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博爾赫斯在晚年寫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年秋天，時間長河里的一個秋天”，神道教的神道們召開集會，他們對人類發明的種種“可能永遠結束歷史”的危險之物憂心忡忡，于是商議“不如我們把人們消滅掉吧”。就在這危急關頭，一位神道卻不慌不忙地指出，雖然人們發明了那些殘酷的東西，但“也發明了一種可以將世間的空間填進十七個音的東西……于是一首俳句給人類帶來了拯救”（《作品帶來的拯救》，收錄于《地圖冊》，王永年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83-85頁）。

我們并不知道俳句是否曾在某個時刻拯救過人類，但至少博爾赫斯對它有所偏愛。理查德·弗蘭納根同樣如此。《深入北方的小路》的原名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是俳句大師松尾芭蕉的名作《奧之細道》篇名的英文直譯。全書共五章，皆由俳句引出——想來弗蘭納根也一定同意博爾赫斯的說法，至少這部小說的空間，總可以填進這雋永的十七個音。

然而這并不是某種文人的游戲。雋永總與殘酷相連——如若沒有殘酷之舉，人類斷不需要創造雋永以求救贖。而殘酷究竟由何而來？當弗蘭納根以日本俳句作為《深入北方的小路》的外衣，其內核卻是二戰時期日軍的暴行之一——為占領當時的英屬緬甸，日軍驅使總計超過六萬兩千名戰俘修建緬甸鐵路（又名泰緬鐵路）。由于惡劣的施工環境和種種虐待暴行，到鐵路通車（原計劃六年，實際用時十七個月），約四分之一戰俘喪命，于是這條鐵路亦被冠以“死亡鐵路”之名。著名電影《桂河大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1957）便是基于這一背景的創作。然而實際上，除了這一背景，整部電影純屬虛構。影片中英國戰俘帶著某種奇怪的榮譽感為日軍修筑鐵路橋，只為證明“完成這座橋的不是一群奴隸，而是一群戰士”，以此捍衛“大英帝國的尊嚴”。然而在現實中，戰俘們僅僅活著便是最大的、唯一的勝利。正如曾在修建這條鐵路過程中擔任翻譯的永瀨隆看過這部電影后表示：“我可以告訴你們，對建橋的戰俘來說，條件比那部電影里表現得惡劣得多。”（[美]阿諾德·C.布拉克曼，《另一個紐倫堡》，梅小侃、余燕明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256頁）

《桂河大橋》更像是局外人的借題發揮，其本質是戰后世界對曾經信仰堅實的舊世界的鄉愁。相比之下，對于講述這一事件，弗蘭納根似乎擁有天生的合法性。本書題詞為“獻給第三百三十五號戰俘”——這位戰俘正是弗蘭納根的父親。然而《深入北方的小路》的意義遠不止于控訴暴行。弗蘭納根敏銳地捕捉到“本書背后的故事始于1942年2月15日，一個帝國隨著新加坡陷落而終結，另一個帝國卻冉冉升起”（23頁）。而他筆下以澳大利亞醫生多里戈·埃文斯——與其說是他的父親，倒不如說是他自己——為代表的人物跌入的正是帝國夢想的裂隙。這條小路因盲目的戰火顯得殘酷，然而使它如此殘酷的終究不是戰爭——戰爭只是結果而非原因——而是無可依憑的存在本身。沒有任何雋永之物可以抵消這種殘酷，唯一的解脫只能是將它走完。

“他明白這種歡迎并非相互的，而是以他們的世界為基準的”

盡管在2014年斬獲布克獎時，組委會將這部作品定義為“一部關于愛與戰爭的巨著”，但《深入北方的小路》并不是《戰爭與和平》式的全景式小說。在開篇它更容易讓人聯想到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好兵》（The Good Soldier，1915）與《隊列之末》四部曲（Parade's End，1924-1928），或者是伊夫林·沃的《故園風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1945）。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錯雜的思緒首先預示著“生存之煩”，這種煩悶因意外的邂逅而激化，最終轉換為激情的暴風驟雨。出身低微的他憑借天資與勤奮成為一名外科醫生，于是一種完美劇本似乎正在鋪開——他將迎娶一位出身高貴的女孩，順理成章地躋身上流社會，那個原本沒有為他預留位置的世界：

他在想艾拉，在墨爾本參加外科培訓期間他認識了艾拉。艾拉的父親是頗有名望的律師，母親來自遠近聞名的牧業世家，祖父是聯邦憲法的起草者。她自己是位老師。即便她有時顯得有些沉悶，但她所屬的世界和外在的容貌對多里戈而言仍舊煥發著光彩。即便她的談吐都是陳詞濫調，像是生搬硬套，鸚鵡學舌，使人無法確定她內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但他仍然覺得艾拉善良而體貼。那個隨她而至的世界令人安心，沒有時間的牽絆，值得信賴，永世都不會改變，那個世界里有黑木裝潢的客廳和俱樂部，有水晶制成的醒酒器，里面盛著雪利酒和單一麥芽威士忌，有新釀美酒那令人惆悵、迷醉，略顯壓抑的氣息。（57-58頁）

這是舉世皆準的邏輯——更確切地說，是戰前世界年輕男子理想的生存法則。奮斗是為了一個位置，躋身其上便可生活無虞，無需再為金錢和尊嚴奔忙。最重要的是這個位置仿佛自帶防腐，從而免受外部時間的侵襲。盡管那些需要忍受的東西，可能會讓內在時間產生某種微妙的變化。

無論如何，年輕的多里戈·埃文斯還意識不到這一點。哪怕是戰爭也不曾讓他有所動搖——畢竟在真正踏上戰場之前，這頭怪獸始終只是傳說，更何況在澳洲大陸，這個傳說顯得更加遙遠。可是遠方戰事的轟鳴做不到的事，一個頭戴山茶花的女孩卻輕易做到了：“她的雙眼猶如煤氣火焰中的藍色火苗。咄咄逼人。……像是要將多里戈一飲而盡。”（59頁）這個名叫艾米的女孩仿佛生來便是艾拉的反面——艾拉沉悶而艾米活潑，艾拉虛偽而艾米真實，最重要的或許是，對于一個出身低微的年輕人而言，迎娶富家女幾乎是一項道德成就，而艾米是背德的目標——她是多里戈舅舅的妻子。

但說到底，“紅玫瑰”只是激情的催化劑。多里戈自己早已萌生了反叛的渴望。上流社會接納出色的他，但“他明白這種歡迎并非相互的，而是以他們的世界為基準的”（58頁）。艾拉是他既定之路上的一個路標，而艾米仿佛野馬——或者他的騎手，當兩人融為一體，沒有人知道他們將去往何方。在一個固化而近乎腐朽的世界，未知是最迷人的游戲。

然而他們的游戲很快便被撞破。好消息是多里戈已經上了戰場，至少暫時逃開了道德上的詰難，而壞消息是他將會面對更大的未知——遠遠超出游戲的范疇。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永遠不可能回到兒時的球場了。踢球的樂趣在于，只要拼盡全力就有可能贏得勝利——“對他而言，沒什么能比這更真實。生活再也不可能擁有這樣的意義”（10頁）。

“也許他的那些畫最后也會這樣用——證明這些魔鬼有多么輝煌”

小說前兩章的敘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意識流”——盡管其中不只有“意識”。匯入文本的不僅有戰前、戰時與戰后（于是我們知道主人公最終得以幸存，盡管他已經跌入平庸生活，并且淪為自己痛恨的美德的化身）的多里戈的思緒與經歷，還包括通過艾米甚至是日軍軍官中村少校等人視角展開的內容。多聲部敘述猶如萬花筒，“作為一個作者，他（弗蘭納根）要打開一個長幅，看看他的路通往什么地方”（余華語，轉引自何晶：《理查德·弗蘭納根：他以一己之力為塔斯馬尼亞提供了聲音》，《文學報》2022年2月26日）。而到了第三章，敘事變得常規而集中，仿佛弗蘭納根終于做好了準備，將筆下的人物集中起來，深入殘酷的叢林當中。

然而在這里，我們讀到的依舊是弗蘭納里獨具特色的敘事。他總是看似漫不經心地拋出與先前敘述格格不入的碎片，而這些碎片總會在接下來的某個時刻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我們會看到戰俘營的眾人將連接鐵路線與三英里半以外隔離營地的小道稱為“多莉”（161頁），而解釋在四十多頁后：戰俘們被送往那里往往是因為感染霍亂，走完這條路本身便充滿苦難，而絕大多數人最后都會死在那里，于是擔任軍醫的多里戈便依照《圣經》典故，把這條路命名為“苦路”（Via Dolorosa，即耶穌去世前背負十字架走完的那段路）。Via Dolorosa在戰俘口中變成了Dolly Rose，“再后來干脆就叫多莉”（206頁）。多莉這個名字有多悅耳，這條路就有多苦——多么殘酷的文字游戲。

在第三章中，更精妙也更關鍵的伏線當屬兩枚鴨蛋——我們幾乎可以說，這一章的故事全然發生于這兩枚鴨蛋之間。一開始，“黑皮”加德納（或許是戰俘當中最善良的一位，“……[黑皮]相信，放棄一個人，就是放棄他們自己”[167頁]）交了好運，在物資極度匱乏的狀態下得到了一個煮鴨蛋和一罐煉乳，“煉乳是他從日本卡車上偷來的。鴨蛋是用畫筆跟兔子亨德里克斯換來的，一位軍官在去緬甸戰場的途中經過營地時，黑皮從他的野戰包里偷來了那支畫筆”（160頁）。黑皮在夜里偷偷享用了他的鴨蛋，然而蛋殼卻在第二天清晨被“公雞”麥克尼斯看到了。公雞休息時的主要活動是背誦《我的奮斗》，一方面在日軍戰俘營，這本書很容易搞到，另一方面是他其實越發認同書里的觀點，“恨對公雞麥克尼斯而言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就像食物一樣”（172頁）。后來公雞與其他人故意曠工，又在日本軍官追查時拒不承認，結果擔任小隊長的黑皮被毆打至重傷，最終在起夜時溺斃于糞坑。“那個時候，公雞本來是可以站出來的，可他心里頭全都是加德納從他那里偷了那只已經發黑的鴨蛋……他四處摸了摸，又從帆布包里掏出了一只鴨蛋。他的下嘴唇耷拉了下來。發現鴨蛋還在的釋然很快被難以言表的恐懼感所吞噬。”（264頁）恐懼吞噬靈魂——恨意何其盲目，而善良總是被犧牲。

黑皮死在這一章的結尾，對于讀者而言是曙光將近（這一章哪怕只是讀來都令人窒息），可戰俘們的受難遠未結束。修建這條鐵路意味著活在“線”上，這條線徹底將他們的人生一分為二，于是即便是活到戰后，吉米·比奇洛仍堅持要求孩子們折衣服時折邊必須向外，“父親想要警告他們，這個艱難的世界充斥著種種恐怖，不警惕、不聰明、沒有做好準備的人就會倒大霉”（265頁）。然而孩子們知道的是，父親絕不會為此傷害他們。在一個已經不那么艱難的世界里，恨所帶來的傷害甚至不會比愛更多。

所以我們還需要記住什么呢？這也是多里戈的難題。身為軍醫同時也是軍官的他是戰俘營中的“大佬”，磨難更少但責任更多。他盡力幫助自己的同胞，與日軍軍官討價還價（“多里戈·埃文斯決定，如果必須挑選病人干活，應該基于他的醫學知識，而不是中村喪心病狂的命令”[192頁]），甚至用勺子做了一場截肢手術（“他聚精會神地盡量把手頭的工作做好，想象彩虹杰克人屆中年時和孩子們在一起，殘肢抵著墊子的場景”[245頁]）。然而作為自保，虛無顯然已經在他心中占了上風。當兔子亨德里克斯死于霍亂，多里戈一度想把他的素描本一并燒掉，因為他想不出保存這份記憶有何意義：

以后誰會知道這些畫是什么意思？多里戈·埃文斯厲聲說，誰來解釋它們？一個人也許把它們看作奴役的證明，另一個人把它們視為宣傳工具。在鞭笞之下建造金字塔是什么感覺，象形文字告訴我們了嗎？我們還會去談這個嗎？會嗎？不會，我們談的是埃及人的威嚴、宏偉。還有羅馬人。還有圣彼得堡，我們不會談它是建在成千上萬俘虜的白骨之上的。也許他們也會這么記住日本人。也許他的那些畫最后也會這樣用——證明這些魔鬼有多么輝煌。（216-217頁）

如果我們縱容有人用歷史宣揚輝煌，就應當允許有人用歷史驗證荒蕪。在殘酷之中，這算不得一種濫用。

“他永遠不能承認，是死亡賦予了他生命的意義”

然而兔子的素描本最終還是保留了下來，因為一場小小的奇跡——尸體爆燃的力量把它推出了火堆，掉在泥地上。但我們并不對此意外，因為小說第一章這個素描本便已經登場了，那是戰后，人們打算將這份記錄付梓出版，而多里戈正絞盡腦汁為它撰寫前言：“看著那篇用他慣用的綠墨水寫好的前言，他懷著一個充滿愧疚的簡單希望——他希望在那道橫亙于他的夢想和失敗之間的深淵中，也許有些文字還值得讀，能讓人感受到其間的真實。”（25頁）

真實或曰記憶，正是凡人必須背負的十字架。拒絕記憶的重負意味著罪的延續，“對過去歲月的浪漫渴望，實質上是一種取消事件‘無情的’邏輯性的欲望”（[英]以賽亞·伯林：《現實感》，潘榮榮、林茂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5頁）。弗蘭納根的多聲部、萬花筒式寫作同樣顧及了施害一方，在前三章他便寫了中村信仰的“大和魂”（“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是什么貨色？他們就只能吹噓物資有多豐富，機械設備和技術有多強大……無論何種逆境，無論多么缺乏工具和人力，中村都經受得住，鐵路都能建成，戰爭都能打贏，這一切都是因為大和魂”[102-103頁]）；寫了因為想不起俳句而無法殺人的幸田上校（“幸田上校相信萬事萬物皆有對稱性和秩序感，因此他的頭腦在對抗自身的弱點時，他變得困惑”，“他茫然不知所措”，“他已喪失了對事物序列的掌控，因此也喪失了對眼前的死亡的掌控，而以某種奇怪的、對他來說又完全合乎邏輯的方式，他還喪失了對自身生命的掌控”，“他不允許發生這樣的事”[229頁]）。在個體發現自由之前，群體率先發現了某種“偉大目標”，于是無情的邏輯統治了人的心靈——殘酷發生在鐵路線上，既是軍事策略與歷史進程的必然，但也充滿象征意味，“在起草《拱廊街計劃》的研究大綱時，班雅明寫下了其中的一條：‘鐵路的入口，進入夢與象征的世界。’當夢不再是詩意的象征而成為奴役的機器時，鐵路理當也有能從噩夢中逃脫的出口”（李思逸：《鐵路現代性》，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386頁）。

《深入北方的小路》最后兩章便是這場噩夢的出口——小說結構的工整性可見一斑。帝國夢碎，鐵路隨之荒棄，“就如所有線路一樣；它毫無意義”（267頁），而供奉在靖國神社的火車頭更像是愚人的執念，世人的笑柄；中村艱難地逃脫了戰犯罪責，位階更高的幸田不必如此大費周章，位階更低的朝鮮軍士則帶著未能拿到每月五十日元軍餉的遺憾被獻祭給正義與國際法庭。后來中村遇到了同樣逃脫了罪責的同僚，得知對方的暴行更為殘忍，隨后又在另一位同僚那里看到對方對戰時經歷的懷念，他終于感到恐怖了：“他熱愛詩歌勝過一切，而天皇就是一首一個詞。或許，他想，是最偉大的詩、這首詩涵蓋了宇宙，超越了所有的道德與苦難。和所有偉大的藝術一樣，它也超越了善與惡。可是，不知為什么，這首詩變成恐怖之物，成了怪獸和尸體。”（341頁）

所以雋永之物真的不能抵消殘酷，它甚至可能成為暴行的矯飾。只是詩歌本身無善無惡。多里戈也熱愛詩歌，作為一個戰爭英雄，他過上了無虞亦無趣的生活，得到了他戰前就該得到但又渴望逃避的“略顯壓抑”的位置：

他已經囊中空空，要么繼續走從軍的老路，要么重拾平民生活的各種可能性。他不清楚這會有什么樣的可能性，但它們突然吸引住了他，而軍隊不再像過去那樣到處跑，敗仗、勝仗，還有活著的人——活著的人!——不斷地把已形成的東西撕成碎片，將堅實之物消融成空。財富、名聲、成功、奉承——這些后來之物似乎只會加重他今后在平民生活中發現的那種無意義感。他永遠不能承認，是死亡賦予了他生命的意義。

逆境能激發出我們最好的一面，日常生活卻將我們扼殺。（295-296頁）

然而平民生活還是吞噬了他。于是戰后他唯一的高光時刻是將艾拉和孩子們救出火海——這仍是死亡所賦予的意義。彌留之際，他想到俳句詩人之水的辭世詩，一個畫在紙上的圓。終究，因恐怖而殘酷的小路、因平庸而殘酷的小路——人所走出的“線”，都將扭轉成圓，成為付給卡戎的銀幣，渡向永不或永恒回返的彼岸。

然而這個故事還未結束。小說最后一節再次閃回到戰爭之初，艾拉的信讓多里戈心生絕望，“他會活在地獄里，因為愛也是地獄”（388頁）。想來評價此書乃“愛與戰爭之巨著”或為同義反復——愛就是戰爭，正如帝國即庸碌，而雋永即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