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些年來，有幾位學者“轉行”小說創作，成果頗豐。蘇州大學教授、江蘇省作協副主席王堯是其中之一，他的本行是文學批評，《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

2020年王堯推出長篇小說《民謠》，受到關注。他說自己有三臺筆記本電腦，一個做文學研究，一個寫小說，一個寫散文，詩歌則是在手機上隨手記錄。他坦言，“我只想做一個寫作者”，并且只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紙上的知識分子”是王堯一本隨筆集的題名，亦是貫穿他寫作的重要內核之一。

2021年至今，王堯已陸續出版了散文集《時代與肖像》《日常的弦歌》《我們的故事是什么》，這些作品皆從日常生活毛茸茸的細節切入，為知識分子畫像。在娓娓道來的散文筆調中，諸多被有意無意忽略的歷史細節重新向我們走來。

應該期待怎樣的文學？如何評價當下的小說創作？近日，羊城晚報記者專訪王堯——

歷史的肌理在日常生活中

羊城晚報：近些年來，您先后推出多部散文集，這些散文都是從小的切口去呈現大的歷史。為何選用散文這樣一種輕的文體來進入重的歷史？

王堯：這樣的寫法與我的歷史敘事的觀念和方法有關，也與我對材料的分析有關?！稌r代與肖像》寫鄉村人物，這些人物和相關的故事只是大歷史中的小插曲，我在談《民謠》時也說過這類話題?！度粘５南腋琛泛汀段覀兊墓适率鞘裁础飞婕昂芏嘀匾幕?，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大歷史，但他們的精神是在日常生活中生長的。不被日常生活銷蝕，反而挺拔崛起，這就是“人物”。歷史的肌理在日常生活中。

羊城晚報：魯迅的作品以及一代散文大師汪曾祺的作品對您的散文創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王堯：我最早讀到的現代作家文集是魯迅的《朝花夕拾》，這本書從村上帶到鎮上，再到大學，現在還在我的書架上，雖然已經有一套《魯迅全集》。我經常翻這本書，在談《時代與肖像》時，我說我想寫自己的一本《朝花夕拾》。

回憶自己的寫作，確實是從模仿魯迅開始的。魯迅的精神、語言、思想，是我不竭的資源。我研究過汪曾祺，他的語言、調性對我也有很大影響。汪曾祺是當代作家中的“文章家”，讀汪曾祺，你才知道一個寫作者能夠寫出自己的漢語才是重要的。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散文創作的現狀如何？

王堯：在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之前，我主要是研究散文。按照黑格爾的說法，現在是散文的時代，不是詩的時代?，F代散文在現代文學中是成熟比較早的文字，魯迅說過五四時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詩歌之上，但現代文學受西方影響，小說成為文學秩序的中心文體，在各種文學史著作中，散文的位置是邊緣化的。

當下不能說沒有好散文，但好散文確實不多，任何一個文學時代都是這樣。散文其實是有難度的寫作，它是這樣一種文體——寫作者的信仰、人格、襟懷、氣息和他想說的話要融為一體。

沒有深刻痛苦，就沒有優秀知識分子

羊城晚報：在您的散文中，大量講述了作家文人以及知識分子的歷史故事。在跟他們對話的過程中，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王堯：我常常假想自己生活在他們當中，這時我會感到自己的渺小，他們的崇高與卑微都會讓我怦然心動。中國知識分子感時憂國，他們的家國情懷動天地泣鬼神。我以前對跨世紀沒有特別的感受，現在處于百年未有之變局中，發現自己也跨世紀了。

20世紀中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們主動介入了時代大潮，在現代史的重要環節都留下了他們的吶喊和彷徨。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也好，文人作家也好，和他們相比，我們“猥瑣”了。這可能避免了大起大落的悲劇，但又處于另一種悲劇之中。

羊城晚報：在當今物質消費主義和商業化的語境下，知識分子是一種什么樣的生存狀態？很多知識分子生活都很好了，還有精神痛苦嗎？

王堯：這是個好大的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太復雜了，這是一個復雜的群體，一言難盡。現在知識分子的特長是善于議論他者，往往不會自我批判。在許多問題上，知識分子是失語的。很多年前，我們都模仿過外國學者的口吻，問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中國發展了，但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未必對應。沒有痛苦，就沒有知識分子，沒有深刻痛苦，就沒有優秀知識分子，魯迅就是一個例子。我承認，我也時常處于痛苦之中，但我的文字并沒有完全呈現深刻的痛苦。我警惕自己，也警惕“我們”的無病呻吟。

要多研究些問題，少開些會議

羊城晚報：您是如何理解和評價“八十年代文學”的？

王堯：“八十年代”是一個重要的年代，文學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當代中國，八十年代作為年代的意義遠遠比我們想象的重要。“八十年代文學”，既是斷裂，也是開始，它因此重要?！鞍耸甏膶W”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中，是被歷史化或經典化處理了，這是一項未完成的學術任務。

羊城晚報：您還完成了一本學術專著《“新時期文學”口述史》?！靶聲r期文學”和“八十年代文學”是否是同一個概念？

王堯：你說到的命名問題，是一個涉及整個中國文學史研究作為學科的問題。“當代”是時間概念，還是歷史概念，一直有爭論。現在很難統一，在討論“文革”后的歷史轉折時，“新時期”具有特定意義，但新時期不能無限期延伸下去。

所以，后來出現“八十年代文學”“九十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等概念，這些概念都是暫時性的，也許“八十年代文學”作為一個歷史概念可能會使用下去。我們現在先以開放的態度對待這些概念，文學史是越寫越薄的，也許很多年以后有些年代可以忽略不計。

羊城晚報：《“新時期文學”口述史》中，您提到杭州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和當下的文學生態中，會議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王堯：中國當代文學是一種“制度化”的文學，文學制度是考察文學史的一條重要線索。文學會議是文學制度之一種，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多會議對推動文學思潮和文學創作產生了積極影響?，F在的會議似乎成了一種知識生產的方式，但很多學術會議并不產生知識。這個現象的產生與科研方式和作品研討方式有關。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會議總是需要的，但現在確實泛濫了。我們要多研究些問題，少開些會議。

恢復學者寫小說的傳統

羊城晚報：除了散文創作和學術研究，您也寫小說。長篇小說《民謠》醞釀了20多年，是什么觸動您寫這本小說的？

王堯：我是一直有作家夢想的，在大學幾十年沒有完全被學術體制改造掉。寫小說，肯定與我青少年的記憶有關，走出村莊后的生活還需要消化沉淀。二十多年前，我寫下了《民謠》的第一句話：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后來斷斷續續寫，直到新冠疫情暴發那一年，才靜下心來完成了這次馬拉松式的寫作。

我想在一個少年的視角中呈現大歷史中的小插曲，也回溯自己思想和感情的最初來源。我從2001年開始，與林建法先生合作主辦“小說家講壇”，開始和莫言等作家接觸，這也是我創作欲望再起的過程。

莫言、閻連科等小說家對我的影響是整體的，主要還不是小說技巧的影響。研究小說和寫小說，現在是兩個行當，這種差別便是長處和短處的分別。

羊城晚報：當下似乎很多學者都在嘗試小說創作，從學者轉變為作者，像您、張檸、吳亮等。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王堯：我不知道學者寫小說能不能稱為現象。在新文化傳統里，既是學者又是作家、詩人的文化人太多了，只是后來越來越少，這個傳統斷裂了。我希望能恢復這一傳統。

學者寫小說，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文學教育的現狀。這就像很多著名作家到大學擔任教授一樣。

受某種倡導的寫作似乎更容易失敗

羊城晚報：在第六屆郁達夫小說獎審讀委會議上，您倡導新“小說革命”。為什么今天的小說需要一場新的革命？

王堯：那次會議我是即興發言，但說的主要想法可能是長期醞釀的。作為批評家，我對當下甚至是這么多年的小說創作總體是不滿意的。

我說“小說革命”，是用激烈的語言喚醒寫作者的危機意識和藝術革新意識。我在會后將發言整理成一篇文章《新“小說革命”的必要與可能》。

在文章中，我列舉了一些問題，比如，小說家沒有世界觀和方法論，沒有建構世界的能力，小說有故事但沒有語言和思想，等等。

現在可能還要加上一個問題：為獲獎而寫作的小說家太多了?！靶≌f革命”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我沒有能力指引方向，解決我說的那些問題，就是“小說革命”的開始。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當下應該倡導什么樣的文學，有哪些作家值得推崇和閱讀？

王堯：我做了幾十年的文學教授，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任何倡導最終可能都是無效的，受某種倡導的寫作似乎更容易失敗。寫作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

無論是中國文學，還是世界文學，那些經典作家作品，他們永遠是我們字里行間的燈光。我們讀經典作家作品，就會知道應該往哪個方向走。我做文學史研究，也關注那些已經被我們遺忘的作品，教訓和經驗都是我們面對的遺產。

羊城晚報：接下來您有著怎樣的創作計劃？

王堯：我現在很想安靜讀書，找一個陌生的地方呼吸新鮮空氣。創作和學術研究有些不同，很難具體計劃。目前正在修改、打磨一部新長篇小說，也許明年能和讀者見面，這是一部寫1937年蘇州淪陷后幾個文人家庭命運的小說。

我寫小說沒有功利，壓力是能不能寫出自己想寫的東西。經常有散文專欄約稿，如果明年的學術研究任務能順利完成，可能會考慮再寫一年散文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