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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人大多對金石古物情有獨鐘，身為晚清名士的龔自珍也不例外。清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稱其十七歲“游太學，見石鼓文，大好之，由是始為金石之學”，走上了研究與收藏金石的道路。

龔自珍庋藏金石古物種類豐富，數量之多，不可勝記，僅珍品便有“三秘、十華、九十供奉”。其中，最為龔自珍所寶愛者，當屬被視為“三秘”之首的一方漢代鳳紐羊脂白玉私印，印文為白文鳥蟲篆“緁伃妾娋”。緁伃，即婕妤，為宮中女官名，漢武帝時始置。妾為女子謙稱，娋為女子之名。“緁妤妾娋”，猶言“丞相臣斯”，此印當為上書自謙之用。

然而，此印自明代以來往往被收藏者目為趙飛燕遺物。如明代藏家李日華云：“漢宮趙飛燕緁伃時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嘉靖間曾藏嚴氏，后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余愛慕十余載，購得藏于六硯齋，為一奇品，永為至寶。若愿以十五城，豈能易也。”（鮑昌熙《金石屑》）從李日華的記述來看，這方印雖然不知出土何年，但明代以來遞藏有緒，且藏者均為名家，自然值得珍視，何況又被視為漢成帝皇后趙飛燕為婕妤時的佩印。所以他不無夸張地說，即使以十五座城來換，自己也不會考慮。

入清以后，該印為文鼎所有。龔自珍以曾經朱彝尊所藏的宋拓《婁壽碑》（一說為宋拓《化度寺碑》）并白銀五百兩易之，事在道光五年（1825）。次年，龔自珍有詩《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鈕白玉印一枚，文曰“緁伃妾趙”，既為之說載文集中矣，喜極賦詩，為寰中倡，時丙戌上春也》四首紀其事。其二首云：“入手消魂極，原流且莫宣。姓疑勾弋是，人在麗華先。暗寓拼飛勢，休尋德象篇。定誰通小學，或者史游鐫。”自注：“孝武勾弋夫人亦姓趙氏，而此印末一字為鳥篆，鳥之啄三，鳥之趾二，故知隱寓其號矣。”

從龔氏詩題及第二首詩的內容、自注來看，他斷定此印為趙飛燕之物，是因其誤釋“娋”為“趙”，并認為其字含有“鳥之啄三，鳥之趾二”。龔自珍認為，印文作“趙”字，而字形又作鳥狀，暗合飛燕之名，則此印非趙飛燕莫屬，并推測此印的作者可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字學家黃門令史游。

龔氏的釋文錯誤，早已為學術界辨正，無需多言。然而，據龔自珍《己亥雜詩·張杜西京說外家》一詩自注，龔氏自十二歲起便跟隨外祖父段玉裁學習《說文解字》。魏源也認為龔自珍為學“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崖郭”（《定盦文錄序》）。可見其學術以文字學為根柢，范圍所及至于金石之學，故龔氏當時于文字之學號稱精研，卻又緣何誤“娋”為“趙”？

這是因為，一方面，龔自珍的學術終極目標并非考校文字，而在于通經致用，故于小學用力未甚深，對古文字的構造規律造詣未精，又受限于當時古文字學的整體水平，故于今看來雖有盛名而其實難副；另一方面，則因其所持有的“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的收藏理念對其認識產生了強烈的誤導。

“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乃龔自珍在《說印》一文中提出的收藏理念，其文曰：

瘁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為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即錄，錄附鐘彝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零落人手也，小學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別為一門，固有說乎？夫苕、泖之士愛古甓，關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制，吉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別為一門，儲印豈不愈于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則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琌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為繆篆。

此文較為清晰地表明了龔氏收藏古印的動機與原則。龔氏認為，古印收藏別為一門，其原因有三：一是根據古官印的形制，可以考察當時的用印制度；二是古官印所見之官名不著于史，可以補史之不足；三是私印姓名見之于史，可以發思古之幽情。有鑒于后二者，龔自珍又提出了自己收藏古印的兩條原則：官印欲其不見于史籍著錄，私印則反之。也正是這一理念，導致龔自珍懷著十分強烈的“私印欲其史”以至“大暴白乎史”的執著看待這方玉印，加之受限于其時其人的古文字學水平或者根本未曾認真從文字學角度對印文進行研究，繼而沿用明人成見，以此印為趙飛燕用印，也就不足為怪了。

除了此印，在“九十供奉”之中，尚有“印材之屬十一”（張祖廉《定盦先生年譜外紀》）。這些印多為詩詞、吉語、收藏等印，或為古印，或為當時名家之作。其中亦有龔氏以前之名人所用私印，如“馬湘蘭惜花弄月印”“太白先生刻名印”，雖去古未遠，亦足以“思古人之深情”。

龔自珍的官印收藏，也遵循著自己“官印欲其不史”以期“考制度”“補古史”的理念。龔氏《己亥雜詩·熙朝仕版快茹征》自注云：“年十四，始考古今官制。近成《漢官損益》上下二篇，《百王易從論》一篇，以竟髫年之志。”可見，他對古今官制尤其是漢代官制的關注，自幼及長，未曾消歇。而他考證漢代官制的資料來源之一，便是所收藏的漢代官印，此據《己亥雜詩·奇氣一縱不可闔》一詩自注“輯官印九十方為《漢官拾遺》一卷”可知。可惜《漢官拾遺》今已不傳，無法窺其原貌。沙孟海先生說此書“名曰拾遺，殆皆不史之官”（《沙邨印話》），當為合理。

總之，無論是作為學者治學的“官印欲其不史”以“考制度”“補古史”，抑或作為文人雅趣的“私印欲其史”以“思古人”，都體現了龔自珍的古印收藏實踐與收藏理念高度一致。可惜龔自珍所藏古官私印的實際情況今已不可考，僅能從以上的零星記載中略窺大概。

（作者系河北省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