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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戲曲鑒賞類書籍不同，《中國戲七講》（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作者李楯不是職業演員，也非專業研究者。供職于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他的職業身份是法學家、社會學家，卻緣何對戲曲情有獨鐘？他寫給大眾的戲曲普及讀物又有哪些特殊之處？

原來，李楯從小接受傳統文化熏陶，少時學戲，接觸過姜妙香、梅蘭芳、俞振飛、侯玉山等著名京劇、昆曲演員。他1962年入俞平伯創辦的北京昆曲研究社，2004年至2017年任北京昆曲研習社副社長。他愛戲、懂戲，至今還登臺演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京、昆都演，生、旦、凈、丑都來，文的、武的都來”。他講戲，承襲齊如山、王元化、劉曾復諸先生一脈，又有自己的獨特體驗和感悟。

《中國戲七講》的7個章節分別是“作為‘非遺’的中國戲”“在過去那個年代，‘活在戲中’的人”“戲，何以‘中國’”“中國戲的質態：從可欣賞的技藝看”“中國戲：表達及傳承了什么”“從‘社會’角度看與‘戲’相關的‘人’”“放在大歷史中去看”。作者注重從社會學角度，結合自己看戲、唱戲、演戲以及與京劇名家和票友接觸的經歷，還原中國戲產生的文化土壤，對其主題表達、美學特質、歷史沿革、互動形態等做抽絲剝繭式的解讀，尤其注重中國戲與中國人的密切關系。

作者認為，戲，是詩、詞之后“最中國”的抒情方式，蘊含著中國人特有的認知、思維、記憶、表達和交流、互動方式。本真意義上的中國戲，要從中國戲（以京劇、昆曲為代表）的可追尋處（可聽、可看處）講起，而非停留在文學史和戲曲史中以文字鉤沉；要突破舞臺上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戲劇理論范式，用中國戲曲自有的語匯去理解它的獨特之處；要突破藝術和娛樂的狹義層面，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廣闊空間里，理解它何以成為中國人生命的組成部分。

比如書中對以前的觀眾不識字卻能聽懂昆曲這樣解釋：以前的大村小鎮、市井碼頭，很多人都會唱昆曲，甚至在冀中一帶的農村都有三四十個昆弋班社，農民對昆曲非常熟悉，老太太都能看出演員偶爾戴錯的盔頭。清代康乾年間，有個說法是“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收拾起”是昆曲《千忠戮·參賭》中的曲詞，“不提防”是昆劇《長生殿·彈詞》中的曲詞。作者認為，七八十年前，乃至更早以前，“戲，是那時人文化基因序列中的一段染色體；人是‘活’在戲中的，戲，是人生命的一部分”。在李楯眼中，過去的人們看戲不僅是觀眾，更是“參與者”，戲曲與他們的整體生命經驗息息相關。

對中國戲的文化主題，該書做了如下概括：“百年身，千秋筆，兒女淚，英雄血”。僅就“英雄血”說，那是《單刀會》中關羽面對大江滾滾而去，想到赤壁鏖兵，想到那些風云人物，說的一句“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是京劇《霸王別姬》中項羽說的“天亡我，非戰之過也”；是昆劇《鐘馗嫁妹》中的“淪落英雄奇男子，雄風千古尚含羞”。這種文化主題又給生活于濃厚戲曲氛圍中的中國人以潛移默化的影響。

除了觀點提煉和總結，《中國戲七講》的精彩之處，還在于對京昆表演藝術家和著名票友生平故事的介紹，有些來源于作者與他們的直接交往。比如書中憶及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文史專家朱家溍哪一出戲演得精彩，作者如數家珍。因多次同臺，作者深有體會，在書中發出贊嘆：“他會的戲，和他的表演，可以說超過今天專業劇團的很多人。”

《中國戲七講》在結構上做到了點面結合，史論互見，在各章內部穿插了27出經典好戲的詳細品鑒，舉凡《打漁殺家》《長生殿》《牡丹亭》《霸王別姬》等經典京昆劇目，都有重點賞析，以幫助戲曲“小白”打開親近經典的方便之門。

正如作者所說，“這是一部可以在不同層面去讀的書，可以隨便翻翻；可以從不同于論文的口語中去發現、思考與傳統中國戲、與藝術、與社會有關的問題；可以舉一反三，開闊自己的眼界，提升認知和思維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