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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敬文講堂，80年代的“五百座”,無數重要的講座在此進行

一

剛進師大的我們，還沉浸在中學生活的記憶中，對最接近語文教學的寫作課感情深厚，對班主任老師也有一種特殊的依賴。所以二年級的時候，教寫作課的侯玉珍老師轉任我們的班主任，大家頓時都有了找到“家人”的溫暖，侯老師也真的像家中長輩一樣關心我們的生活與情感。在侯老師之后，是尚學鋒老師擔任班主任。尚老師是古典文學專業的老師。侯老師與尚老師先后成為我們人生關鍵時刻的導引和見證。

侯老師是從寫作訓練的情感教育和文字操練入手開始與我們的對話的，就像她曾經為我們每一個同學批閱作文、引導思維一樣，她的班主任工作也細致到每一個同學的情感世界。誰有家庭困難，誰有情感困擾，誰遭遇了精神打擊，她通通了如指掌。侯老師始終謹記作為中文寫作教師的職分，以趣味高雅的中文人的教養和眼光為我們作人生的示范、當學業發展的導師。這里面當然有信仰，有倫理，也有今天所說“思政”，但卻沒有專業之外的空洞說教，入耳入心的都是人生經驗的故事，是專業選擇的陳述。你可以在這里抒情、抱怨、發泄，她都能以母親般的微笑一一接納、包容、化解。但她并不是善惡不分的老好人、和事佬，對那些急功近利的孩子，她依然正言厲色，甚至也不回避對某些師長的批評，但是她又是一位稱職的孩子的導師和母親，因為她絕不會將同學們偶然的過失錄入管理檔案。在那些批評之后，我們永遠都是她滿懷期待的尚未長大的孩子，沒有什么錯誤是不可原諒的。她嚴肅的問責可以穿透你的靈魂，但厲聲呵斥的聲響卻往往止于兩兩相對的私域。多年以后，被批評過的我們都已經各奔東西，但都因為侯老師的存在而在師大留下了很多的依戀。

尚學鋒老師專攻先秦文學，對莊子有獨到的研究。他先是我們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課程老師，在四年級之時又接替侯老師成為我們的班主任。讓專業教師陸續帶班，指導本科生的學業和生活，不知道是不是師大在那個年代的獨特設計。尚老師接任的時候，我們都已經“成熟”，不再是初入校門的毛孩子了，基本形成了穩定的人生目標和生活態度，所以便獲得了尚老師的深度信任。他基本上沿襲著業已成熟的學生自主管理模式，學生的相關事務都由大小班干部依規行事，社團及其他課外活動也自有運行軌道，尚老師并不更多地介入，倒是借助專業老師的身份，對我們班的學術專業發展大加推進。我的好幾位同學后來都成了先秦文學方向的研究生，成為了老師的“師弟”，顯然就有尚老師的勉勵和助推。

到畢業的那一年，為了加強畢業就業指導，中文系增派劉勇老師參與管理，劉老師是現代文學專業的老師，有著豐富的學生工作經驗，但似乎也不愿意刻意突出“思想教育”的色彩。他召集全年級同學開了一次就業指導會，在會上結合大量生動的案例，講述種種的求職、就業經驗，生動而實用，對我們這些即將走入社會的畢業生而言的確是獲益良多。

1984級的專職管理老師只有一位，那就是常汝吉老師。他是全年級的學生工作總管，相當于大班主任，但他很少干預專業老師的日常工作，完全尊重老師們以各自學術經驗為基礎開展的思想教育。因為學校住房條件有限，常老師一家三口就住在我們西南樓學生宿舍，就在我們331房間靠西的隔壁330，和我們共用一個公共廁所、一個公共水房，每天到樓下的學生開水房打水，到食堂打飯。那個年代，雖然與我們人生大事相關的老師與大家擦肩而行、朝夕相見，但似乎也就是那么平淡正常的普通關系，甚至在大多數時候就沒有什么聯系，僅僅只是在樓道相遇那一刻打個招呼而已。常老師很少直接參與我們班的事務，也從不以西南樓“駐樓導師”的身份四處巡視，到學生宿舍查房訓話。在我的印象中，西南樓生活數年，他就從來沒有敲過我們的房門，而我們也從不知隔壁的330究竟是什么模樣。相反，我們的古代文學老師郭英德也是暫住在13樓的博士生宿舍，13樓遠在師大的小南門，我們倒有過前去請教學習的時刻。

西南樓331的喧鬧，常老師一家就在隔壁

常老師是中文系專職的管理干部，但依然以專業老師的方式理解和處理師生關系，在那個思想奔流的年代，學術激蕩于中國社會，而校園的內部卻依然是寧靜和潔凈的，生活的從容和自然給了我們更為寬敞的空間。西南樓的三層，是師大中文系1984級自由奔跑、嬉鬧、調笑的世界。夏天來了，那些因暑熱而赤膊而行的人們；那些因為體育比賽而縱情高歌、放聲嘶吼的人們，基本上已經忘記了這里還居住著一位重要的管理老師，他和他的家人、孩子可能因此承受了許多的尷尬與不便。但每每這個時候，330總是格外地安靜，常老師似乎已經從我們的世界隱身了。

就這樣，大學期間，我們的主要管理者都是專業教師。在這里，我們產生了“家”的幻覺。在這里，彌漫的是專業交流的信任。這大大地拉近了原本嚴肅的師生關系的距離，而我們后來時刻關心著的“思想工作”則自然融化在了學業指導、心理輔導的過程之中，我覺得，這曾經就是師大成功的學生工作傳統。

二

如今，學生思想工作越來越成為高校管理之中的一件大事，我不知道80年代的師大傳統是否還值得深入總結和梳理，至少它讓我們那一代人順利地完成了“成長”，并在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有時候我也在想，究竟該如何來提煉這些記憶的精華呢？我推測，這里的核心可能還在于如何尊重生命自我成長的事實，或者說努力還原人的教育的自然性，這就要求簡化一些教育管理的層級與環節，讓學生的發展能夠以自己的學業為中心，全方位地對接和融入中文系本身的學術目標。從效果來看，可能更有利于大學生“自然天性”的發展，接近盧梭式的教育理念。

在當時，我們學生的不少活動都直接找學院辦公室，申報經費、要求派車、登記場地、領取紙張，等等，辦公室的老師也不都是好說話的，有寬有嚴，時寬時嚴，相當考驗我們的溝通能力。有一位王老師從來都是滿臉嚴肅，對每一個請求幾乎都回以連續的搖頭，令人沮喪不已，向他請示都得鼓足莫大的勇氣，且一再打好腹稿；然而另外一位袁老師卻總是和顏悅色，溫文爾雅，讓人如沐春風。碰上王老師還是袁老師是運氣，也是考驗，可能學生時代的我們還戰戰兢兢，或者還時有抱怨，不過，回頭來看，反倒覺得這是自我成長的頗為正常的過程。世界有它的規則，并不是天然為我們預備的，如何才能走進它、適應它，這是最后完善它的一個程序，體驗和認知這一過程就是教育本身的意義。也是走過了1980年至1990年的歲月，我們才知曉，在那個物資依然匱乏的年代，一個辦公室管理者的嚴苛是如何的迫不得已，如何的必不可少，它和另外一種對青年人的愛護和寬厚同等重要。前者在限制中給了我們足夠的壓力，后者因仁厚而形成了必要的緩沖。總之，離開父母懷抱的大學生，最應該知道的是，這人生的道路有寬有窄，有曲有直，有阻礙也有鼓勵，只有在寬嚴有度的曲折之后，我們方能完成自己。畢業二十多年后，我有機會重返師大，在母校工作，我再一次見到了性格醇厚的袁老師，也見到了退休之后的王老師，我突然發現他似乎并沒有那么地嚴肅，照樣呵呵地笑著……

80年代師大中文系的領導曾經是誰，都有過哪些？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一時間還真的難以準確回答。一方面，行政崗位時有調換，一個專業老師的升遷和回歸如此頻繁，世易時移，我已經不大能夠記得；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那時也沒有著力強調“領導”之于教育系統的意義，在學生的心目中，中文系最重要的人物還是那些德高望重的知名學者、那些誨人不倦的學業師長。我記得許嘉璐先生曾經當過系主任，也當過副校長，但我卻根本沒有他作為系主任高臺講話的記憶，倒是有一次臨時“客串”我們的古代漢語課，即興講述《說文》的情景歷歷在目。那一天，好些同學聽得十分陶醉。我旁邊的室友感慨道：“早一刻聽到這樣的課，我的專業方向就可能不同了！”

“去行政化”是中國高校探索多年的一個改革理想。在我們讀書的20世紀80年代，好像還沒有這個說法，這些自然形成的管理方式和風尚在事實上留下了不少值得追念懷想的景觀，對于今天不知道有無些許的啟示？

三

高校的行政首長是一校之長。

所有的師大學生都知道校長王梓坤。

80年代還沒有“院士”制度，后來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梓坤不是以“院士”之名在師大光彩奪目的。我們只知道他是中國著名的數學家、概率論研究的重要先驅，但從未見到那種前呼后擁、隨從環伺的陣仗。校長通常騎個陳舊的女式小單車，穿行在師大的校園里，有時出現在學生宿舍區域的服務樓，或在郵局寄信，或在書店看書，碰見熟識的老師，有時打個招呼，簡單交談幾句，低調而溫和，與任何一位普通的老師無異。

王梓坤校長曾經長期任教于南開大學，1984年，即我們上大學的那一年，以教授職稱調任師大當校長。我們都聽聞他為教師節的設立而奔走呼吁的傳說。校長的少年時代，得到過中學老師的諸多關愛，老師的恩情令他永志難忘。然而，幾十年過去了，當他在80年代初重回江西老家，卻看到一幅令人失望的圖景：校舍破敗不堪，教師收入低微，甚至無力養家糊口。擔任師大校長之后，他立即想到要通過中國師范高地的這個特殊位置做一件實事：替教師發聲，倡尊師重教之風。他先是在中學教師出身的記者黃天祥的協助下，于《北京晚報》頭版刊發了重要報道《王梓坤校長建議開展尊師重教月活動》；接著，又出面聯絡陶大鏞、啟功、鐘敬文、黃濟等知名的師大教授，共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書面報告，倡議于每年9月設立教師節。來自師大教授的倡議很快得到了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回應，1985年9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教師節正式確立。

教師出身的王梓坤校長也格外尊重老師學者們的工作方式與生活習慣。據說師大當年的老師都還記得他在任時立下了一項規矩：任何行政部門找教授開會，必須在下午四點以后，而且不能占用過多的時間。

王梓坤校長的夫人譚得伶教授一直在師大任教，是俄蘇文學專家。據說校長本人也是文學愛好者，因為這些淵源，中文系的同學也有機會聽到校長在數學與行政管理之外的聲音。

王梓坤校長（右一）與啟功先生（左二）

有一天，著名的古典詩詞學者葉嘉瑩先生蒞臨師大，在教七樓“五百座”報告廳（現在已經改名為敬文講堂）講授唐詩欣賞。葉先生系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從1979年起，經過中國政府的批準，她每年回國在各大高校講授古典詩詞。葉先生畢業于輔仁大學，又長期在中國臺灣及海外任教，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心智情趣都與大陸學人有別。她渾身上下都散發著一種古典文人氣質，在治學上又融中國古典詮釋學與西方的新批評于一爐，以情景交融的細膩情懷講授中國古典詩詞，極大地顛覆了“文革”后被“以論代史”的作風影響的文學批評程序，令人耳目一新，一時間在高校掀起了陣陣“葉旋風”，成為無數學生嘆服的對象。那一天的報告廳人頭攢動，座無虛席，全場師生都深深地陶醉在葉先生所營造的古典詩詞境界之中。講座結束，照例有主持人上臺致謝，就在這時，前排座位上站起一人，清瘦的身材、樸素的衣著，他緩緩走上講臺，取過話筒開始講話。我們這才發現，今天的致謝人并不是中文系的教授，而是師大校長、數學家王梓坤。古典詩詞的講座竟讓數學家到場了，而且還是一位不大現身的校領導，這無疑激發了全場觀眾的好奇，大家凝神屏息，期待著他的講話。那一天，王梓坤校長顯然也被葉先生的演講所折服了，他一反科學家發言的冷靜和理性，用文學式的語言抒發了一段聽后感，末了，還發出了一聲感嘆：“此生恨晚聽君論，否則，舍棄數學從中文矣！”全場也隨之一片贊嘆，掌聲如雷。

80年代，有好幾次，在校園里一些意想不到的所在，我們會與王梓坤校長偶遇。或者是一個人在默默地散步，或者是騎車而行，車前的掛籃里還盛著他為家里購買的日用品，仿佛就是一位住家男人。80年代末的一個清晨，大約只有六點來鐘，我早起在學生食堂打飯，遠遠就看見校長獨自一人，正站在布告欄前專心致志地閱讀布告。經過他身旁的時候，我叫了一聲：“校長好！”那一刻，王梓坤校長竟頗為羞澀，好像自己的什么秘密被人發現了一樣，他連忙回應了一聲，也沒有再多說什么，隨即匆匆離開了。后來才知道，那個時候，他剛剛從師大卸任校長一職，重回普通老師的身份，這天清晨靜悄悄的閱讀可能就是出于一種本能的習慣，或者是心里放不下對學校和同學們的關切。三十多年過去了，校長那專心致志的神態一直留在了我的記憶中，慢慢定格為一幀發黃的影像，雖然為歲月所淘洗，卻印在了師大80年代的教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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