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的話

本報近期組織探討“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等當下文學創作中的熱點話題，并以此為入口，開辟了“從地域出發——”筆談專欄，期待將這一探討引入更為開闊、深入的領域。

有關“新南方寫作”的話題，也有讀者提出商議。《嶺南的歷史流動與文學新變》一文認為，“新南方“的地理應該聚焦于嶺南一帶，而新南方之”新“是因為”嶺南一直在流動中，以及大灣區在新時代的建設與發展“。劉平的文章以葛亮的長篇小說《燕食記》為例，提出：“‘新南方寫作’不能泛化，不是所有的新南方作家的作品都稱之為‘新南方寫作’。概念一旦泛化，會降低闡釋的有效性。”本著推進文學評論的多樣化、倡導合理文藝爭鳴的原則，本期刊發以上兩篇文章，也期待更多讀者參與到討論中來。

嶺南的歷史流動和文學新變

□王金芝

隨著討論的深入，經過諸多學者、作家的闡釋和補充，“新南方寫作”在內涵和外延上均獲得了更詳盡的闡述，在版圖上獲得了更進一步的擴展，在文學圖景上增加了更多的邊界、尺度和想象。新南方的版圖從粵港澳拓展到廣西、海南、福建、中國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地，還有學者意圖將西南核心地帶成渝納入新南方版圖。新南方應該不僅因為它們是華南、嶺南、西南、海南、南海、南洋等“南”方，這種地域性的、與江河山海相關的“南”方一直都在，那么緣何至“新南方寫作”被提出以后，這些地方才被納入“南”方的版圖，猛然間“新”了起來？或許應該追問，新南方的“傳統”人文地理指向哪里？又“新”在何處？

自秦征南越后，設置南海、桂林和象郡（包括廣東、廣西、貴州的一部分和今越南的一部分），嶺南這片廣袤大地便納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圖。從南嶺到南海的嶺南是新南方的傳統人文地理。費孝通的民族走廊理論（嶺南走廊）、施堅雅的“宏觀區域理論”（嶺南大區）和華南學派對嶺南經濟與文化的互動研究，都證明了自秦征南越以來，歷經多次人群、商品、語言、文化等的遷移和交流，在南嶺和南海之間的廣袤大地，形成了一個民族的走廊、一個經濟的區域、一個人文地理的區域。也就是說，嶺南作為新南方的傳統人文地理空間有著民族、經濟、文化等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認同基礎。

一個民族的走廊（嶺南走廊）、一個經濟的區域（嶺南大區）、一個人文地理的區域（嶺南文化）形成了嶺南這個地方的基本特征。同時，嶺南又是流動的，并不是版圖的變動，而是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革和發展，嶺南在中國的位置、在世界的位置發生了位移。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新的學術和新的文學。

在古代中國，由于嶺南在山海之間，水陸相間，陸地較少；而珠江流域植被豐茂，含沙量少，珠江三角洲發育遲緩，農業經濟基礎薄弱。宋代以后，珠三角才開始淤積形成大塊的陸地。明初在該地區屯田，開始了珠三角新沙田區的大規模開墾。歷經明清數百年的發展，才形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基本格局。再加上南嶺群山的阻隔，相較于中原地區、江南地區，嶺南的經濟發展較晚。尤其在明清之際，江南經濟已經成為全國經濟的重要支柱，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才開始形成。

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經濟區”概念是一個有效觀察中國經濟史的途徑。冀朝鼎認為，從秦漢至晚清，中國歷史上先后出現了四個基本經濟區：分別是秦漢時期的涇水、渭水、汾水和黃河下游基本經濟區，三國、晉和南北朝時期的四川和長江下游基本經濟區，隋唐時期的長江流域基本經濟區（該基本經濟區在五代、宋、遼、金時期得到了顯著增強，在元明清時期達到頂峰），因鄰近帝都而發展起來的海河流域基本經濟區。可以看出來，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逐漸向南轉移和發展，長江流域的經濟地位越來越顯著。但是嶺南地區的地理最適宜發展商業，不宜于發展農業，是中國歷史上經濟開發最晚的地區之一。因此黃尊生指出，無論如何，在古代中國，嶺南在學術、文化上相對落后、貧乏。這自然是經濟首先落后的原因。在鴉片戰爭之前，雖然廣州曾經“一口通商”，一直是內地通過南海連接世界的起點，但是嶺南一直處于帝國的邊緣，這種基本格局，一直未得到根本改善。談到新南方，總不免談到南方的偏居一隅，心遠地偏。“地偏”是由于古代中國的中原-四夷的疆域設置，而“心遠”則是由于嶺南遠離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產生的邊緣感。楊慶祥強調的“異質感”，張燕玲所說的“野氣橫生”，朱山坡所說的“北望中原”，陳再見在家鄉潮汕切身體會到的“省尾國角”，均是這種南嶺以南政治、文化邊緣位置的體現。

恰如黃尊生斷定的，嶺南在中國舞臺，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這完全是近百年來的事（《嶺南民性與嶺南文化》）。百年來（1840年至1948年），從金田起義，到康梁維新，到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在嶺南發生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起義和革命，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革命的激蕩下，嶺南形成了革命的文化與革命的文學。這種革命文化的潮流，是與廣東處于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成為對外交通和接受外來思潮、文化、觀念的前哨，處處得風氣之先分不開的。因此，近代在嶺南尤其在廣東，形成了開放性和革命性的文化和文學傳統。黃遵憲的古典詩歌寫出了現代世界的新景象、新事物、新意境和新思想，梁啟超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曲改良”，探索新文體、新文化和新路徑，丘東平、歐陽山、杜國庠、洪靈菲、馮鏗、馮乃超、戴平萬、楊邨人、草明、蒲風等廣東左聯作家的革命文學和紅色精神，這些都成為奔涌在嶺南大地并滋養嶺南大地的文化和文學大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這兩個區域經濟的發展舉世矚目。長江流域在隋唐時期已經是古代中國的基本經濟區，是經濟發展的熟地，而珠江流域自晚清才躍然而起，是經濟發展的生地。但是廣東處于南海之濱，從古至今一直是環南海區域的重要節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起著溝通和連接外部世界的重要作用，在航海技術、對外貿易、人群交往、文化交流等方面有著一千多年的歷史和經驗，又是開放的一塊熟地。直到此時，嶺南尤其是廣東對外溝通和交流的海洋性優勢才最大程度地彰顯出來。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引進西方經濟、文化和科技的重要窗口。嶺南在中國的位置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有了新變，從近代的崛起，一躍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沿地和引領地。嶺南文藝也隨之耳目一新，“春天的故事”開始唱響，珠江新故事層出不窮。除了探索革命和建設的文藝經典之作（如《三家巷》《蝦球傳》《香飄四季》《紅色娘子軍》《金沙洲》等），還涌現出反映珠三角工業社會的“打工文學”，反映嶺南都市現代生活的南方新都市寫作，反映改革開放和生活新貌的報告文學，反映嶺南網絡社會的網絡文學，反映嶺南市民新風貌的新市民敘事（如《雅馬哈魚檔》《大風起兮》等），凸顯嶺南文化特色的嶺南畫派、粵派批評，風行亞洲的粵語流行歌曲，吸引全國觀眾目光的南方影視（如《外來妹》《情滿珠江》《英雄無悔》《和平年代》等）。這些都是文藝對嶺南經濟的新發展、嶺南社會的新變化、嶺南生活的新表征、嶺南人群的新變動的回響和反映。

從秦征南越至當代，隨著社會變革、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嶺南在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發生了重大位移。盡管嶺南的地理版圖沒有大的變化，但是嶺南在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越來越凸顯、越來越重要。因應嶺南經濟社會位置的流動，嶺南文藝也生新變。在歷史的流動中，不僅嶺南在中國、在世界的位置發生了變動，嶺南城市之間的位置也發生了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香港、澳門和珠三角之間的關系變動。“改革開放初始，珠江三角洲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三來一補’式的小型加工廠與香港的公司密切相連構成的‘前店后廠’。”（費孝通：《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思考——三訪珠江三角洲（上）》）香港、澳門作為“前店”，成為珠三角和世界發生貿易的前臺和中介。在港澳資金、技術和現代經營方式的輻射下，珠三角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然而，這種方式很快不能適應珠三角的發展速度，從“借船出海”（即“三來一補”）到“造船出海”，再到廣州、深圳的經濟總量超越港澳，成為國際都市。在這個進程中，以廣州、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從“后廠”變成“前店”，而粵港澳城市群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令世界矚目。在當今世界進入國際秩序變革、大國科技競爭、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關鍵時期，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已經發生了重大戰略位移：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位移到了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即躋身世界灣區的行列，將成為世界的中心。

經濟灣區、科技灣區的蓬勃必將呼喚文化灣區、文學灣區的新變。新南方之新，在于粵港澳大灣區的強勁發展和遠景規劃對于嶺南產生的新一輪的位移和流動。大灣區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文學何為？敏銳的批評家已經感受到了嶺南在當下快速流動的風聲，同時對文藝有了新的期待。

“新南方寫作”所指向的文學，將是一種處在歷史流動性中的，對灣區經濟的新跨越、嶺南的新位移、現代經濟社會生活的新變化作出回應和反響的新寫作，正在呼喚一種具有地域性、生產性、未來性和超越性的新文學。嶺南的歷史、城市、文化、文學傳統和經驗將重新被挖掘重塑。《奮斗與輝煌》為廣東建設小康社會與脫貧攻堅立傳，《廣東文學通史》總結廣東從先唐至新時代的文學源流、精神、風尚和經驗，《廣州傳》《深圳傳》《中山傳》等以平民視角為大灣區城市立傳，全景式反映社會、家庭和人的變遷的宏大敘事引領潮流（如《煙霞里》），越來越多的嶺南文化、嶺南歷史成為敘事主角（如《金墟》《拖神》《平安批》《燕食記》《趙佗歸漢》《粵菜記》等）。以粵港澳大灣區快速推進的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紀實作品佳作頻出（《中國橋：港珠澳大橋圓夢之路》《逐夢世界：廣交會傳奇》《為什么是深圳》《嶺南萬戶皆春色》等），一批引人注目的科幻小說顯示了文學對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建設的回應和對科技灣區的未來與前景的想象（如《如果末日無期》《你的目光》《懸浮術》《美人城手記》等）。

新南方寫作理論的先行，是對生產性灣區文學的熱切召喚。新南方既是一種關切嶺南當下生活、未來前景的方法論，也是即將置身世界中心的經濟灣區對人文灣區的呼喚，更是文學對灣區經濟建設、嶺南社會新變的能動作為。新南方之所以新，是因為嶺南一直在流動中，以及大灣區在新時代的建設與發展，因為龐大的地域、人群需要人文的榮光。

（作者系廣東作協青年評論家）

文學地理及其邊界

□劉 平

葛亮于2022年8月出版了長篇小說《燕食記》。在創作過程中，葛亮不僅用想象的方式來描摹粵港地區的歷史，還采取實證、訪談等方式，還原這一地區歷史，想象的部分連接著時代，實證與訪談的方式則是直接面對歷史。《燕食記》一出版，便引起了諸多關注。評論家楊慶祥將《燕食記》定義為“新南方寫作”，將葛亮歸屬為“新南方作家”（楊慶祥：《作為“新南方寫作”的〈燕食記〉》）。林培源亦認同將《燕食記》歸為“新南方寫作”（林培源：《深圳有潛力將“新南方寫作”帶向未來》）。作為近些年的文學新現象，“新南方寫作”和“新東北文藝”“新女性寫作”等文藝新現象一樣，激活了新世紀文學，引發了評論家和作家的互動，拓展了新世紀文學研究的視野，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但“新南方寫作”的界定還處于動態之中，有必要從具體作品探討其特殊性，考察其文學史意義。

何謂“新南方寫作”？楊慶祥在《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中，將新南方寫作的地理范圍界定為“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并認為新南方寫作的理想特質之一是地理性，其中涵蓋廣東、香港地區。從這一特性來看，《燕食記》符合定義，因其主要描寫的是發生在廣東、香港的故事。《燕食記》中有大量嶺南文化的符碼，尤其是廣府的飲食文化、廣東人啖蛇傳統等等，但即便如此，亦不能就此斷定《燕食記》屬于“新南方寫作”。一個人被認為是四川人，是因為這人的戶籍地在四川。但這人不一定是新四川人，還需對比此人和貫行標識的四川人有何區別，有哪些新的地域特征。同理，一部文學作品所描述的故事發生在南方，并不意味著它就是“新南方寫作”。

“地理性”只是“新南方寫作”的要素之一。楊慶祥認為，“新南方寫作”還具有“海洋性”“臨界性”“經典性”。所謂“海洋性”指一種擺脫“陸地”限制的敘事，海洋不只是構成敘述的對象、背景，也構成一種敘事美學風格和想象的敘事空間；“臨界性”指地理的臨界、文化上的臨界、美學風格的臨界；“經典性”指“通過持續有效的書寫來建構經典性，目前的創作還不足以證明這一經典性已完全建構起來，而新南方寫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對這一經典性的召喚和塑形”。《燕食記》中的故事幾乎發生在陸地，而非海洋，小說中也沒有對海洋景觀的書寫，可能與海洋有關的便是廚師做菜用到的海鮮。但在小說中，并沒有強調海鮮的海洋屬性，而是凸顯它是一種食物。需注意的是，諸多作品都具有“臨界性”，這并不是“新南方寫作”專享的。《燕食記》是否具有“經典性”呢？這需要時間的檢驗。

此外，學界目前認為“新南方寫作”參照系之一是“南方寫作”，而“南方寫作”中的“南方”主要指江南地區。林培源認為較于“南方文學”，“新南方寫作”在地域空間上呈現出異處，“它以‘閩粵桂瓊’為標的，繼而開疆拓土，涵蓋華南、嶺南、西南、海南、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南方以南’的東南亞地區”。從地域來看，這一劃分有重合之處，如華南包含嶺南，嶺南包含海南和粵港澳大灣區，因此這一地域劃分不夠簡潔明晰。與很多批評家不同的是，林培源的這一劃分將西南地區納入“新南方寫作”，無疑擴大了“新南方寫作”的版圖。眾所周知，西南地區包括云南、四川、貴州。這三省，地形復雜，山路崎嶇，喀斯特地貌明顯，氣候多濕冷，在地理特征上與華南、江南的區別明顯。因此，西南是否屬于“新南方寫作”，還有待仔細辨析。

“新南方寫作”另一參照坐標是北方。南北文學之別自詩騷始。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早有論述。雖然此文的論述對象是中國古代文學，但文章歸納的南北文學的不同，亦延續到了當下。劉師培認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在當代作家中，賈平凹、莫言、陳忠實、劉震云等人的代表作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厚重的歷史感，蘊含濃郁的北方氣息。而大多數南方作家，他們的作品不長于講道理，而長于抒情言志，如港澳臺的武俠小說、言情小說。葛亮的寫作更是被王德威稱為“以淡筆寫深情”，葛亮小說《北鳶》寫的是“抒情民國”。

《燕食記》的封面上有一句詩：“江南嶺南風日好，世道味道總關情。”這句詩涉及兩個區域——江南和嶺南。它們雖同屬南方，但仍有差異。在季節上，江南是四季分明的，嶺南冬季極短，夏季極長；在氣候上，江南有梅雨季，嶺南有回南天；在美食上，江南人嗜甜，嶺南人愛淡。葛亮出生在南京，研究生階段來到香港并定居。《燕食記》出版前，葛亮的另一部長篇《朱雀》是寫南京的。他還有很多短篇小說寫發生在南京的故事，如《琴瑟》《洪才》《泥人尹》《于叔叔傳》等，這些小說主要以人為主，包括各行各業的手藝人，我在閱讀過程中，并不能很明顯地感受到這些故事只能發生在南京，似乎發生在北京、上海、廣州也成立。

閱讀葛亮的作品，我時常想起王安憶。葛亮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王安憶城市小說的書寫研究》，因此，葛亮是熟讀王安憶作品的。他在創作時，難免受前輩作家的影響。王安憶雖不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早已被劃為上海作家。她的諸多作品具有江南美學特質，這和同樣來自江南、原籍南京的葛亮同屬一個文化磁場。那么，《燕食記》是否具有江南美學特質呢？在我看來，江南美學是按照地域劃分的，不可避免具有江南一帶的地域特質。江南美學表現的是人與水、人與手工業、傳統文藝與現代技術的沖突，和土生土長的新南方作家不同，葛亮身上既有江南文化的滋養，亦有嶺南文化的浸潤。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童年的經歷和經驗是難以忘卻的。江南，確切地說是南京，對葛亮的人生及創作的影響不可小覷。

楊慶祥在評論朱山坡的小說時，認為《風暴預警期》《懦夫傳》《蛋鎮電影院》是“新南方寫作”，并歸納朱山坡的“新”主要體現在兩點：“第一，人物的無根性。第二，與歷史的間離姿態”。（楊慶祥：《“新南方寫作”和“間離化”的歷史——以朱山坡近作為中心》）所謂“人物的無根性”指朱山坡筆下的人物不生長于家庭之中，即使小說中涉及家庭、血緣關系，亦是虛構的。所謂“與歷史的間離姿態”指在朱山坡的筆下，屬于南方的歷史正在逐漸消失，人與歷史不構成有效的關系，朱山坡敏銳地警覺到了這一點。由此觀之，《燕食記》中的人物是無根的嗎？非也。《燕食記》中的核心人物，如榮貽生、戴鳳行、陳赫明、陳五舉皆有來處，他們或出身顯貴，或長于市井，或隨父母輾轉流徙，活在家庭關系或社會網絡之中。而廣府太史第亦非子虛烏有。葛亮有一些描寫香港的中短篇小說，如《謎鴉》《浣熊》《拆彈記》等，雖然里面的人物具有無根性，但在他的長篇小說，包括《朱雀》《北鳶》，里面的核心人物都有來處，甚至在歷史上還能找到人物原型。那《燕食記》這部小說呈現出“與歷史的間離姿態”了嗎？亦非也。在我看來，《燕食記》書寫的是“在民間的歷史”，不僅有嶺南民間的歷史，亦是中國民間的歷史。葛亮曾在《北鳶》中寫道：“中國人的道理，都在這吃里頭了。”正好《燕食記》寫吃，寫的是中國人為人處世的道理，中國人的待人接物，這種吃的道理，并不局限于一時一地，在中國很多地方都行得通。不僅如此，《燕食記》扉頁引用了鄭玄注《周禮·天官·膳夫》句：“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午餐和晚餐并不是只有南方才有，北方人每天也要吃這兩頓飯。

與此同時，盡管《燕食記》的語言有粵港地區的方言，展現“新南方的文化雜糅性”，但這一文化雜糅性主要是指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如上海飲食文化與廣東飲食文化、東南亞飲食風俗之間的沖突。這種文化的雜糅性不只在“新南方寫作”中有。在王安憶、虹影、嚴歌苓，甚至更多的海外華文作家筆下，都體現出文化的雜糅性。但他們的很多作品并不屬于“新南方寫作”，因此，用文化的雜糅性論證“新南方寫作”在文化上的臨界，以此證明“新南方寫作”具有“臨界性”，并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有論者指出：“實際上，我們并不應該以一種先驗的地理經驗來為‘新南方寫作’劃定邊界。在討論‘新南方寫作’時，我們不僅僅要從文學地理層面對其重新整合劃分，同時還要兼顧作家的代際差別、類型選擇、主題意蘊、審美風格，當然最為重要的還是創作主體內在的精神地理。”（王振鋒、王淼：《論“新南方寫作”的邏輯起點及其闡釋邊界》）誠然，確認作家的地理坐標有助于研究，促進讀者快速辨識作家寫作特色。但是，更重要的是確認作家的精神坐標，辨別作品的文學譜系，探究作品的審美思想。此外，考察一部作品，文學地理學只是一種方法，文學類型學、主題學亦是方法。

縱觀葛亮目前的創作，亦不乏作品可歸入“新南方寫作”。曾攀認為葛亮的中篇小說《飛發》講述的是發生在香港理發業的故事。港派本土理發店和海派外來理發店有著不同的理發風格，同行競爭的故事發生在此。作為嶺南特色，“飛發”這一傳統發藝為外地讀者所知。《浣熊》講述的故事發生在香港，題材與臺風有關。臺風來自海洋，這部小說可算作“新南方寫作”，蘊含地理性中的海洋性之美學特質。

的確，“新南方寫作”不是一個完成時的理論，而是一套進行時的批評話語。誠如楊慶祥所言，“新南方寫作”“是以一種‘有限性’的方式打開話題的空間，并留下許多縫隙，以便于思考可以不斷縱深，話語可以蔓延生長，經驗也能得以敞開”。（楊慶祥：《再談“新南方寫作”：地方性、語言和歷史》）同時，“新南方寫作”不能泛化，不是所有的新南方作家的作品都稱之為“新南方寫作”。概念一旦泛化，會降低闡釋的有效性。真誠地希望“新南方寫作”不是評論家為了方便辨識不同地域文學而呼喊出的口號，而是從南方自身的地域特色、地理特征、獨特的審美風格中生發出來的，是一種具有南方文學的地方路徑之寫作。

（作者系中山大學文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