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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與她的著作 受訪者供圖

黑山翻譯的《紅樓夢》 受訪者供圖

60年前，一位斯洛伐克姑娘憑著對中文的濃厚興趣，克服重重困難，拿到了查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正式開始了探尋中國文化的不凡之旅。

如今，勇敢追夢的大學生已經著作等身，成為當代斯洛伐克中國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和扛鼎學者。已是耄耋之年的她依然筆耕不輟，致力于中國文化的傳播——她就是斯洛伐克著名哲學家、漢學家、翻譯家黑山女士。

近日，記者有幸見到黑山，聽她悠悠講述她與《紅樓夢》的不解之緣。

一、從中文夜校起步

黑山1940年生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原名瑪麗娜·卡爾諾古斯卡。她向記者介紹，在斯洛伐克語中，“卡爾諾古斯卡”意為“黑山”，這座“黑色的山”因植被蔥郁得名，而且確有此地，現位于波蘭南部查爾納古拉。黑山的先祖是當地貴族，1667年奉奧地利國王的指令，從查爾納古拉搬到布拉迪斯拉發任職，“黑山”就成了他們的祖姓。

“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高中畢業后，我不能進入大學學習，當了護士，但我當時渴望知識，希望認識我們生活的世界。在我們的文化中‘上帝就是一切’，但我對此是懷疑的，因此我就從書中尋找答案。”黑山說，“我讀到了捷克著名漢學家普實克的《中國：我的姐妹》以及他翻譯成捷克語的《中國古代詩歌》《論語》等作品，讓我了解到了中國文化，我看到無論儒家思想還是道家思想，都不需要人們每天祈求‘上帝的救贖’。在20世紀50年代，雖然當時的中國人生活艱苦，但他們都依靠自己的雙手解決問題，我認為這才是正確的。”

后來，黑山利用業余時間上了中文夜校，在有了一定基礎后，她決定申請布拉格的查理大學中文專業。1963年，在捷克漢學家王和達（奧德日赫·克拉爾）的幫助下，她進入查理大學學習中文、哲學和文學，在此期間她接觸了儒家、道家經典以及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為漢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69年，黑山完成了碩士畢業論文《儒學倫理研究》。

之后，黑山回到布拉迪斯拉發，在考門斯基大學哲學院擔任助教并攻讀博士學位，繼續進行對《論語》《孟子》《荀子》等儒家經典的研究，并完成博士論文《戰國時期儒學的發展和獨特性》。

1968年，“布拉格之春”爆發，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漢學家和漢學研究都受到了嚴重打擊，黑山也受到波及。1972年年底，她的博士論文沒能順利答辯，自己也“被遠遠排除在漢學研究領域之外”，黑山的中國哲學研究被迫“按下暫停鍵”，卻讓她“意外踏入了一片新天地”。

二、“我也住進了大觀園”

黑山講道：“1973年到1990年，我完全脫離了原來的學術崗位，失去了所有的中文學習資源，在一家外文出版社的倉庫做登記員，從事著和漢學無關的工作。但為了使自己不忘記中文，我強迫自己每天閱讀中文并進行翻譯。”這段時間，黑山在工作之余翻譯了《論語》《孟子》《荀子》等經典著作，還翻譯了老舍《月牙集》等中國現代文學作品。

但黑山并不滿足于這些。“我還需要一個大部頭，這樣就可以用翻譯來打發幾年的時光。”黑山說，“于是，我選擇了《紅樓夢》，這部中國‘最偉大也最受人喜愛的古典長篇小說’。上學時，我的研究重心一直是中國哲學，對中國文學的了解有限，但我學過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當中提到過《紅樓夢》。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中文書籍被認為是‘禁書’，我也已經不被允許從官方圖書館借書。從哪里弄來這本書呢？我開始想辦法。”

“我給在加拿大的弟弟寫信，請他幫我找到這本書，最終他在當地的中國書店找到了，后來托人幾經輾轉，這套書終于到了我手中。”現在講起來，黑山依然激動不已，“我永遠記得第一次手捧那套漂洋過海的《紅樓夢》的情形，封面上的寶玉和黛玉讓我感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從1978年3月到1990年1月，我幾乎所有的業余時間都在研究和翻譯《紅樓夢》。我清楚地記得剛開始翻譯時的場景，我坐在只有一個房間的公寓里，手邊只有一本漢英詞典和俄語手冊。當時我要求自己每天至少翻譯兩頁，但第一天，我就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當時我對明清小說幾乎完全不了解，對曹雪芹及《紅樓夢》的寫作背景更是一無所知，很多地方我都看不懂，好不容易翻譯幾行，連自己都看不下去！我想過放棄，但我告訴自己，放棄就意味著徹底告別漢學研究生涯，我不想一輩子待在出版社的倉庫里。”

“就這樣，十二載日日夜夜，我無數次推倒重來，從頭到尾完整翻譯過三遍，每一遍都有新的領悟。漸漸地，我發現我愛上了這本書，我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感覺自己也和寶玉、黛玉、寶釵等小伙伴們一起住進了大觀園，和他們一起哭、一起鬧，一起作詩、一起玩笑，分享他們的喜怒哀樂，感受青春的美好。同時，我也不斷思考曹雪芹文字背后的深意，‘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這到底意味著什么？”

多年后，黑山驚喜地發現，她的查理大學老師，同樣在當時受政治迫害的王和達，也選擇在相似境遇下以翻譯《紅樓夢》堅持漢學研究，王和達也正是捷克語版《紅樓夢》的譯者。黑山說道：“在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兩位譯者在相互不知情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本書，這是我們的默契，也體現了《紅樓夢》的獨特價值。但在當時環境下，我們不便通信，也不能公開自己的漢學研究，因此沒有翻譯上的交流。當然，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二人的翻譯方法完全不同。”

三、“要走一條新的道路”

“不可譯性”是指將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過程中的“含義缺失”，在不同文化背景或特定語境下，尤其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這一特性更加明顯。而《紅樓夢》作為“集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書”，問世二百多年來，本身就以文字背后的深意被讀者津津樂道，想把它翻譯好，難度可想而知。

“由于漢字是象形文字，在人腦中不僅反映字‘音’，同時‘形’與‘義’并存，當翻譯到以‘音’為主的歐洲語言時，漢語的很多‘弦外之音’就喪失了。”黑山說，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在中國享有盛譽的文學作品在被翻譯成歐洲語言之后，大多無法保持原有的藝術水準。

黑山認為，《紅樓夢》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是一部蘊含重要人生哲理和世界觀的文學瑰寶。她說：“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令世人矚目，也應具有相應的文化影響力。但像曹雪芹這樣的‘文學巨匠’，并沒有在世界上得到應有的承認和重視，《紅樓夢》應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一樣被世人稱頌和欣賞。如果不是這樣，只能說明《紅樓夢》的外文譯本令西方讀者感到失望。”

“歐洲傳統翻譯學派側重于字面翻譯，他們認為這樣最準確，但我認為這種方法極大削弱了象形文字的圖形美和意境美，我是不贊同的，我認為翻譯中文原著要走一條新的道路。”黑山說，“《紅樓夢》的故事本身不是‘束之高閣的經典’，它是那么逼真、生動、現實，即使現在的青少年，他們也有著和寶玉、黛玉一樣的行為和思想。我希望我的譯本可以給讀者以身臨其境的感受。因此，我在翻譯中不追求字句的一一對應，我不是‘讀’而是‘看’，我在充分理解原文含義后，在腦海中形成畫面，讓故事情節像電影一樣呈現在眼前，然后用斯洛伐克語描述出來——我‘不做曹雪芹的翻譯’，而要讓他本人用斯洛伐克語把故事講出來——不用古漢語，而是用通俗生動的口語。”

黑山表示：“我認為歐洲翻譯家要想提高譯文質量，就必須忘記歐洲哲學的思維方法，像中國作者一樣思考，真正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我的這種觀點來源于多年來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來源于對中國哲學體系的理解。因此，我愿稱自己是一位‘哲學翻譯家’，而不是單純的‘語言翻譯家’。”

四、“讓黛玉的詩達到拜倫的水平”

黑山說：“我讀過很多中國詩歌，但曹雪芹的詩，尤其是女性詩歌首屈一指。然而，翻譯這些詩卻是最難的，不僅要傳達詩意、體現詩韻，我還要考慮情節的需要，比如在‘海棠詩社’中，黛玉的詩往往是公認最好的，寶玉的則遜色一些，所以我也需要在翻譯中體現這種差距——讓黛玉的詩達到拜倫或普希金的水平，而寶玉的就‘一般般’。”

黑山表示：“《紅樓夢》是散文和詩的交響曲，雖然翻譯詩很難，但事實上，我非常享受翻譯的過程，當我把所有的詩都翻譯完時，甚至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黑山本人也愛詩，她寫過多本詩集，這種對詩歌天然的喜愛本身就能讓她在詩歌的翻譯中更加得心應手。出于對中國女性詩歌的喜愛，她還于2019年翻譯出版了斯洛伐克語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詩歌集。

解決了對一般情節和詩的翻譯，對于外國讀者來說，《紅樓夢》中依然存在大量易被遺漏或不易被理解的內容，比如復雜的家庭成員和社會關系——中外文中對于“叔叔”“舅舅”等表述上的差異，“甄士隱”“賈雨村”等帶有的“諧音梗”人名背后的隱喻，“寶玉”“黛玉”“寶釵”的名字本身所代表的“物件”及美感在變成“拼音”后的流失，還有大量中國歷史文化典故，不一而足……針對這些情況，黑山專門在書后附上了“家譜”和“名詞解釋”，以輔助閱讀。通過以上這些做法，黑山近乎完整地傳達了書中所有的“文化意象”，也近乎完美地克服了“不可譯性”。

功夫不負有心人。2001年到2003年間，黑山的四卷《紅樓夢》斯洛伐克語譯本陸續出版，獲得了讀者的廣泛好評。以至于2006年又進行了第二次印刷，同年，她將譯本贈送中國國家圖書館、紅樓夢研究所、曹雪芹紀念館收藏。黑山本人也收獲了斯洛伐克翻譯界最高獎項“揚·霍利獎”和中國“《紅樓夢》翻譯貢獻獎”。2015年，她又因多部中國經典著作的出版，榮獲第九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憑借著對《紅樓夢》國際傳播與研究的特殊貢獻，黑山也被親切地稱為“多瑙河畔的紅學家”。

黑山向記者介紹說：“20年過去了，這套書已經在市面上絕版。因此，在多方建議下，不久之后，出版社將以更高質量和嶄新的設計重新裝訂出版我的斯洛伐克語譯本《紅樓夢》。”

五、“我會和曹雪芹相見”

黑山專門將自己的譯本分為春、夏、秋、冬四卷，她解釋道：“春、夏、秋、冬——賈府的命運正是如此，也應了中國古代哲學‘陰陽轉換’的觀點。透過這部有著濃厚自傳色彩的小說，我們似乎也看到了曹雪芹不平凡的一生：他年幼時享受著富裕的生活，后來家道中落，生活陷入困頓，卻讓他有機會回憶曾經在南京發生的一切，進而才有了這部偉大的作品。”

黑山說：“人的命運也如同四季交替、日月輪回，不會總是好的，也不會總是壞的。我時常感嘆自己有幸翻譯了這部作品，設想如果我當年順利完成學業，畢業后可能會到研究所繼續中國哲學的研究，就不會有時間一遍遍地閱讀《紅樓夢》。如果沒有這段經歷，我恐怕只是一個單純研究哲學的學者。在那個基本見不到中國人的年代，寶玉、黛玉就是我認識的‘中國人’。1997年，我第一次去中國時，我興奮于終于見到了這么多真實的中國人，我甚至在他們身上尋找寶玉和黛玉的影子！《紅樓夢》讓我更了解中國，更了解中國人。我很自豪，我填補了《紅樓夢》斯洛伐克語譯本的空白，《紅樓夢》的‘世界地圖’因我變得更加完整！雖然遭受打擊的那段時間我很不開心，但現在回首，我會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保持正確的人生態度，每一段經歷都值得感受，福禍相依，這是道家思想的智慧，也是曹雪芹教給我們的生活哲理。”

如今，已經83歲的黑山女士依然精神矍鑠，每天沉浸在漢學研究中，忙得不亦樂乎。“我的眼睛已經不好了，記憶力也下降了，但我還不能去見曹雪芹，我還有好幾本書沒出呢。”黑山開玩笑說。記者注意到，黑山現在需要借助可照明的放大顯示屏進行閱讀，她也可以非常熟練地使用計算機，“我現在都是直接在電腦上寫作。”

今天，距離黑山1978年3月1日翻開《紅樓夢》的第一回，已經過去了45個春秋。遙想當年，曹雪芹“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用畢生血淚揮就這一曠世奇書，而黑山又何嘗不是在“一心一譯”的十二年甚至此后更長的時光里，在大觀園里留下了屬于自己的獨特印記。

采訪的最后，黑山向記者深情吐露：“等有一天我的靈魂離開身體，我會和曹雪芹相見，同樣還有孔子、老子、孟子、荀子等很多其他思想家，他們的作品我都給斯洛伐克讀者翻譯過，我相信那時候他們不會朝我大喊，說我譯錯了他們的思想和作品。”

也許正是這樣一份不負前人、不負讀者的使命感，讓黑山的學術之路歷經風雨卻格外堅定，同樣也是這樣一份熱情和專注，讓這位老者在傳播中國文化的道路上不問前程：她一點點耕耘、一粒粒收獲。

高山仰止，一甲子大觀園內譯人情世故；靜水流深，百廿回紅樓夢中悟先賢哲思。匆匆光陰緩緩流淌，智慧人生從容堅定。期待黑山女士再版斯洛伐克語《紅樓夢》譯本早日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