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實之間:“五柳先生”谫論
《宋書·隱逸傳》稱陶淵明“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隨著《五柳先生傳》的廣泛流傳,此文漸被當作陶淵明的自傳,五柳先生開始與陶淵明等同起來:如庾肩吾《謝東宮賜宅啟》“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認為陶淵明住宅旁種有五棵柳樹;又如《直齋書錄解題》“淵明字元亮,大司馬侃曾孫,自號五柳先生”,認為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部分學者反對《五柳先生傳》為陶淵明自傳的傳統觀點,惟五柳先生究竟是誰?諸家頗有分歧。
王振泰《〈五柳先生傳〉陶淵明“自況”“實錄”說質疑》認為五柳先生指陶淵明的父親。陶父生平事跡不詳,史傳只字未言,僅《命子》詩里提到“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寘茲慍喜”。陶淵明為父作傳,稱之曰五柳先生,且云“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未免匪夷所思。
《飲酒》其十八“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李長之《陶淵明傳論》提出此詩與《五柳先生傳》屬姊妹篇,“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即“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有時不肯言”即“閑靜少言”。川合康三、吳國富、李劍鋒、于溯等國內外學者指出《五柳先生傳》大量襲用《漢書·揚雄傳》的記述,范子燁《“五柳先生”是誰》進一步申論,認為《五柳先生傳》“是漢代著名學者和作家揚雄的傳記,該傳的傳主是揚雄,而不是陶淵明”。此說近年來頗為學界采納,徐國榮《“五柳先生”人物原型及精神風致之淵源探論》、邵明珍《再論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非“自傳”》等文,皆主張五柳先生的人物原型是揚雄。但揚雄姓字、籍貫清晰明了,且與“五柳”無直接關系;《五柳先生傳》與《漢書·揚雄傳》雖多重合之處,亦存在不少細節差異,如“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等話語,便無法在揚雄身上找到對應的記載。
縱觀《五柳先生傳》的闡釋歷史,或將其當作陶淵明的自傳,或認為其以某個特定的歷史人物為原型。總之,五柳先生不是虛構的文學形象,而是實有其人。
《詠貧士》其四“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云:“意謂自黔婁以來將近千年矣,而未復見黔婁之輩也。”《五柳先生傳》明確將五柳先生歸為黔婁的同儔,與前詩矛盾,可證其非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這種類似五柳先生的人物形象,陶淵明詩文中尚有不少。
《擬古》其五“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云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愿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和五柳先生一樣,詩中的東方一士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衣食匱乏,生活艱苦,而泰然自若。唯一的區別是,五柳先生嗜酒,東方一士擅琴。蘇軾《和東方有一士》篇末自注云:“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卻說:“此東方之士乃設為理想中人,非固定指某人,亦非自指。”
《飲酒》其十三“有客常同止,取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將此兀傲長獨醉的“一士”與東方一士結合,便幾乎等同于五柳先生。
《詠貧士》其六“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張仲蔚隱身不仕,窮居陋巷,息交絕游,賦詩自娛,其人其行也很接近五柳先生。
如果跳出《五柳先生傳》的語匯淵源,就“柳”“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嗜酒”“家貧”“酣觴賦詩”等標志性要素立論,嵇康同樣具備五柳先生的眾多特征。據《晉書·嵇康傳·向秀傳》、張騭《文士傳》:嵇康恬靜寡欲,博覽該通,反對注疏之學,認為向秀注解《莊子》是“妨人作樂爾”;宅中有一茂柳樹,彈琴詠詩,自足于懷,“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嵇康《圣賢高士傳贊》敘述“石戶之農”“伯成子高”“榮啟期”“長沮、桀溺”等人事跡,均曰“不知何許人也”。陶淵明《集圣賢群輔錄》兩處提及嵇康《高士傳》,《雜詩》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詩中描繪的理想生活場景,與嵇康“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高度一致。
綜上,與其說五柳先生是以某個特定的歷史人物為原型,毋寧說是某類群體的縮影,該群體主要指不慕榮利的隱士、任真自得的高士、固窮守節的貧士,黔婁、揚雄、張仲蔚、嵇康、陶淵明皆是其中的優秀代表,因此,他們身上有許多和五柳先生、東方一士相同之處。
如《宋書·隱逸傳》所論,陶淵明寫《五柳先生傳》自況。由于生活境遇、興趣愛好、人生追求、精神品格高度相似,后世逐漸將二者等同,于是陶宅旁有了五棵柳樹,陶淵明也多了個五柳先生的雅號。但陶淵明畢竟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面對生命的遷逝、生活的困頓、親友的離世,并不能像五柳先生那般“晏如也”,常有牢騷愁苦之言。如《悲從弟仲德》“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雜詩》其二“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詠貧士》其一“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反復訴說自己的饑寒、孤獨,悲字多次出現。《感士不遇賦》更是連續使用了“慨然惆悵”“悲夫”“悼”“悲”“淚淋浪”“傷”“苦辛”“悲泣”等詞語。
杜甫指出陶淵明雖然避世隱居,但“未必能達道”,原因是詩文中頗流露人生枯槁的遺恨。真德秀《跋黃瀛甫擬陶詩》“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李夢陽《刻陶淵明集序》“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均敏銳地注意到陶淵明及其作品中慷慨悲涼的一面。相較于理想化、符號化的五柳先生,“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才是陶淵明生命歷程的真實寫照。《五柳先生傳》只凸顯了陶淵明“道勝無戚顏”的一面,現實的陶淵明常處于“貧富常交戰”的矛盾掙扎之中,也曾動搖懷疑,終究隱居不仕,體現了堅定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恰如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所云:“(陶公)端居自勵,亦深以懷疑改轍為警,曰:‘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曰:‘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曰:‘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
概之,將《五柳先生傳》當作陶淵明自傳的觀點,過分強調了陶淵明安貧樂道、詩酒曠達、隱居閑適的屬性,相對淡化了他感時憂世、寄慨遙深、孤獨寂寞的面向。如此,陶淵明多了份飄逸,少了份厚重,原本復雜的人物形象變得扁平化。另外,將五柳先生的原型鑿實為某個具體歷史人物的觀點,忽略了前者身上折射的群體精神品格、藝術虛構色彩,其所蘊含的豐富文化象征、廣闊闡釋空間也因此流于單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