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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一派宋朝初年的繁榮昌盛景象。時年32歲的梅堯臣當上建德縣縣令。縣令的官階不高，在長官的隨從面前都要俯首低眉。有人忍受不了折腰的苦楚便掛冠而去，比如陶淵明。不過，梅堯臣堅持了下來，不但在小縣城里展現了治理智慧，也寫下了宏大詩篇，給后人留下諸多懷想。

小場景里的大風雅

梅堯臣此番赴任的建德縣在今天的池州，離他的家鄉宣城不遠，因此也算衣錦還鄉。“游宦久去國，扁舟今始還”，看來心情相當愉悅。

他敏于體物，善于敘事。描寫清晨行舟的詩歌有“帆開風色正，舟急浪花分。霧氣橫江白，雞聲隔岸聞”。記錄傍晚所見的有“風清舟在監，日落水浮金。瓜步逢潮信，臺城過雁音”。這些詩歌都能“壯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把具體場景寫得活靈活現。船到蕪湖口，與弟弟道別，他用“溪山遠更清，溪水深轉碧”來形容分別時的不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又把離別之情寫得具體可感。

到任之后，梅堯臣仍勤于創作，常把尋常物象攬入詩篇。種梔子花的時候可以作詩，看見青梅滿枝可以作詩，聽到山鳥鳴叫或者親友寄來了佳釀，仍然可以作詩。建德多山，“千峰對縣門”，襲人的山色更被他化作無窮詩意，“當時吟不厭，盡日坐巖石”。歐陽修給予他很高的評價，稱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誰與敵哉！”

記錄瑣碎的日常生活是梅堯臣詩歌創作的特色，也是他為宋代詩人開拓的題材疆域。那些以詩歌的方式記錄下來的小場景，經常被他賦予大的意蘊和意義。

《建德新墻詩》是典型代表。建德縣衙的圍墻由竹籬編織而成，籬笆經不起風吹雨打，沒過多久就破敗不堪。“雞鶩恣穿逸，牛羊來踐窺。”雞鴨牛羊隨意出入和踐踏，實在有損官府威嚴，梅堯臣打算拆除籬笆，筑土為墻。身邊的小吏聽了之后非常不開心。領頭的告訴他，這里土質疏松，經不起雨水和山洪的沖刷。梅堯臣不相信“首吏先進白，土疏不可為，潦雨忽暴集，澗流如突馳”，便去琢磨原因。很快，他就弄明白了，原來，破敗的籬墻是小吏們斂財的工具，他們年年以修補籬墻為借口搜刮百姓。梅堯臣對此很生氣，他力排眾議，動工修建土墻。不到一個月，新墻建成，堵住了雞鴨牛羊，也堵住了貪瀆的借口。他維護了官衙的威嚴：“豈唯御獾豹，亦以防狐貍。且有內外隔，絕聞閭巷卑。”這首詩展現了梅堯臣的敘事才能，也展現了他的率直性格和治縣才能。他未曾像歐陽修在夷陵縣那樣調研陳年公案、像王安石在郢縣那樣興修水利，但他做的這件實在事可謂是上下兩便。

更難得的是，梅堯臣沒有像歐陽修和王安石那樣耗費官帑，在縣衙內為自己專門修建書齋。他所熱衷的是，如何把別人不太在意的小場景寫進詩歌。這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風雅品質和現實意義。

孤獨的人寫冷靜的詩

梅堯臣的率直性格和敘事才能值得稱贊，也給他帶來困擾，讓他很難在建德這個小縣城里交到朋友。

他在這個時期創作的詩歌里經常彌漫著孤獨的氣息。“公堂何寂寞，橫案對玄經”，他默默承受，有時閉門不出，有時獨自出游，“春山時獨往”“獨坐空山里”。來建德不到一年，他就已經沒有了青春做伴、白日放歌的心緒，聲稱“寥落將寒食，羈離念故京，都無惜春意，樽酒為誰傾”。長期無人相伴，節令物候也失去本來的意義。要知道，蘇軾貶謫黃州好幾年后，還在病中說“年年欲惜春”呢，而梅堯臣這個時候竟然已經“死灰吹不起”了。

景祐三年，范仲淹、尹洙、歐陽修相繼被貶的消息傳來，梅堯臣既為朋友感到擔心，又盼望見到因貶謫夷陵而經過此地的歐陽修。他備好酒食，“日日占風勢，時時到水堧”，在水邊苦等了多日。不料，歐陽修直奔夷陵而去。朋友不來，長夜無眠，大雁一閃而過的身影和叫聲都能攪亂詩人的心情。《聞雁寄歐陽夷陵》就是對這個情景的忠實記錄：“閑坐獨無寐，雁來更未闌。聲長河漢迥，影落戶庭寒。”這首詩除了“寒”字略微帶有詩人的主觀感受之外，其余詩句全是對所見所聞的客觀描述，如今我們仍能清晰地感受到詩人心中的那份悲涼。

也許是長期身處無人可語的孤獨境地，梅堯臣越來越偏愛冷靜描寫或客觀記述。《田家》和《陶者》即如此。《田家》寫“南山嘗種豆，碎莢落風雨。空收一束萁，無物充煎釜”。這平白敘述不動聲色地寫出了民生悲苦。這種寫法此前少見。5年前，梅堯臣曾經寫過一組《田家四時》，那組詩描寫了桃花源般的浪漫景象，但最后陡然轉入沉痛的現實：“自從備丁壯，及此常苦煎，卒歲豈堪念，鶉衣著更穿。”那樣的轉換太過突然，雖然有曲終奏雅的意味，但是勸百諷一，效果有限。如今，梅堯臣拋掉了浪漫想象和直抒胸臆，徑直從小處落筆，純粹做客觀冷靜的描摹，反而制造出強烈的沖擊力和批判性。

景祐五年（1038年），梅堯臣任滿離職。也許是感受到太多的悲涼，也許是受夠了孤獨，他對建德縣沒有什么留戀，也沒有寫下相關的離別詩篇。他的沉默就像他的詩。

那些年的進步與退步

當然，詩人也有可能是無暇懷念。他心里或許裝著另一件人生大事。離開建德后，要趕緊準備考試，朝廷又要開科取士了。

寶元二年（1039年）三月，朝廷宣布暫停科舉考試。梅堯臣失去了應試機會，不無遺憾。好在朝廷很快降下旨意，命他去襄城任縣令。這個縣地處要沖，更關鍵的是離乾德很近。此時歐陽修已經是乾德縣令。

兩個好朋友很快就見了面。五月，歐陽修來到襄城。時隔多年之后再次聚首，他倆都很興奮。歐陽修有詩稱“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梅堯臣則說“道舊終忘倦，評文欲廢眠”。交談中，歐陽修展示了自己近幾年的學術成果。梅堯臣大受觸動，事后作詩形容其“問傳輕何學，言詩詆鄭箋。飄流信窮厄，探討愈精專”。

分別之后，梅堯臣開始思考詩歌和工作之外的問題。次年，他的《孫子兵法注》問世，很快就呈報給了朝廷。這本書是梅堯臣的學術成果，也是他非常現實的選擇。當時，宋與遼、夏不時爆發沖突，朝廷需要這樣的著述，他也需要開拓一條科舉之外的上升路徑。另外，如其在《依韻和李君讀余注孫子》中所言，儒家經典箋注浩繁，不容易研究，很難在短時間內見成效，而《孫子兵法》的注解既少又不太精確，值得做研究，也容易闡明其奧義。

他有些急功近利。那個時代，像歐陽修那樣研修儒家經典才是正途。梅堯臣不能用力于此，又擔心被別人輕視，就辯稱“我世本儒術，所談圣人篇”。歐陽修理解好友的苦心，在《孫子后序》中代為辯解，稱其“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希望后人不要像司馬遷誤解張良那樣誤解梅堯臣。言下之意，張良不是偉丈夫，而梅堯臣也不是兵家。

話雖如此，梅堯臣的局限性仍毋庸諱言。歐陽修做縣令時能夠做長遠規劃，既研究經學，又撰寫五代史志。這為其日后執掌文柄做了很好的鋪墊。王安石在郢縣時，既能刻苦讀書，又能為民造福，為將來的執政以及推行改革積累了豐富經驗。相較之下，梅堯臣只是錘煉了詩藝，為《孫子兵法》做了注解。

他在治學方面缺乏堅韌意志，又很容易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寶元二年十一月，他的妻兄（也可以說是靠山）、鄧州太守謝絳驟然離世，傷心的梅堯臣打算捐出部分俸祿給謝絳后人。歐陽修冷靜而客觀地告訴他，那點俸祿對謝家這個大家族來說可有可無，對于梅堯臣這個窮家小戶而言卻非常重要。

梅堯臣聽從了勸告，卻無法平復悲傷的心情。科舉失利，謝絳早逝，給了他雙重打擊。此后一段時間，他的作品明顯減少，風格也有了變化。一方面，詩歌意象偏于寒儉蕭瑟，如“燈清古屋深，爐凍殘煙碧”；另一方面，詩中的批判和反思增多，如“念彼無衣褐，愧此貂裘溫”。

那一年襄城有水災，朝廷又大肆征召民兵，給百姓帶來很大困擾。梅堯臣寫下《汝墳貧女》，以貧女的口吻講述了一位老人的悲慘遭遇：老態龍鐘的父親應征去做弓箭手，最后“僵死壤河上”“橫尸無以葬”。這首詩與其寫的《田家》和《陶者》一樣，純作客觀描述，沒有添枝加葉。遺憾的是，類似作品并不多見，梅堯臣這個時期的作品風格更接近在建德之前，沒有了在建德時的冷靜客觀，沖擊力和批判性大大減少。

寶元三年（1040年）九月，梅堯臣罷任還家。快到龍門時給兒子秀叔寫了首詩。詩中有“望山孤寺出，渡水夕陽遲”，意象蕭瑟。九年前，與謝絳兄弟同游龍門，他寫的是“落日川上好，徘徊弄孤舟，鳴桹進山口，清唱發渡頭”，詩句間跳躍著無窮活力和激情，與當下的心境落差甚大。

梅堯臣任縣令之前的明道元年（1032年），歐陽修讀他的詩稿，稱其“長于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梅堯臣做了兩任縣令之后，“凄兮其似秋”的作品大量出現，可喜的意象與風格漸少。慶歷四年（1044年），歐陽修注意到梅堯臣詩歌的變化，稱其“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

古硬的詩作不易讀。歐陽修也承認，讀這些詩就像吃橄欖，需要不斷咀嚼，才能嘗到真味。歐陽修是梅堯臣的好朋友，也是高明的讀者，他通過反復閱讀，自然能讀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其他人呢，誰會像他那樣讀梅堯臣的詩呢？

當然，瑕不掩瑜。盡管治學有不足，詩歌創作也會退步，但梅堯臣在小縣城里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文學成就，建立了自己的詩歌特色，是當之無愧的宋詩開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