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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是人民作家老舍的代表作，也是迄今為止以抗日戰爭為主題的最杰出的長篇小說。小說將敘事焦點放在北平的小羊圈胡同里，通過描寫祁家和胡同里其他住戶在八年抗戰期間的經歷，勾勒出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北平人民的生活百態。小說一共描寫了200多個人物，有賣國求榮的漢奸，有堅持抗戰的俠士，有勇敢出走的青年，更多的是在淪陷區苦苦掙扎的平民百姓，抗戰期間大的歷史事件都通過平民的視角串聯起來，也表現了日軍在淪陷區的罪惡行徑。

同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戰爭文學比較，《四世同堂》顯得非常特殊。它實際上是一部“邊打邊寫”的作品，《四世同堂》創作于抗戰期間，而完成于抗戰后，老舍本人也深入參與了抗日戰爭的宣傳工作。因此，這本書不僅主題是抗日戰爭，同時還是在濃郁的抗戰氛圍下寫作完成的，這影響到這本經典作品的方方面面。

《四世同堂》創作跨越了抗日戰爭前后的兩個階段：前兩部《惶惑》與《偷生》寫于1944年元月至1945年冬，即抗戰末期；第三部《饑荒》寫于1946年到1948年下半年，是抗戰勝利后（其中第三部的最后十三段由英文節譯本回譯為中文）。空間上，前兩部寫于重慶，第三部寫于美國。時間與空間的變化對于創作有著重要的影響。抗戰的勝利使得老舍能夠超越戰爭的成敗，重新審視戰爭，強調和平的價值。而身處美國，老舍能夠避免置身于國共內戰的斗爭中。這些都使得前兩部與第三部在很多問題上的態度略有差異。

最為明顯的是對于戰爭態度的變化。第一部、第二部創作期間抗戰尚未勝利，老舍的態度總體上仍然是同仇敵愾，基于愛國主義和戰爭動員的立場，對日本軍行徑進行揭露和批判。而在第三部中，老舍基于國際主義視野，流露出許多對于戰爭的反思，如他描寫瑞宣見到鄰居日本老太太為戰場上死去的親人死亡哀悼時，內心想到：“他知道他不應當替他的敵人傷心，他的敵人已殺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包括著他的父親與弟弟。可是，他也知道，為死亡而難過，也不算什么過錯；敵人也是人。”這種國際主義下的反戰思想，在第一二部中亦有所體現，但在第三部中達到高潮，尤其是趙武平回譯本發現的《饑荒》結尾第三十六章，更是全書戰爭反思的總結，錢默吟“悔過書”的結尾寫道：“我領略到戰爭的滋味，我反對戰爭。戰爭是你們發動的，所以我詛咒你們，直到你們放棄戰爭，關心和平，真心的擁護和平。”

戰前與戰后的時間變化，以及身處美國，也影響到了老舍《四世同堂》的出版發表。《四世同堂》第一部連載于國民黨的《掃蕩報》，抗戰期間老舍曾說：“我是一個抗戰派，只要是抗戰的，發表在哪兒都一樣”，抗戰后卻不能如此。第三部解放前就已寫完，卻遲到1950年才在上海《小說月刊》上連載。而在美國節譯本中，第十節天佑太太“蔣委員長作大元帥吧”一句被刪去，關于美國原子彈的部分批評文字也被刪去。

老舍的《四世同堂》有三分之二寫于抗戰時期，也就是小說背景發生的同一時期，這種“邊打邊寫”的特殊背景也對小說的整體內容有著很大的影響。“邊打邊寫”的特點是能夠獲取大量的一手信息和一手體驗，因而對于時代有著更為敏銳和真切的把握。缺點在于大量的一手信息面前，可能會缺乏裁剪，而過于強烈的一手體驗又會使得文章情感趨向過強。總而言之，與時代的切近一方面方便了寫作，另一方面又可能由于過于切近而迷失其中。

《四世同堂》中很多情節源自當時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如小說中提到日軍在三光政策指導下，經常制造各種屠村事件，僅在西苑西北就屠了兩三個村子。已有學者考證過，屠村事件，有著真實的史實依據。又如，小說中提到的牛教授遇刺附逆事件，幾乎就是當時沸沸揚揚的周作人遇刺附逆事件的翻版。這些源自真實事件的情節固然豐富了小說的內容，營造了可貴的現場感，但另一方面，諸如牛教授遇刺的情節，指涉現實太過明顯，與全文情節關聯度并不大，也多少損傷了全書的敘事節奏。可以想象，周作人附逆事件對于曾經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老舍觸動極大，以至于不禁要在小說中對此加以書寫，傳達他強烈的個人情感態度。這是特殊的寫作方式的特征，但藝術上未必成功。

此外，抗戰時代的整體氛圍明顯貫穿小說中，尤其是前兩部創作期間，抗戰還未結束，結局仍不確定，因而對于勝利的渴望從筆端自然流露，也就使得老舍盡管回歸了熟悉的題材和創作（北平的日常生活），但仍然有意識地肩負著抗戰宣傳的作用。如小說中幾位漢奸的結局，幾乎都在抗戰結束前就死于非命。對此可以有許多種解釋，如當時確有許多漢奸像冠曉荷那樣被日軍踐踏，或者說老舍受基督教的影響，使得他無法接受一個惡人毫無報應的世界秩序。但抗戰中老舍作為一個愛國作家的情感傾向也不可忽視，對于漢奸的憎惡、對勝利的渴望、戰爭結果的不確定使得他傾向于這種因緣果報的情節，這樣惡有惡報也有助于鼓舞抗戰軍民的信心。孫潔在《世紀彷徨：老舍論》中總結，老舍情緒易受波動，易走極端，“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在抗戰這樣的大事件面前，老舍出于強烈的情感需求創作《四世同堂》，有時不免過頭，不免極端，這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我們羅列一下歷史上偉大的戰爭文學作品，可以發現，許多舉世公認的杰作往往并不寫作于戰爭發生期間，大多都是在戰爭結束后的創作，有些甚至相隔很久，甚至作者本人未曾親歷戰爭。如《戰爭與和平》寫于1863-1869年，衛國戰爭開始于1812年，全書橫跨1805-1820年，但托爾斯泰生于1828年，并未親歷戰爭。《日瓦戈醫生》完成于1956年，故事則是從1902年寫起，“結局”寫到1929年。這一現象看似奇怪，卻也可以理解，“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置身其外能獲得較遠的視點，或許更能看到戰爭的幽深處，畢竟“詩人的作用不單是講述已發事件，更重要的是告訴我們一些預發事件”。文學歸根到底是一種敘事，因而真切的一手經驗固然可貴，卻并非必需，有時甚至會成為創作的掣肘。

但同時，正是由于抗戰背景的引入，使得《四世同堂》不同于老舍任何一部著作，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厚重感，他對抗戰這一宏大歷史背景下普通民眾的刻畫堪稱經典，同時字里行間流露著強烈的情感。在這一點上，抗戰無疑成就了《四世同堂》。魯迅對老舍曾有批評，將老舍與當時文壇盛行“小品”文歸于一丘。老舍此前大部分作品限于北平日常的書寫，對于時代的介入有時確實不夠直接。抗戰的宏大背景中和了老舍一貫的“小市民氣”。

郜元寶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面對八年（或十四年）抗戰，中國作家的虧欠主要并非當時沒有‘文章入伍’，沒有橫槊賦詩，立時三刻寫出‘苦難歲月的不朽之作’，而是幾十年過去了，仍然沒有寫出對得起那場戰爭的文學作品。”

談及抗戰文學，老舍的《四世同堂》當然是繞不過去的，從各個角度來看，《四世同堂》都應該是抗戰文學的一座高峰。然而正如前文中分析的那樣，由于“邊打邊寫”的性質和老舍本人的寫作風格，《四世同堂》是一部前后不夠一貫的作品，也多少欠缺一些深刻——當然是同最偉大的戰爭文學比較而言。但《四世同堂》仍無愧為抗戰文學的最高峰。

老舍已經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只是文學史的進程再三阻隔了偉大的抗戰文學的誕生。新中國初期本是很好地總結抗戰歷史的時機，然而種種原因使得這時期的抗戰文學很難真正抵達歷史的復雜與幽深。而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又太快地消解了宏大敘事的意義，莫言的《紅高粱》里抗日被抽象為激情歲月的能指，而陳忠實的《白鹿原》中，抗日只是白鹿原上滄桑歷史的一個片段，歷史循環寓言中的一環，白鹿原上的生活一仍其舊，就像那個百年孤獨的小鎮。進入新世紀，人們的閱讀興趣更下沉、更廣泛、更碎片、更娛樂，再談起抗戰，談資似乎更多地來自于顛覆三觀的抗日神劇。抗日戰爭在宏大敘事上的意義，對于民族精神的重塑，那些真正激動人心的內容，卻再也引不起當代作家和讀者的興趣。文學史仍然在等待一部對得起那個時代的偉大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