次幾個朋友談論人類永生的技術，于是我有了第一個如果，如果末日無期，有了這個如果之后，生發出一系列的如果，又想到當年放棄了的長篇，許多東西在一瞬間激活了。事實上，就是借由一系列假設來討論當下我們面對的問題。

魏心玥：您將三十年打工經歷融入大多作品，被定義為現實主義作家。而長篇科幻小說《如果末日無期》科幻其表、現實其里，您將它稱作“未來現實主義”。我們注意到如石黑一雄《別讓我走》《克拉拉與太陽》等作品，也是在通過科幻題材來探討人的存在。是否借用科幻的外衣寫作，將成為未來寫作的一大趨勢？您如何定義自己這部用科幻來呈現文學肌理的小說？您如何看待科幻與現實的關系？

王十月：通過科幻來探討人的存在，不過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依然是我前面說的變，而重要的是，你討論的是什么，你討論的問題，是否有新的發現，是否提供了新的觀察結果，而這個新的東西，可能又是不變的常。至于這樣的寫作是否會成為趨勢，我認為不會成為主流，我們創作的主流，還是實實在在的現實主義或者批判現實主義，借由科幻而言其它，不過是現實主義或批判現實主義缺位時的替代品。這也是為什么我在寫完《如果末日無期》，得到了不少好評時，不再繼續這一類書寫的原因所在。

魏心玥：《喇叭褲飄蕩在1983》《國家訂單》被改編為影視作品，您對已被改編的影視作品有何看法？現代人的注意力大多數都被吸引到了影視化浪潮中，有一種說法說美劇和一本長篇小說的體量大致相當，似乎文學可視化會成為一種趨勢，您怎么看待文學作品和影視之間的關系？您對文學的前景如何看待？

王十月：我是很看重作品的影視化的。《國家訂單》是一個失敗的改編，當時沒有經驗，沒有選擇到最理想的合作方，后來許多公司想和我合作，但版權已經不在手了?！独妊濓h蕩在1983》的改編比較可惜，本來是有一個很強的基礎，編劇是宋方金，很優秀的編劇和小說家，劇本很出色，比小說好。導演也是很好的導演，但萬瑪才旦對那一段生活不是太熟悉，加之哥哥這個演員的年齡比實際年齡偏大了，沒有將小說的疼痛感表現出來?，F在我有兩個作品在影視化的過程中，一是長篇小說《無碑》，電影和電視劇都啟動了。電視劇的制作公司是一家實力很強的公司，他們出品過《北平無戰事》等一系列現象級的作品。另一部是中篇小說《人罪》，現在由上海興格傳媒和愛奇藝，騰訊視頻共同在打造十二集的網劇。兩部劇的創作者都很敬業，都想將它們做成現象級的作品，而且劇本也都是一次次推倒重來，但最后的結果如何尚不得而知，盡人事，聽天命。我是很喜歡看美劇的，也從美劇學到不少寫作的技巧。我出去講文學課，經常會舉美劇的例子。文學作品重要的是你在討論什么，也就是我說的那個常。只要影視化能保證這個常的存在，借助更強大的傳播方式，讓更多人去思考這個常，當然是1+1大于2的好事。至于文學的前景，我想我還是樂觀的，文學不一定要用純文字來表現，影視的基礎依然是文學。

魏心玥：廣東的打工經歷為您寫出大量佳作提供了養分，您也因為寫作改變了命運，從一名打工者成為《作品》雜志的負責人，您的這一經歷有一定的“傳奇”性，對于有志創作的年輕作者來說可謂相當勵志。時過境遷，你認為當下的“打工”和您那個時候的“打工”的有何不同？書寫的難易程度是怎么樣的？您對當下的青年作者有什么建議？

王十月：的確，我的經歷，也算得上傳奇。當然，這個傳奇，如你提問中所示，是打了引號的。其實在老一輩作家中，如我這樣低學歷者大有人在，舊社會還說英雄不問出處，但現在，我們都說階層固化了。我這樣一個初中生，在這個階層固化的時代，要做到文學期刊的負責人，是確是要突破許多門檻的，說是傳奇也不為過。但是否就具有勵志性，勵志性的首要前提是具有可效仿性和可復制性，我想怕是很難復制的，因為這是諸多有利因素相疊加的結果。我倒是很尷尬，我是寫作者，自然更愿意別人看到的是我的作品的力量，而不是我的人生所謂的傳奇。我不過是當年南下打工大軍中很普通的一個，恰好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初資本原始積累時的野蠻生長，見證了諸多不曾見于文字和影像的過往，而這一切影響了我看世界的方式。時過境遷，今天的人聽我說起打工往事，大約會認為是編造的謊言，許多年輕人會憤怒，認為我在惡意抹黑，這也越發讓我警覺，真實書寫這段經歷有多么重要。也正因為如此，我新寫的長篇，決定直面它們。今時雖不同往日，卻也未盡然，歷史的鐘擺左右擺動，這兩年，也眼見了諸多新的困境，不過是舊日困境的重現。書寫的難易程度并未有什么變化，依然是需要勇氣和智慧。對青年寫作者，也談不上建議，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是，想問題時多學習柏拉圖的方法，多一些追問，一些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相比詞藻、感覺而言，如何認識時代永遠是更重要的，也是更具難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