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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天明的最新長篇小說《沿途》，以現實主義的有力筆觸勾勒出謝平、向少文、李爽為代表的人物形象，回溯他們在大西北農場經歷了磨礪與傷痛的青春歲月，追蹤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相遇嶄新的時代，新舊交替中的觀念碰撞，自我反思中的踏浪而行。細節飽滿的小說敘事，呈現真實的歷史場域，層層展開時代變遷與人生選擇中人性的變化與命運走向。

小說以弱化時間軸線的結構方式，在人物的現實與回憶中穿插，深入人物的內心世界，他們的人生軌跡、心靈歷程承載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內涵與時代命題。通過三位嘉賓的對話，展開作家陸天明為同代人書寫，為理想主義者立傳，為歷史留下備忘錄的創作心路，讓讀者了解兩代藝術家對歷史與個體的思索，對文學藝術的孜孜以求。

為理想主義者刻石留跡

王雪瑛：作家的處女作往往傾心于書寫自我的成長經歷，比如楊沫創作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而您以自己的創作追蹤當代中國深刻的歷史轉型，涉獵過反腐題材、革命歷史題材，知青題材，在完成了9部長篇小說之后，為什么最新長篇小說《沿途》又回到了寫“自己”？您折返歷史現場，以自身參與和見證的經歷，回溯時代變遷的激流中，同代人的重新尋找自我定位，深入梳理同代人的精神歷程，這部作品對您的創作生涯而言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陸天明：我的處女作同樣是“寫自己”，就是那部獲了人民文學獎的《桑那高地的太陽》。我掏心掏肺地把自己的前半生寫進了這部小說里，把自己化在了那個叫“謝平”的人物里，此后，我一直不能擺脫他。四十年后，我決心“折返歷史現場”，這六個字用得何等精妙，當我寫《中國三部曲》，選擇男主角的名字時，我試了十多個，怎么選，腦子里都躲不開“謝平”。后來我覺悟了，這三部曲就是寫我自己這代人。謝平就是我，就是“我們”。這四十年里，無論在幻景或現實中他就沒離開我和我們，陪我們邁過酷似邁不過的溝溝坎坎，在夜的風中尋找黎明的愛，創造新生活的起點。小說的主人公就叫謝平，這一確定，文氣就通了，小說寫得下去了。幾十年的風云變幻都涌到了鍵盤和指尖上……對于我的創作而言，這是一部“封筆之作”，“賣家底兒”的活兒。為我認定的“一代理想主義者”刻石留跡、踏鐵留痕。我要把一生中只寫了一部的“三部曲”，獻給“理想主義者”。

王雪瑛：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說，“不要寫你想寫的小說，要寫你能寫的小說。”我想對于您來說，長篇新作《沿途》是想寫的小說，也是能寫的小說。您用了6年時間來創作《沿途》，請說說創作過程中，您覺得寫作難度在哪里？自己感到最滿意的是什么？為什么將小說定名為《沿途》？

陸天明：確定一個好書名總是十分犯難的事。有的一涌而出，比如《大雪無痕》《蒼天在上》那是脫口而出，睜眼就是。《幸存者》，是寫完了才一下涌出的。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們繼續求索吧，接下來自然而然地就是《沿途》了，也是別無他選，水到渠成的事。

寫作的難度，可想而知，以一已之力為一代人立傳。而且這是活著的當代人，我的同代人，深了不是，淺了不是。完全寫真了是行不通的，摻假了更不行。所以我創作這部小說花了六年時間。寫小說，哪有百分之百客觀準確的，我要求自己盡可能別感情用事，別偏頗，因為我是在寫同代人。但一不留神，情緒就上來了，就會沖動，就會大水漫灌。而要一個作家為自己一代人立傳時，始終保持不沖動，像物理學家在實驗室做實驗一樣地冷靜謹慎，真的是太難了。所以，我時不時要用一些“哲理的思索”插入文學的敘述中，也是為了讓自己保持一點冷靜，在感性的講述中，引入一點理性的分析，來中和平靜自己。

王雪瑛：小說以謝平、向少文、李爽等理想主義者的人生經歷為主線，以深入的思索和飽滿的情感描繪出他們曾經歷史轉折的風雨激蕩，直面改革開放的時代，書寫了他們的思索與選擇、追求與奮斗，為歷史留下一份珍貴的備忘錄。您將自己的人生經歷融匯于主要人物的塑造中，請說說對這3個人物的塑造，為同代人留下在歷史中探尋前行的身影，寫出人物隨著社會轉型，時代發展，人生境遇的變化而不斷自我調整、自我審視的過程，是不是寫作中相遇的難點和挑戰？

陸天明：這一代人最典型的生存特征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變。我們經歷了人生的巨變，可以說當年中國之巨變最集中最典型地體現在我們這代人的生命歷程中。要變是歷史必由之路，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這一代人成了新時代的建設者，后來又成了中國年輕人的父母、爺爺奶奶。他們怎么在這百年之巨大變局中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也成了共和國當代史上一筆不容抹煞的精神資源和可資訊的“參照物”。對于總把聚集點對準人性的文學來說是絕佳的一個“演藝場”。思來想去，還是我們自己動手來描上一筆吧。這就是“面對歷史和未來，我想用一片真心喚取真誠。”

做個神州蒼龍的守望者

王雪瑛：謝平有個筆名叫半度人。小說中人物之間有這樣推心置腹的對話：“我們都不完美……都是半度人。”什么是半度人？引人思索，這是一個敞開的概念，您在小說中提出“半度人”的概念，是在探究個體的人格，認識復雜的人性，寫出人物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同時讓我感受到一種將感性的生活片段，提升出哲學意蘊的能力，在小說創作中，您很注重對生活現象的哲學思考。

陸天明：《沿途》中的“半度人”，《幸存者》中我“發明”的“群體飄移”，這兩者是互為因果的。我們在變，我們不得不變。我們朝著各自選擇的精神指向堅定地變去，我們隨時代而動。有的弄潮在先，也有的只是隨大流在盲動。因為人的變化，中國變得生動和朝氣蓬勃。我們進入了新時代。但要清醒地看到，我們的“人的變”還在“途中”，可能還很難說我們已經完成作為一個真正的人的自我完善。我們還在探索與調整、自我革新與自我揚棄。我無法準確地定義人的這種自我進化的階段性，所以就稱之為“半度人”。

謝平他們目前還是“半度人”。他們還會在“半度人”這種處境中活上一陣子。好在，他們沒有，也不想停下自我完善的努力。也許人生的真正樂趣還就在與自己的“半度”相知、相交、相伴、相克、相斗之中，搞懂自己為什么要活著。怎么才能“較好”地活著。

王雪瑛：生活還是讓謝平、向少文真切地感到自己在變。小說追索著人物穿越時代變革的浪潮，在不同人生際遇中的選擇，如何順勢而變，又如何堅守不變；變與不變，也是您在小說中探究人性的重要途徑。在親歷當代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回望自己40多年的創作歷程，您如何看自己的創新求變與堅守不變？

陸天明：說到文學創作的中變與不變，創新和堅守，我實事求是地說，只想找到適合我陸天明走的文學之路，從自己心中涌出的文字才能構筑起真正的文學殿堂。我真正寫作開始于那個狂飚時代，我花了十年時間尋找文學的自我。那階段我寫了被認為是純文學作品的《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陽》和《木凸》等長篇。讓那些認為陸天明再寫不出新東西來的朋友著實吃了一驚。我也自認為找到了文學中的自己。起碼我終于學會了用心去發聲，寫我想寫的，《泥日》，我整整寫了三年。當時我想得最多的還是“我想寫什么”和“我能寫什么”。后來我發現自己還是原來的那個“陸天明”，青少年時期被強烈灌溉進去的“關心國家大事”，“民族大義”“以天下為重”等思想自動復活。當現實中的中國重新撲面而來，我按捺不住了，我能為當下的中國做些什么呢？我始終認為作家靠作品說話。作家的作品有沒有人來作評固然重要，但我堅信只有歷史和人民才是作家和作品的終評者，蓋棺論定者。從那時起我就給自己定了一條座右銘：“只為蒼生說人話。”這一階段十年間，我陸續寫了《蒼天在上》《大雪無痕》《高緯度戰栗》《省委書記》《命運》等長篇和一部表現農民下決心改變自己命運的電影《走出地平線》。并把其中的小說一一都轉換成了最通俗最能傳輸到千家萬戶去的電視劇。我在另一個層面和高度上回歸了我青年時代的初心：“和人民一起，把中國變得更好。”我戰斗了，我欣慰。做一個“麥田守望者”固然浪漫，但為什么不能同時做個神州蒼龍的守望者呢？

王雪瑛：您在創作談中自述：“我用六年寫了這三部曲之二的《沿途》。而這部“傳”還不算完，應該也必須還有之三。”在完成《幸存者》《沿途》之后，您正在醞釀三部曲之三吧，將以歷史的縱深，直面當下發展、開闊的時代，豐富、復雜的生活？

陸天明：社會在發展和變化，不變不會生成萬紫千紅大好世界，不變也不會有蕭殺寒冬以待來年的期望。我想無論怎么變，在種種艱難的揚棄中，我們還會去堅守那條“回歸”之路，認清初心何在。在第三部中我會用較大的篇幅去寫謝平他們的艱難自我回歸。

王雪瑛：您將敘述能量圍繞著人物的塑造而展開，小說起始的槍聲與尾聲中人物命運的揭示，讓敘事在深入探究人性的過程中，不缺乏懸念的牽引。《沿途》不僅呈現深入地自我審視，也注重與讀者的對話。短視頻的流行，讓我們的閱讀“提速”，保持小說對讀者的吸引力，文學人物與讀者對話的能力，這是當代作家面臨的課題，這是否也是您思索與實踐的課題？

陸天明：為了實現自己寫作的初衷，我要求自己寫得好看好讀。這是幾十來我一貫的文學主張：一定要既有自己獨到的行文敘事的風格，又要貼近大眾的閱讀審美需要；既要有深刻的內含，又要盡可能體現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魅力，還希望盡自己的能耐，為現實主義創作探索一些新的形式和方式。寫作要有激情、要真實、要真誠。真正的作家要以飛蛾撲火以求一逞之心去寫好每一部作品，使它們成為真文學。在我每部作品的文字中都剖得出血，我要讓親愛的讀者朋友在我的作品中能聽到中國在歌唱。

《沿途》是父親對同代人做終極探索

王雪瑛：《沿途》是一部內蘊豐厚的小說，呈現了在時代的演進中，個人命運的起伏，在不同人生際遇中，人物對自我的探尋與反思，小說寫到了“70后”一代“在場”和“不在場”的兩種歷史。小說中您最關注的人物是誰？是謝平嗎？相對他以前的作品，《沿途》有什么新的特點？

陸川：在《沿途》中看到謝平的名字，給我強烈的代入感。因為謝平也是他的小說《桑那高地的太陽》的男主。那是他早期的作品，也是他小說中我最喜歡的幾部之一。因此我明白了他在寫什么，他想做什么。父親是用這一系列小說對同代人做一次終極探索。毫無疑問，謝平就是他自己。從《桑那高地的太陽》那個特殊年代，獨自在荒原上面對獨狼的上海知青，到《沿途》中更為滄桑成熟的謝平，父親在用小說完成對自己一生的回溯與記錄。當然這不是自傳文學，但是有他靈魂和人生深厚的烙印。我非常期待父親這次對嚴肅文學的終極回歸。

王雪瑛：雙雪濤坦陳他的寫作“有一個向上回游的過程”，表現為對父輩的強烈“求知欲望”。在人生成長的不同階段，您對父親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嗎？您曾說：“他的書我都讀過，我非常認真地讀。”吸引您認真讀完的是什么？

陸川：父親的小說，必須讀完啊。其實我是通過閱讀他的作品來了解他的內心和靈魂，這或許是最大的動力。在新疆的那段童年生活中，我似乎不能清晰地記憶起父親的面龐，但是能感受到他的喜悅和力量。回到北京生活的日子里，他總是沉默地坐在書桌前，一坐一天，從早上坐到晚上，晚飯后繼續。他的背影如同一座險峻的高山。我不知道他在寫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翻看文學期刊《當代》的時候，赫然發現有“陸天明”的小說。我很難把文學期刊上的名字和不茍言笑的他聯系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感受到自己內心的震驚和竊喜，父親在我眼中是偉岸的。

他對自己極度苛刻，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影響了我，塑造了我。他對我的影響會持續終生。我無法做到像他這樣極致地面對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對文學獻祭般的狂熱已經完整注入我的靈魂，我的電影不說謊，是我對自己，也是對他的承諾。

王雪瑛：如果您可以選擇，最想改編拍攝的是他的哪一部長篇小說？

陸川：我希望可以改編《桑那高地的太陽》《泥日》這幾部作品。尤其是《泥日》。我非常想推薦朋友們去看一看《泥日》，在他眾多作品中我最看重這一部。每次再讀，我都會又一次重新認識了陸天明，我這個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