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卡夫卡與菲利斯

“你是我的人類法庭”

1913年8月，卡夫卡當時的女朋友菲利斯在度假時結識了一位能通過筆跡看出人性格的占卜者，他對卡夫卡的判斷是：行事果決，極其感性，善良，節儉，對藝術有興趣。卡夫卡對此斷然否定：“全都不對，連他說我對文學感興趣也不對，甚至是最大的錯誤，我對文學沒興趣，我就是文學，除了文學我什么都不是。”然后他講了一個剛剛讀到的故事：一名牧師，嗓音美如天籟，聽者無不神往。某日，一位神父聽到后說：這不是人的聲音，而是魔鬼的。于是他當眾驅魔，魔鬼離開時，尸體癱倒在地，發出陣陣惡臭。是魔鬼而非靈魂，讓這具肉身活著。卡夫卡對不理解文學甚至希望他放棄文學的菲利斯說，我與文學的關系與此相似，只是我的文學沒那么美。

4年后一天，已和菲利斯訂婚、分手又第二次訂婚的卡夫卡，夜里突然咯血不止，確診肺結核后，卡夫卡再次寫信給她剖析自己：“你知道，兩個我一直斗爭很激烈，兩個中較好的一個屬于你……你是我的人類法庭。在我之中斗爭的那兩個，一個好，一個壞，或者更確切地說，我是他們斗爭后剩下的那一點飽受折磨的殘余。盡管節節敗退，我最后還是相信，最不可能的事情終究會到來（最可能的是：永恒的斗爭），而這些年來變得凄慘、卑劣的我，終于可以擁有你了。”（1917.9.30）

好的，是菲利斯愿意與之共度余生的卡夫卡，那個自幼聰敏、家境優越、低調謙虛、彬彬有禮、學識廣博、專業能力鮮有人及、能夠出色勝任各種繁瑣工作的卡夫卡博士。壞的，是那個被文學的魔鬼誘惑、占據并因此不滿足甚至蔑視眼前幸福的作家卡夫卡。在兩個“我”的敵對和沖突中，卡夫卡試圖找到某種平衡，這個愿望被他寫在同時期的一則筆記（編者注：卡夫卡保存下來的文稿中，有8本8開本筆記，譯文收《卡夫卡全集》第5卷，葉廷芳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

桑丘·潘沙給魔鬼提供了一大堆騎士和強盜小說，讓他分了心，開始轟轟烈烈地仗劍闖天涯，而不再糾纏自己。獲得自由的桑丘，出于“某種責任感”，仍然寸步不離地跟著魔鬼四處游蕩，還給他起了個名字，叫堂·吉訶德，并由此得到“莫大的、有益的消遣”。（1917.10.21）這似乎是4年前那個故事的進階，文學的、唱歌的嗓音，仍然屬于魔鬼，不過此時的牧師變成更老辣的桑丘，他不但成功地設計驅出魔鬼，還保全了肉身，成為“自由的人”。這大概是最理想的結局——魔鬼沒有離開，他“毫無顧忌地做出世上最瘋狂的事情，但由于沒有預先定下的對象（這個對象本應是桑丘·潘沙），所以這些事情對誰都沒有損害”；桑丘毫發無傷，以魔鬼的沉醉和冒險取樂，換來自己的安穩和寧靜，直到生命終了。

桑丘是卡夫卡原本的目標。他為此努力過。他強迫自己，去理解那種腳踏實地、毫無奢求的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不會超出你雙腳的覆蓋”。他勸說自己，“在你與世界的斗爭中幫助世界”，幫助那個由菲利斯代表、以結婚生子為目的、要求他在保險公司日復一日打卡上班領工資的世界。卡夫卡說，結婚是他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有希望成功的努力。拯救自己，意味著，結婚，成全好的卡夫卡，盡俗人的責任，過常人的生活，讓文學為塵世殉難，或至少，萎縮成生活的裝飾。

可惜，卡夫卡沒做到。“壞的我”沒有被感化成無害的堂·吉訶德，“好的我”卻已經在抵擋魔鬼的爭斗中潰敗流血。他對菲利斯說：“流血是為了得到你，血卻幫助了壞的我……壞的我有了肺結核作掩護，就像一個小孩子藏在媽媽寬大的裙褶里。”肉體的、現實的好卡夫卡病了，精神的、文學的壞卡夫卡于是能堂而皇之放棄塵世的“好”而無愧于心。命運派來死亡，這是現世幸福的最后一擊，只能逃，逃去哪里？逃入語言的世界，“壞的我”勝出，卡夫卡成了堂·吉訶德。

這一年圣誕節，卡夫卡第二次解除了與菲利斯的婚約。

文學屬于魔鬼，但同時是卡夫卡生命的意義所在，竟讓他在面臨死亡之時尋求其庇護，這是渣男悔婚的托辭，輕浮、賭氣的游戲，還是嚴肅思考后無解的悖論？

塞壬為何沉默？

記下桑丘真傳兩天后（1917.10.23），卡夫卡在同一本筆記改寫了奧德修斯的故事。

按照盲詩人荷馬的記載，塞壬坐在海上的綠茵間，周圍是腐尸、骨骸和風干的人皮。她們唱著優美而嘹亮的歌，任何經航的行人都會被迷惑，永遠不能返鄉。為抵御塞壬的誘惑，奧德修斯聽從了仙女基爾克的建議，讓同伴在耳朵里塞了蠟，命人把他自己綁在桅桿上，并告訴同伴，如果他請求解綁，就把他綁得更緊。這樣，奧德修斯既聽到了歌聲，也順利駛過。

在卡夫卡的敘事中，仙女基爾克消失了，她提供的方法成了“自古以來誰都會”的把戲，而“全世界都知道，這樣做根本無濟于事”，因為“塞壬的歌聲能夠穿透一切”，那一小塊可笑的蠟根本不在話下。更何況，即使有人逃過塞壬的歌聲，也逃不過她們的沉默，沉默是“一種比歌聲更可怕的武器”。奧德修斯也不再是荷馬史詩中群雄簇擁的大英雄，他孤零零地上路，在自己的耳朵里塞了蠟，讓人把他綁在桅桿上，毫不懷疑這“拙劣甚至是幼稚的伎倆”，懷著某種天真的喜悅，向塞壬駛去。

不可思議的是，奧德修斯成功了。

活下來，是命運女神的安排，這個結果誰也改不了，包括卡夫卡，否則人盡皆知的返鄉復仇還怎么講下去？可以變的，是原因和過程。卡夫卡揭穿真相說，奧德修斯之所以平安脫險，是因為塞壬根本沒有唱歌。而奧德修斯，瞥見她們“脖子的轉動、深深的呼吸、滿含淚花的眼睛、半啟著的嘴”，也許以為她們正在唱詠嘆調，以為歌聲正在身旁回蕩。他并沒有“聽到”她們的沉默。故事講到這，已具足卡夫卡的黑色幽默。自我感覺良好的奧德修斯，希望穿越腥風血雨、打妖降魔，卻只是沾沾自喜地上演了一場毫無驚險的荒唐。被瑣碎、庸碌、無聊消解的英雄氣概，讓奧德修斯成了海上的堂·吉訶德，同樣滿腔抱負，同樣自欺欺人。

可是，奧德修斯真的沒有“聽到”塞壬的沉默嗎？他那么老奸巨猾，怎會一無所知？卡夫卡說，也許他已經發現了真相，“只不過將上述虛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幌子在塞壬和諸神面前演示一遍而已”。關鍵在于，比歌聲更可怕的塞壬的沉默，為何在奧德修斯身上失效了？其實，不論歌聲還是寂靜，都只是沒有暴力的誘餌罷了，真正讓人縱身跳入大海的，不是誘惑本身，而是受誘惑的人自己的“激情”，它足以“崩碎一切鏈條和桅桿”。也就是說，奧德修斯安全逃命的真正原因是，面對塞壬的沉默，他不為所動。也許是他心里充滿“天真的喜悅”，再容不下任何波瀾，哪怕塞壬“伸展、轉動的身體，飄揚在風中的頭發”，讓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美。奧德修斯望著遠方，“恰恰在他離塞壬最近的時候，看不見了她們”。或許，單憑內心的堅定，奧德修斯就能平安通關。塞壬、諸神、荷馬和兩千多年來的讀者，都上了奧德修斯的當，我們只是看到他愿意讓我們看到的表現，但永遠都不能了知他的內心。

這個版本的奧德修斯，像極了打發走魔鬼的桑丘，他故意要人看到一個安分守己、膽小怕事的他，一個努力拒絕誘惑、被求生欲支配的他。可那塊什么都屏蔽不了的蠟說出他真正的欲望：他想要聽到歌聲，他希望受到誘惑。可惜，塞壬沒有唱歌，沉默對他也沒有力量——沉默的兇狠在于，它會讓人萌生出“那種以自己的力量戰勝了塞壬的感覺，那種由此而產生的忘乎一切的自豪自傲，人間的任何力量都無法對抗”。見多識廣的奧德修斯，早已超越了建功立業、流芳百世的虛榮，他不想戰勝誰，只愿在蠟和鐵鏈的虛掩下，安安靜靜、不被打擾地聽一聽世界上最美妙的聲音，哪怕因此喪命也在所不惜。也許，一輩子都在奔波流浪的奧德修斯累了，充斥著計謀、嫉妒、欺侮、名利的伊薩卡已是他鄉，能夠打動心靈的歌聲才是他最理想、最溫柔的家園，他想要投入歌聲的懷抱，又不能拒絕諸神的好意，不忍無所顧忌地打破世人對他的期待。粗糙、幼稚的自救手段，并非他愚蠢的證明，而是他裝傻的道具，或者說，是他內心堅定的符號——獻身歌聲的堅定。

卡夫卡不是桑丘，他無法一了百了地推開堂·吉訶德，若無其事地回到菲利斯身邊去做好的卡夫卡。他是奧德修斯，孤零零地在路上，用脆弱、荒謬、人人如此的方式假模假樣地附和著讓他疲憊的現實，內心早已被文學填滿。語言是他永遠的誘惑，是他真正的使命和追求。然而，事與愿違，塞壬沒有唱歌，聽聞寂靜的奧德修斯淡然遠去，只能繼續漂泊在返回伊薩卡的海上。如果這的確是卡夫卡為自己寫的寓言，我們不妨繼續追問，塞壬為何沉默？

卡夫卡提供了兩個解釋。也許是因為，奧德修斯這個對手太強大，她們自認為歌聲威力不夠，只能試圖用更可怕的沉默勾起他的欲望和激情。也許是因為，看到奧德修斯那一刻，本該去誘惑獵物的塞壬驚呆了，全都忘了唱歌，不想再誘惑，寧愿“盡可能多看看他那雙大眼睛里的余光”。卡夫卡說：“如果那時候塞壬有自己的意識，也許會毀了自己。她們仍然活下來，只是奧德修斯從她們手中逃脫了。”

按照荷馬的記述，塞壬“知悉豐饒大地上的一切事端”。那么，驚呆失語，就一定是因為她們在奧德修斯那里看到了她們不知道、唱不出甚至迷住了她們的東西。她們看到了什么？是“奧德修斯陶醉的臉色”，是他“望著遠方的目光”。他那不依賴外物而自足自在的放松、喜悅、堅定，不屬于“大地”，而是純粹的精神極樂。面對“連命運女神也無法進入的內心”，語言失效了。任何對內心的描述，都只是在描述它的某種外在的投射，而那不是內心本身，能夠被言說的內心，已經翻轉到外部。內心，只能體驗，無法描述。倘若語言意識到自己的無力，意識到那些自己無法言說、無法解釋的東西的存在，這種羞恥感，就會讓它毀掉自己。萬幸或不幸的是，語言不自知，它沒有“意識”，只能看著自己無法捕獲的東西脫身遠去。

審視那“不可解釋的”

這本筆記里的第3個故事，是關于普羅米修斯的傳說（1918.1.16）：普羅米修斯受到懲罰，諸神派鷹啄食他不斷長出的肝。疼痛把普羅米修斯擠壓入巖石，他最終與巖石合一。幾千年后，他的背叛被遺忘了。再后來，人們厭倦了這件沒完沒了的事。故事最后這樣結束：“剩下的只有那無法解釋的巖石——傳說試圖解釋這不可解釋的。可是由于傳說來自一個真實的基礎，所以它也必然在不可解釋之中結束。”

這個令人費解的收尾，把我們的注意力從普羅米修斯身上引開，審視那“不可解釋的”。首先，傳說不能講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連同他的罪和罰，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整個故事已經被遺忘、被厭倦。遺忘和厭倦可以講，但遺忘和厭倦的對象無法講——講述遺忘的對象，就意味著沒有遺忘，講述厭倦的對象，就意味著尚未厭倦。

那么，關于普羅米修斯的傳說只能講一塊巖石？巖石本身無需解釋，它存在著，就是真相。需要解釋的，是它提供的時空，它抓住了一段抓不住的過往，罪、折磨、遺忘、厭倦，全都消失在它里面，卻又全都留在它里面。消失的，如何存留？存留的，消失了嗎？巖石像一個符號，表征著普羅米修斯，卻不是普羅米修斯。

遺忘、厭倦、表征，均終結于某種空無，均以對象的缺席換來自己的意義。傳說又何嘗不是？傳說想要言說真相，可如果真相在場，又何必傳說？傳說的真正主角，不是普羅米修斯，而是這種“不可解釋”，普羅米修斯可以被隨意替代，真相的闕如卻始終不變。

又何止傳說？終有死亡的人，誰能逃過時間？時間規定了遺忘，遺忘規定了空無。言說一旦啟動，就只能圍著這空無打轉，語言嚙噬著有和無的界限，卻只能終止在空無開始的地方，而那里，藏著某個被遺忘的、等待著解釋卻永遠無解的真相。但這不能歸咎于語言或文學的無能，這是我們的原罪。“之所以有罪，不僅是由于我們吃了智慧樹的果子，也由于我們還沒吃生命樹的果子。”

精神和肉體之間不可通約的張力，永恒和時間之間無法縮短的距離，是人的本質，本質無善惡。但對這種“處于特定的過渡狀態的意識”，讓肉體和時間顯現為惡，讓精神和永恒顯現為善。善中無惡，沾染了惡的善，已不是純善。但惡包含了善，沒有善，一切惡都無所謂惡。“惡認識善，可是善不識惡。”卡夫卡的這個公式，可以套用給很多形而上的對立，比如“時間認識永恒，可永恒不識時間”，“肉體認識精神，但精神不識肉體”。因此，人類對善、永恒、精神的一切言說，都是謊言，比較可取的是，“在塵世中生活，但不追求善/永恒/精神”。

不追求，但知道或預感到，有某種善/永恒/精神，以之為塵世生活的支撐，才能“完美地”忍耐生活。這是卡夫卡的秘密，是他再三書寫的故事。在法的門前消磨了一生的等待者，不知道門后有怎樣的世界，卻仍然苦苦等待（《在法的門前》）。絞盡腦汁想進入城堡的K，不知道如何進入，卻無倦無悔地徘徊其外（《城堡》）。長城是為了防御北方民族，而“我”生長在“沒有北方民族能威脅我們”的中國的東南方，“即使他們騎著烈馬徑直追趕我們——國土太大了，沒等到追上，他們就將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我們仍然要“離鄉背井，辭別雙親，離開飲泣的妻子、待學的孩子，開到遙遠的城市去受訓”（《中國長城建造時》）。修造巴別塔是為了通天，但若知道“無需多少時間，就可以很快建成，人們定會嚇得連地基也不敢打。整個計劃的核心，只是建造一座通天塔這個念頭。除了這個念頭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城徽》）。卡夫卡不厭其煩，反反復復地講述著目標的不可抵達和不可抵達的重要性，這種不可抵達，讓無意義的過程有了運轉下去的動力。人生總會感受虛無，正因如此，大概人人都需要某種不可抵達，以賦予自己意義，不論在他人看來有多么荒誕，這至少是一種懂得忍耐的英雄主義。

卡夫卡曾不無羨慕地說過：“延續，獻身于生活，表面上看似乎無憂無慮地一天天過日子，這才是冒風險的勇敢行為。”可是，他自己，做得到嗎？在上帝死后的世界里找到他留下的虛空，在洞悉一切悖謬之后，竭力讓自己信仰虛空，并依靠這信仰忍耐不可忍的生活？他的3次退婚，是否說明了某種不可能？或者，他的3次訂婚，是否說明他還抱有希望？

當朋友雅諾施把三個短篇裝訂成一本皮面精裝書送給他時，卡夫卡生氣了：“這只是我個人的噩夢……誰也不允許用自己的絕望去惡化病人的狀況。因此，我的全部拙筆都該毀掉。”臨終時，卡夫卡向布羅德再次強調要銷毀全部遺稿。然而，從生活逃入寫作的卡夫卡，自認為走進死胡同、只是在書寫絕望的卡夫卡，不是也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信仰和信仰支撐下的忍耐？書寫絕望本身，是否也是一種安慰？

“烏鴉宣稱，一只烏鴉即可摧毀天空。這無可置疑，但對天空來說卻什么也沒有證明，因為天空恰恰意味著：非烏鴉的力量所及。”如果烏鴉自己意識到，言說無法改變天空，卻仍然在向天空言說，這只烏鴉難道不也是一個英雄？——在捷克語里，卡夫卡的意思是，烏鴉。

（作者系海南大學人文學院社科中心副教授，德語文學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