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曹可凡：1963年7月27日生于上海，江蘇無錫人，1991年畢業于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獲碩士學位。1987年開始業余參與主持電視節目，1995年任東方電視臺專職主持人，1997年獲全國播音主持“金話筒獎”。現任上海廣播電視臺節目主持人、同濟大學客座教授。

曹可凡頻頻出鏡。

其中一部分是在電視上，最近他主持了上海國際電影電視節的三臺直播晚會，做了9檔《可凡傾聽》的訪談，還抽空去新疆做了檔節目。

另一部分則在視頻網站上，他當年吃大腸的短視頻點擊量驚人，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包括多年前做直播時的口誤，也被反復播放。

做電視節目，他花了不少心血。比如在電影節晚會上，原本有個環節，是邀請日本老導演山田洋次上臺說幾句，但老先生婉拒上臺。替換方法是，曹可凡坐在臺下采訪老先生，但這樣的話，臺下觀眾只能看到他倆的背影。曹可凡跟導演組商量，他跟老先生在臺下面對觀眾交流，但一定要考慮機位設置，更要避免音響喧叫。

那些短視頻，則是別人花了精力。現在有不少人在翻老節目，把其中吸引眼球的環節挑出來，以此獲得流量。“曹可凡吃大腸”就是如此，還有在1997年慈善晚會上，他把東方電視臺捐贈50萬元說成了50元，以及他跟歌手毛阿敏演小品，后者頻頻笑場等，都被廣泛傳播。有朋友建議曹可凡去維權，他選擇一笑置之。

36年前，上海電視臺舉辦大學生主持人大賽，24歲的上海二醫大學生曹可凡得此走上熒幕。1993年，東方電視臺開播，30歲的曹可凡兼職加盟。兩年后，他辭去二醫大的教職，正式成為專業主持人。

這些年來，曹可凡同步經歷了上海電視發展的過程，讓他至今難忘的是，上世紀90年代的黃金時代。那時候，東方電視臺的人很少，但大家干勁極高。有一次他和袁鳴跟幾位編導在辦公室里午餐，吃生煎饅頭和牛肉粉絲湯，有人說起今年是抗戰勝利50周年，有沒有可能辦一次紀念歌會，最好在長城上，具有很強的寓意。眾人七嘴八舌一番后，一起去找臺領導，領導覺得有可行性，拍板決定籌辦，一位編導當天下午就飛往北京。沒多久，一臺氣勢宏大的長城歌會在東視直播，觀眾一片叫好聲。

從某種意義上說，曹可凡是上海電視的一個符號，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這座城市電視事業的純真年代和黃金年代，他的主持生涯也隨著電視的發展，經歷了多次重要轉型。在今天這個時間節點上，他又會如何轉型也引人注目。

作為一個有故事的人，曹可凡的故事從何說起呢？或許，《可凡傾聽》是個不錯的切入口，不僅因為這是為他度身定制的節目，而且今年是這檔節目的20周歲生日。

一場馬拉松的訪談

高淵：今年是你主持的《可凡傾聽》20周年，在國內電視談話類節目中，這么長壽也算現象級了吧？

曹可凡：確實是鳳毛麟角。這個節目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播出密度大，它是周播節目，一年要播52期，而且節目團隊人手很少，也就3到5個人。

20年前之所以想做這檔節目，直接原因是當時一批文化老人相繼逝去，像吳祖光、施蟄存、英若誠等都結伴走了。那年還伴隨著非典疫情和美伊戰爭，我的心情很沉重，就想盡量記錄點東西，可以留給后人。

于是我寫了份策劃書，交給我的上司滕俊杰。他很支持我的想法，但不認可我取的欄目名《與大師對話》。他覺得“大師”很難定義，有些人眾望所歸，也有些人可能會引發爭議，而且“大師”肯定越做越少，如果做了幾年做完了，這個節目是不是就要關門了？

高淵：怎么想到的《可凡傾聽》？

曹可凡：節目名字我糾結了好久，后來是我的好朋友、華東師大的王群教授靈光一閃，想出了“可凡傾聽”。

在當時中國電視圈中，用主持人的名字來命名欄目的還不多見，但這能體現主持人的標識地位，有利于推廣。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對話”，“傾聽”更能體現“以嘉賓為主”的制作理念，這檔節目不是讓觀眾聽曹可凡喋喋不休的，我的職責是引出嘉賓更多的精彩故事和人生感悟。我們后來發現，這算是搭準了談話類節目的主脈。

高淵：名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內容，節目第一炮打響了嗎？

曹可凡：差點打了“啞炮”。當時臺領導拍板決定開設《可凡傾聽》時，距離開播不到一個月。我心里很緊張，就只能從最熟悉的文化老人開始做。漫畫家丁聰成了我的首選，他社會知名度高，為人和善，而且他視我為“忘年交”。

我撥通他的電話，叫了聲“小丁爺叔”，老人雖然剛做了胰腺切除手術，但經不住我一番好言相勸，就同意采訪了。我馬上趕到北京，走進他家“山海居”，發現他明顯消瘦，好在精神還好，見了我就說：“我過去除了蔬菜不吃，從來不挑食，只要是肉都吃。現在生了胰腺炎，肉不大能吃了，人倒是瘦了，不過我這只表的發條松掉了。”

見他言談幽默，我喜出望外，攝制組馬上布置好燈光、攝像機。開始采訪才發現，老人語速很慢，而且不管問他什么，他都要從頭說起。夫人沈峻被他稱為“家長”，是個急性子，就打斷他說：“丁聰簡單點，不要啰啰嗦嗦！”老人不得不停下來，滿臉無辜地對我說：“本來講得蠻好的，現在只有再從頭講起，半當中講，我講不來的。”

高淵：那天的采訪大概持續了多長時間？

曹可凡：那時候我缺乏采訪經驗，事先準備的問題很多很雜，弄得“小丁爺叔”氣喘吁吁。等到采訪結束，才發現竟然持續了5個小時。好在老人并不生氣，還笑嘻嘻地跟我說：“既然弄得晚了，索性就留下來吃飯吧。”

我心存愧疚，連忙謝絕。老人湊到我耳邊低聲說：“家長有規定，如果留客人吃飯，允許我喝一口老酒，吃幾塊瘦肉，你就算幫幫我忙。”聽罷此言，我頓時眼眶濕潤。

因為后期剪輯需要花很多時間，就沒放在第一期播出。但那次采訪是彌足珍貴的，后來我再去探望他，他已經叫不出我的名字了。

曹可凡采訪丁聰

約到人是真本事

高淵：我是從8年前開始做“高訪”的，有些受訪者很和善，就像“小丁爺叔”，但也有些很有個性。你這20年里，想必也遇到了不少比較難弄的受訪者吧？

曹可凡：文化老人大都很有個性，像丁聰、程十發、黃永玉等以前就跟我熟識，都愿意幫忙。但有些老人跟我不熟，就難免要花些功夫了。

我初次拜訪大畫家葉淺予的時候，幾乎要被老先生攆出家門。葉公自稱“倔翁”，脾氣倔是出了名的。而且他對媒體人的態度不大友好，據說因為當年跟一家媒體有點過節。那次我去拜訪，身邊有一位葉公的忘年交陪同，可當他聽說我是來采訪的主持人時，頓時沒了好臉色，大喝一聲：“對不起，我不歡迎！”嚇得我通體透涼、滿臉通紅，不知該如何是好。

幸虧我有相熟的前輩畫家幫忙，當葉公得知我是程十發、賀友直、戴敦邦的好友，再加上我還帶著他的同窗摯友石伽先生的親筆信，他的表情立刻慈祥了許多。

高淵：老先生們的幫忙屬于“他助”，但要約到重量級的嘉賓，更多時候還是要靠“自助”？

曹可凡：確實，只靠“他助”沒有“自助”的話，肯定是不行的。

多年前我去北京，想采訪文物專家王世襄，托了好幾個朋友，但還是被他拒絕了。倒不是對我有意見，他就是不喜歡接受采訪。過了幾天我去黃苗子、郁風夫婦家，正好說到這事，黃苗子當場打電話給王世襄，說：“曹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是丁聰的朋友，采訪會很快的。”

王世襄讓我接電話，他問我：“你想要采訪什么？”我心頭一急，馬上說：“世人都說玩物喪志，可是您玩了一輩子，卻實現了玩物立志，這是怎么做到的？”電話那頭傳來一句話：“今天下午兩點到我家來！”

高淵：還有比王世襄更難約的人嗎？

曹可凡：還真有好幾位。比如2006年蘇州博物館新館開館，我聽說設計大師貝聿銘要親臨現場，跟館方溝通后，就帶著攝制組趕了過去。沒想到貝先生堅持不接受采訪，我雖然無奈但又不想放棄，就天天跟著貝先生，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保持四五米距離，絕不打擾。

跟了三四天，貝先生身邊有一位高個子年輕人走到我面前，很禮貌地問我，天天這么跟著到底有什么想法？我說我是上海來的電視主持人，想為貝先生做個專訪。那個年輕人面無表情地想了想說，明天下午貝先生在博物館有個參觀活動，你們就在他必經之路的休息室里等著。

第二天，果然就在說好的時間，年輕人引著貝先生走進休息室，他隨后就出去把門關上了。貝先生一看房間里的燈光、攝像機，先是一愣，他畢竟見過大世面，既然這樣也就坐下跟我聊了起來。到采訪結束，貝先生微笑著握手道別，等我們收拾好設備出門，看到走廊拐角貝先生正用英語很嚴肅地批評那個年輕人，大意是你怎么可以不經我同意，就為我安排采訪。

高淵：那個采訪我有印象，你跟貝聿銘全程是用上海話對話的。

曹可凡：因為一上來氣氛有點尷尬，我就提議說上海話，貝先生連聲說好，他小時候在上海生活了好幾年，上海話比普通話說得好。

那次訪談雖然時間有限，但那年貝聿銘正好90歲，很有意義。更有意思的是，作家金宇澄后來跟我說，他就是看了這個訪談，產生了用滬語寫一部小說的念頭，《繁花》就此開始醞釀。

曹可凡采訪貝聿銘

曹可凡采訪黃永玉

苛刻的受訪者

高淵：做了20年《可凡傾聽》，有沒有感覺比較失敗的訪談？

曹可凡：當然有。我一開始是以做文化老人為主，后來拓展到文藝領域的標志性人物，再后來因為這兩類人越做越少，又拓展到各界專家、文體明星，甚至外國政要等。這么做，當然有收視率的考慮，也是為了滿足播出量，不能出現節目斷檔。

但也因為嘉賓類型多樣化了，我遇到的狀況比以前多得多。而且電視節目是批量化生產，不具備慢工出細活的條件，天時、地利、人和，任何一個因素不到位都會讓節目留下遺憾。

高淵：我在做訪談的時候，最心里沒底的是功課沒做好，你有過類似情況嗎？

曹可凡：我非常注重采訪前的功課，通常的流程是確定嘉賓后，我們組里的編導或實習生會從網上搜索盡可能多的資料，還包括影像資料。我拿到手后，把這些資料通讀一遍，如果嘉賓有傳記就更好，我用紅筆劃出重點，最終列出十幾到20幾個問題，這個過程一般要花好幾天。

但這是規范流程，如果遇到突發情況，就容易出問題。比如前些年，一天深夜我早已睡熟，突然接到臺領導電話，通知我第二天中午去采訪小提琴大師帕爾曼。我在床上愣了好一會，然后打電話通知組里的編導，第二天一早拿到了十來頁紙的資料，只能說聊勝于無。我匆匆看了幾眼，再結合自己在古典音樂方面的積累，就倉促上陣了。后期剪輯的時候，自己越看越不滿意。

高淵：采訪大牌明星還有一個問題是，對方在采訪時間上會很苛刻吧？

曹可凡：一點都沒錯。《可凡傾聽》的實足時長是至少20分鐘，我們的一般“片比”是2:1，就是說至少要有40分鐘的采訪素材，這樣剪出來的節目才比較豐滿。這對那些文化老人、行業專家來說不是問題，但遇到當紅大明星就成了奢望。

有一年，魔術師大衛·科波菲爾來華，短短一天要應付30多家媒體，經紀人規定每家15分鐘，像割韭菜一樣。還有貝克漢姆的妻子維多利亞、法國女演員凱瑟琳·德納芙等，也像說好了一樣，都是15分鐘，韓國明星李英愛給的時間甚至更少。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你準備得再充分，也沒法發揮，只能把最重要的問題問了，就算完成任務，至于質量就只能這樣了。

高淵：如果約定的采訪時間太短的話，還會擔心自己或對方遲到，這樣一來可能就沒幾分鐘采訪了？

曹可凡：大約十年前，我通過各種關系約到了基辛格博士，他給了20分鐘時間，地點在北京。我原計劃提前一天去，忽然接到通知說，那天上午十點，意大利女演員索菲亞·羅蘭可以在上海接受專訪。

這兩個機會都非常難得，我決定兩個都不放棄，于是就開啟了速度與激情的一天。上午先趕到賓館，一路上在擔心索菲亞·羅蘭會不會遲到。萬幸的是，她居然非常準時。采訪一結束，就直奔虹橋機場，那個航班非常爭氣，居然準時起飛。這時候，北京方面接我的車已經等在了首都機場。

但飛機還在天上，我發現已經不可能按時趕到。等飛機落地，傳來消息說，90歲高齡的基辛格那天早上才從倫敦趕到北京，一落地就去參加活動，他提出下午的采訪推遲一個小時。我這狂跳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

我們趕到賓館，提前在他下樓的電梯口架好了攝像機。基辛格從電梯里出來，手里拄著一根文明棍，他一看到攝像機，立刻揚手就把文明棍扔了，他的助手迅速走過來說，剛才那個鏡頭不要用。顯然，他不希望讓人看到自己的老態。

曹可凡采訪基辛格

高淵：有沒有在采訪時，就讓你覺得要徹底砸鍋的？

曹可凡：那是采訪周星馳。之前，我也知道周星馳話少，于是在設計采訪提綱時，破天荒地準備了40個問題，這是一般嘉賓的兩倍。我想他一個問題回答半分鐘，就足夠撐起節目了。

實在沒想到，他幾乎每個問題都只回答幾個字，結果15分鐘不到，40個問題已經全部答完。這時候，周星馳眨巴著眼睛看著我，似乎在說：“沒有問題我就走咯？”急得我，簡直連跳樓的心都有了。

事后想想，嘉賓的個性千人千面，關鍵還是靠主持人的掌控。周星馳的采訪沒做好，主要還是我的準備工作不到家。

“菩薩心”與“挑戰力”

高淵：你曾經說過，主持人要有“菩薩心”，我的理解是要與人為善。對主持人來說，這有多重要？

曹可凡：我一直認為，主持人成敗的關鍵，是要有悲天憫人的情懷，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菩薩心”。一個人無論擁有怎樣高超的表達技巧和思維邏輯，只有心懷愛、善良與真誠，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主持人。

有些主持人喜歡以刻薄尖銳的方式，用咄咄逼人的口吻，將對方逼到墻角。好像只有這樣，才能體現自身的才華。其實這種簡單粗暴的提問方式，只會讓采訪對象厭惡，最終遭觀眾拋棄。而真正有人文情懷的主持人，則是舍“銳”取“溫”，用最大善意和熱忱，走入受訪者心靈。

央視主持人敬一丹說過一件事，她去采訪小煤窯的礦難，有人推薦采訪一個七八歲的女孩，當時她提著瓦罐去給父親送飯，父親卻沒能走出來。從效果看，這當然極具悲情色彩，但敬一丹不愿為“淚點”而喪失新聞工作者的操守，拒絕了這個采訪。

高淵：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可凡傾聽》中的你，總是跟嘉賓談笑風生。有些人就會覺得，如果過于溫柔地對待嘉賓，會不會難以激發深層回應和思考？

曹可凡：我的訪談總體氛圍確實比較好，但并不都是一團和氣。其實，我經常對嘉賓提出質疑，當然前提是善意的。

比如采訪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時，我當面對她說，在越劇圈里，有些人對她頗有意見，覺得她特別“革命”，甚至有點“霸道”，問她有沒有聽到過。她笑笑說：“我既不霸名，又不霸位，什么都不霸。過分率直是有的，可能尊重人家不夠吧。”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表示：“人家要我圓滑一些，說你外圓內方不好嗎？我說我圓不了，絕對圓不了。”聽她這么一說，我不禁跟她開玩笑：“你姓袁，做人卻一點兒也不圓。”老太太連連點頭稱是。

高淵：有沒有對嘉賓提出過更深入的質疑？

曹可凡：我曾對作家王蒙提出商榷，現在回想真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當時年屆七旬的王蒙發表了新小說《青狐》，再度引發關注。在訪談中，我對他的新作提出了幾點“不滿足”。比如，他的小說主題相對單一，基本圍繞反官僚，有重復傾向；小說在人物或器物的描述上，缺乏工筆畫那樣的細致入微。

面對我這個后生小子的咄咄逼人，王蒙多少有些意外，但他依然從容。對于主題單一，他毫不避諱：“這個是很可能的，一個人不管寫了多少東西，實際上反映的還是自己靈魂里最關切的那一點。”對細節的描寫，他也表示：“有可能。”但解釋說每一篇小說都有不同的特點，有的會重視器物的描寫，有的更側重于心態的變化，總之是“有粗有細嘛。”我們的對話坦誠而真實，這是人物訪談中最需要的東西。

高淵：《可凡傾聽》做了20年，你有沒有一以貫之的原則或者理念？

曹可凡：這倒是確實有，歸納起來就是8個字，叫作“雅人俗做，俗人雅做”。這么多年我采訪了上千位嘉賓，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大師、學者，他們一生醉心于事業，談起專業來頭頭是道，但對其他方面的事情，多少顯得有些木訥，他們的訪談往往不易聽，更不好懂。這時候，我們就要在“俗”上面做文章，避免過多談論艱澀難懂的專業話題，要多講一些生動有趣的小故事，讓觀眾去感受他們的獨特魅力。

而在采訪文體明星時，我注意到他們大多是從底層摸爬滾打出來的，就會在訪談中營造人文色彩濃郁的氛圍，引導他們談談人生感悟。這就是盡量把明星訪談做得雅致一些，哪怕會因為含蓄損失一些收視率，那也是欄目格調的體現。這些年有過很多談話節目，大家都在講故事，有的人講得刺激，有的人講得露骨，有的人講得含蓄，各有各的格調。

做“真人秀”才批評“真人秀”

高淵：你在訪談節目中比較溫潤，而在一些真人秀節目中，有時候態度相對嚴厲，被不少人稱為“毒舌”。這種反差是故意為之嗎？

曹可凡：早在做《加油！好男兒》的時候，觀眾說我對選手太嚴厲。后來在做《頂級廚師》時，就有人說我“毒舌”。這主要跟我在節目中的角色定位有關系，“好男兒”中我和陳辰搭檔，她在選手面前是大姐姐的形象，我年紀更大一些，自然要比她更加嚴肅。

在《頂級廚師》中，我從主持人變成了評審，身份不一樣了，要避免太親切而影響判斷。所以在做那檔節目時，我盡量和選手保持一定距離。工作人員有時會和選手一起吃飯，我基本上都不參加，這樣做決定時才能不受主觀情感的影響。

而且，我的性格是比較直接的，既然是“真人秀”，那就用直接的方式表達想法，也許不一定正確，但至少是真實的。

高淵：聽說你當年做“真人秀”節目，是主動請纓？

曹可凡：2005年，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第二季在全國引起轟動，以它為標志，中國電視正式進入“真人秀”時代。當時給上海電視媒體帶來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于是，東方衛視決定推出一個有足夠分量的才藝真人秀《加油！好男兒》，跟《超級女聲》錯位競爭。

節目定下來后，主持人卻遲遲沒有眉目。特別是男主持，領導們考慮了好多人選，一直決定不了。當時我不在考慮的名單中，因為我的《可凡傾聽》才開張不久，很多人認為我要從文藝舞臺上逐漸隱退了。

但那次，是我從業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動向領導請纓，希望主持這檔節目。我說干主持20多年了，還沒玩過“真人秀”，再說你們也沒找到更合適的人選，那就讓我試試唄。

高淵：這些年來，你大概主持了多少“真人秀”？

曹可凡：從2006年的《加油！好男兒》開始，一直到2013年的《頂級廚師》第二季，我總共主持了4檔7季真人秀節目。這些節目有的成功，有的稍微差一些，都是在不斷摸索中前進。

做“好男兒”時，完全是走一步算一步。我把它稱為草根“明星化”節目，就是通過選秀，把原本平凡的普通人打造成星光璀璨的偶像。而我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做的另一個“真人秀”節目《舞林大會》，正好反過來，是把明星“草根化”。原本受萬人追捧的演藝明星，在這個舞臺上，成為普通的參賽選手。這種把明星拉下神壇的創意，在當時國內“真人秀”中獨樹一幟，得到了觀眾的喜愛。

高淵：你自己參與了這么多“真人秀”，為什么這幾年你多次嚴詞批評“真人秀”節目？

曹可凡：因為我自己曾經身在其中，不是局外人，就更能看到一些問題，更有責任來指出一些癥結。

比如，現在不少“真人秀”為了博收視率，完全按劇本演，那就違背了“真人秀”的真諦。當然，一檔電視節目不可能原生態展現，做一些橋段設計是可以的，但節目總體上應該基于真實，“真人秀”離開真實就沒有了生命力。

同時，大多數“真人秀”節目都是買的甚至山寨的。購買國外“真人秀”節目版權時，他們會提供一本厚厚的書，把節目所有的要點細節寫得清清楚楚，舞臺怎么搭、機位怎么放、主持人說些什么、嘉賓做些什么……我們拿來用很方便，但中國的電視從業者還是要有志氣，不能一直拷貝別人。

更重要的是，電視娛樂節目不能只有“真人秀”，電視臺不應該把資源都投向“真人秀”。這些話是我前幾年說的，引起一些關注和爭議，如果因此有人說我“毒舌”，那我也表示歡迎。

高淵：對你來說，做“真人秀”就是一種嘗試，也是你主持生涯多次轉型中的一次？

曹可凡：很多主持人一旦做慣了某一類型節目，就不想或沒法去做別的類型節目。其實從我的經驗來看，轉型并不難，關鍵是主持人要有重新“歸零”再出發的心態。

我是個充滿好奇心的人，只要感興趣，就愿意從頭學起。當年我對“真人秀”什么都不懂，但我有這份好奇心，并且有鉆研的精神，摸爬滾打一陣子，就什么都明白了。每觸及一個新的領域，都能學到新的知識，這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

我從業余做《我們大學生》節目起步，做過《詩與畫》，后來轉型主持文藝晚會，轉型做游戲類節目，再轉型做訪談類節目，又轉型做“真人秀”等等，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能從容應對各種類型的節目，這些都需要不斷學習、不斷積累。

人生比戲劇更有戲劇性

高淵：可能對很多觀眾來說，提到“曹可凡”三個字，首先想到的還是你主持的文藝晚會。當晚會的司儀型主持人，是不是你電視生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轉型？

曹可凡：那是1988年的春天，那天我照例坐23路公交車去電視臺錄節目。前一年，我剛拿了上海大學生主持人比賽冠軍，當時在電視臺做兩檔節目，一檔是我們十個獲獎大學生輪流做的《我們大學生》，另一檔是一個幾分鐘的墊片《詩與畫》，用來湊其他節目時間的。

在公交車上，有個中年人拍了拍我肩膀，說：“你是曹可凡嗎？”當時因為做節目的關系，馬路上經常被人認出來，我沒在意，就說是的。他又問我：“你會不會主持文藝晚會？”我說會的。他再問我：“你以前主持過晚會嗎？”我說沒有。他追問：“那你怎么說會的？”我說我在學校里主持過晚會，所以肯定會的。

沒過幾天，那人打電話給我，讓我去電視臺文藝部面試。我才知道那位是鄭大里，上海電視臺很有實力的導演，他的父親是早年中國影壇著名演員、導演鄭君里。去了嚇一跳，這臺晚會竟然是“上海國際電視節會歌評選晚會”，最終評選出的是經久不衰的《歌聲與微笑》，而且現場直播。

高淵：那次轉型順利嗎，有沒有出現后來“可凡傾聽”首訪丁聰那樣的狀況？

曹可凡：那次的狀況更嚴重，把現場的人都嚇了一大跳。

晚會在普陀體育館舉行，舞臺是臨時搭出來的。那次場面很大，舞臺搭了足足有2米高。站上臺彩排時，我的腦袋是空的，巨大的追光打在臉上，視線一片模糊，往下偷偷瞟一眼，更是雙腿發抖。導演一句“往后退”，我頭也不回就倒退，“咣當”一下從臺上掉了下來，摔在地上一動不動。

現場所有人都嚇壞了，趕緊沖過來，萬一摔壞了就是重大事故。他們慢慢扶我起來，我在身上東摸摸西摸摸，居然站起來了，稍微歇一會就繼續排練。就在這樣緊張的狀態下，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型晚會主持。且不論主持的效果如何，作為一個出道才一年的新人，能夠站上那么高規格的舞臺，就足夠有話題性了。

在那之后，無論是圈內人還是圈外人，都知道這個每天晚上搖頭晃腦念詩說畫的小胖子，居然還能主持文藝晚會。

高淵：其實對你來說，人生中最重要的轉型是從學醫到當主持人？

曹可凡：那也是充滿了戲劇性。我生在1963年7月，1981年參加高考，目標是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等考試成績出來，距離二醫大的最低分數線差了9分，但還好，我填報的第二志愿華東紡織工學院分院和第三志愿上海立信會計學校都能進。當時我已經愉快地接受了這個結果，很快就收到了華紡的錄取通知書。但萬萬沒想到的是，體檢的時候太緊張，沒能通過。

我就想直接工作了，但父親堅決反對，只能復讀一年，第二年終于考上了二醫大。現在回頭看，這一年復讀的經歷，恰恰是我人生中至關重要的分水嶺。正因晚了一年上大學，后來才有機會以“大學五年級學生”的身份，參加上海電視臺1987年舉辦的大學生主持人大賽。如果上一年就考上了二醫大，那么1987年時我六年級，已經分配到醫院實習了；假如考進華紡，本科只需要讀4年，1985年就畢業工作了；假如進的是立信，專科只需要讀3年，1984年我就工作了。

所以很多時候，人生比戲劇更有戲劇性。

高淵：你后來是怎么下定決心，放棄當醫生的？

曹可凡：醫學院的高年級學生要經常實習，我的動手能力差，一直是內科比外科強。有一次我給病人割闌尾，拿起刀就緊張得要命，一刀下去，血往外一濺，更是嚇得雙手發抖。更要命的是無論如何找不到闌尾，一位年輕的醫生幫忙也找不到，急得我滿頭大汗，只能打電話把主任請來。他來了一看就說，術前體檢沒做好，這個病人的闌尾長在左腹部，把我罵了一頓。

還有一次去產科實習，給孕婦接生。可能是胎位不正，我努力奮斗了半天，汗流浹背怎么折騰就是生不出來。那孕婦疼得哇哇叫，對站在一邊的指導醫生大喊：“醫生啊，還是你來幫我接生吧，這個大塊頭實在不行啊！”有意思的是，我接了二三十個嬰兒，凡是剖腹的都是男孩，順產的都是女孩。

那幾年我在學校和電視臺兩邊跑，后來考研究生，再畢業留校任教，一直是兩頭兼顧。1993年東方電視臺開播，我是第一批主持人，但還是兼職。到了1995年，電視臺領導甚至市里主管領導，都認為我到了下決心的時候了。

但我還是有點猶豫，就去找了我的研究生導師，當時二醫大校長王一飛教授。他和師母一起接待了我，他的一番話改變了我的人生：“可凡，你是個聰明人，如果繼續留在學校，你會成為一個優秀的學者，但不可能成為頂級的醫學家，這是你的性格使然。如果你去做主持人，我相信成就會更大。所以，我支持你離開學校，去做一個全職的主持人。”

期待開好四扇窗

高淵：這幾年，你又在經歷一個轉型，就是拍影視劇，這次轉型有沒有旗開得勝？

曹可凡：我在很多年前客串過一兩部電影，但給觀眾留下印象的，是2009年拍的獻禮大片《建國大業》，黃建新導演請我扮演國民政府的上海市市長吳國楨。

在這部電影里，我只有一個鏡頭、一句臺詞：“大公子，上海各界委托我在錦江飯店為您的到來擺酒接風，一會兒我來接您。”拍的時候，自我感覺還不錯，沒怎么反復就過了。電影上映時，我特意喬裝打扮去電影院觀影。當我出現在銀幕上，還沒開口說話，觀眾席上突然爆發出一陣笑聲。

我頓覺耳根通紅，趕緊跑出電影院。后來我在家看了DVD，覺得自己的表情比較僵硬，說臺詞像朗誦。后來想想，一是沒有認識到主持和表演之間的差異，二是沒有做好人物分析，因為只有一句臺詞就掉以輕心了。

高淵：你每次轉型，一開頭似乎都不大順，但后來都轉得挺成功，這是為何？

曹可凡：好奇心很重要，然后需要學習力，還要有咬牙堅持的狠勁。2010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制片人張偉平打電話給我，說張藝謀執導的新片《金陵十三釵》中“孟先生”一角，交給我了。我還沒來得及表示感謝，張偉平又說：“導演覺得你的臉太胖，在大銀幕上有兩層樓高，必須減肥十公斤！”

在減肥這件事上，我是屢敗屢戰，什么辦法都用過，但體重不減反升，到了200多斤也不見停。這次我不相信捷徑了，堅持管住嘴、邁開腿，每天快走40分鐘，只吃些青菜蘿卜，晚上8點就上床了，因為餓得腿打飄。

等我覺得減肥見效了，去見了一趟張藝謀。他上下打量著我，連連點頭說：“可凡，不錯，有成效，再減十斤！”

高淵：《金陵十三釵》是2011年上映的，那年你48歲，后來又接拍了不少影視劇。大家都說你演戲是48歲才出道，是什么讓你喜歡上了演戲？

曹可凡：主持和表演首先是有實質區別的，表演可以有無數次NG，不好就再來一遍，而主持尤其是現場直播的主持，是一次NG都不能有的。但這是具體操作上的差異，從更高層次來看，兩者又是相通的，這就是藝術的本源。

其實沒有任何捷徑可尋，必須要把以前的一切都丟掉，用最單純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歸零”之后重新學習。我一直有信心，把演戲這件事弄明白。

高淵：在你現在這個年紀，是否也要考慮，接下來的路怎么走？

曹可凡：很多年前，我采訪過文壇老人施蟄存先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一生打開了文學創作、外文翻譯、古文研究和金石之學四扇窗。我也想效仿老先生，開好我自己的四扇窗。

第一扇窗是主持。這扇窗已經開了30多年，我也從一個學醫的青年人，慢慢成長為一名成熟的主持人。常常有人問我，那12年的學醫從教經歷，對后來當主持人有什么幫助。我總是說，學醫讓我以嚴謹、細致、一絲不茍的精神對待生命，而對一名主持人來說，也需要這種精神對待每一次出鏡。

第二扇窗是演戲。這是一件有趣但又辛苦的事，我對待演戲并不是玩票，這幾年演了不少配角，雖然多數戲份不多，但還真有點上癮。主持那條路我算基本走通了，演戲這條路能不能走通，我還不知道。

第三扇窗是帶學生。我收的第一個“徒弟”是王冠，當時臺領導希望我物色一個年輕主持人，重點培養一下。后來又陸續收了體育頻道的劉鵬、臺球女將潘曉婷、上海電臺的李龍強、主持人雷小雪和沈寺良等人。電視主持藝術是一項崇高的事業，它需要不斷地傳承發展，我作為一名還算成功的攀登者，怎能不把山頂的風景告訴后人？

第四扇窗是寫作。我喜歡讀書，也喜歡寫東西。我經常會寫點散文發表在報紙上，稿子多了就會出書，像《畫外話》《悲歡自酬》等，最近還有一本新的集子《我要唱到永遠》即將出版。第二種是跟王群教授合作編寫主持理論書籍，其中《節目主持人語言藝術》的銷量出乎意料地好。還有一種是我做的節目的文字版，像《可凡傾聽》每年都會出一本書。

高淵：你的職業人生經歷了多次轉型，已經或正在打開四扇窗，如果用一句話歸納，其中的真諦是什么？

曹可凡：要想做好一件事，就要有“要死要活”的勁頭。

“要死”就是要下死功夫，這是做好事情的前提。我最早主持《詩與畫》，一次介紹一首詩、一幅畫，也就幾分鐘時間，看著挺容易。但當時是一個月30期節目一次錄完，而且沒有提詞器，要背這么多東西非常折磨人。最近主持經典文本圍讀節目《斯文江南》，則是閱讀量極大，每期要看幾十甚至上百萬字的書稿，然后我精煉到6張紙，其中心血無數。

“要活”就是要把死的材料靈活運用，把節目做活，把現場氣氛帶活，把書寫活，把戲演活，把新媒體傳播用活。“要死”是方法，“要活”是目的，活了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