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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實的有情與思想的超脫——2022年中國散文創作述評
    來源:《創作評譚》 | 趙澤楠  2023年08月31日09:33

    2022年度的中國散文創作整體上呈現出穩中求進的態勢,在承繼中有深化,在積淀中有發展。散文寫作依舊延續著書寫現實的主要方向,體現了文學在當下的重要情感價值與力量。同時,散文的思想性也給讀者以啟發與思考。

    2022年的散文主要類型與往年相比,并無明顯的變化,追憶回溯、日常生活、歷史文化、情感經驗等依舊是散文寫作的大方向,它們反映著過去與當下、身邊與遠方。對于現實的描摹可以說是恒久穩定的文學命題。

    散文作者既十分留意處于巨變中的時代,又努力捕捉珍藏于內心的個體情感,并將二者貫通糅合,旨在反映現實有情的一面,這令人動容,也倍感溫暖。同時,一些作品也具有超脫性的思想,在歷史現場與遼闊天地中思考人與自我、與萬物、與時代之間的關系,其中不乏深度的思考與洞見,這是十分寶貴的寫作品質。

    一、在時間的深處

    回憶性散文一直以來都是散文寫作中的重要方向,這是一個古老卻充滿活力的話題。回憶這一行為屬于人類本原的記憶結構,它不僅僅是一種重現,更是對往事的再現與創造,體現在文學書寫當中,就是作家“目不轉睛地凝視往事,盡力要擴展自身,填補圍繞在殘存碎片四周的空白”[1]。同時,回憶性散文也是作家與時間的一次對話,在時間的深處打撈攫取那些珍貴的情感與思想。在本年度的散文創作中,回憶性散文兼具廣度、深度與溫度,既有梁衡、丁帆等老一輩著名作家和學者,也有程黧眉、盧一萍、陳蔚文、袁凌等中生代作家,書寫的內容也指涉出不同的面向,包括對個體經驗的追憶、對故鄉集體的言說以及對未來前行的期許,其中不乏深度的思考與動人的情感。

    丁帆在《南京風景(二)》(《雨花》2022年第4期)中,回憶了自己童年生活的城市,并以兒童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在他的記憶中,“黃瓜園”、筒子樓側面的小山、黃泥土路、光華門、鋼鐵廠,這些地理坐標正在隨著城市的發展而消逝,一些當時“半城半鄉風景早就被淹沒在鱗次櫛比的城市水泥森林之中”。但留在他記憶最深處的,往往來自他孩童時的經驗與感知。在高高的土坡上,滿天火紅的彩霞與飛翔著的大雁,讓他第一次對色彩產生了感覺上的悸動,雜草叢生的光華門與之后落寞廢棄的鋼鐵廠曾經都是他嬉戲玩鬧的樂園。絢爛的童年經驗躺在記憶的縱深處,但現實則是許多記憶中的模樣如今只能在影像中復原,“歷史的風景線已經被埋葬在垂垂老者的記憶底片之中,新一代城市人對這些泛黃的舊時夕影會感興趣嗎?”這篇散文不只是對逝去風景的惋嘆,而是具有更為深度的思考。它使我們意識到,風景本身就是時代的承載物與明信片。

    而在老一輩著名散文家梁衡的筆下,則體現出他對于童年的另一重定義。《夢回塞上》是他的憶舊系列,他所謂的童年指的是“社會人的童年”,是指他走向社會的最初幾年,他在內蒙古河套農村下鄉鍛煉,從塞外的植被身上看到了堅韌不拔的精神,也時常懷念那片土地上深情且淳樸的人。《夢回塞上二章》(《北京文學》2022年第10期),講述了一段搭車的經歷:當時作為內蒙古日報巴盟站記者的梁衡去包頭附近的煤礦采訪,結束后他搭順車回臨河縣,原本一切順利,他領略著平坦的套區與金黃的麥浪。但車子在過河時,車軸突然斷了。胡師傅去公社找人修理,留下他來照看車子。在空無一人的暗夜中,他又餓又怕地等待著。最后在寂寥的夜中,守道班熱心的老人請他吃熱乎的發面餅;車主胡師傅在修好車軸后,也給他帶了醬牛肉和大餅,他們就這樣在星空下痛快地吃了起來,麥香、肉香、面香讓他久久難以忘懷。這件事用梁衡的話說,“一個敢坐,一個敢拉,最能見出世風的淳樸與人情的厚道”。這話是他在四十多年后所說,這段搭車經歷卻一直讓他記憶猶新,也使他感受到美好淳樸的人性。梁衡的這篇散文,看似是回憶一段搭車經歷,實則折射出他對純良人性、有情現實的呼喚。

    其次是對故鄉的傾情言說,這也是回憶性散文中的重要書寫面向。其間飽含著作家復雜的情感,既有對逝去事物的惋嘆,也有對當前變化的觸目,更夾雜著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思考。從這一角度上看,程黧眉的《每個人的傍晚都住著故鄉的晚霞》(《人民文學》2022年第3期)、袁凌的《返家路上的二十六條泉水》(《芙蓉》2022年第3期)與盧一萍的《已成傳說的幺店子》(《上海文學》2022年第2期),很好地呈現出記憶中故鄉的復雜情感。

    在《每個人的傍晚都住著故鄉的晚霞》中,大洋彼岸滿天的云霞,勾起了“我”與友人對于故鄉的回憶。對于“我”來說,“故鄉的晚霞,有點像少年迷戀愛情,遙遠,陌生,又驚艷無常。每當天邊出現晚霞,我的心竟然一下子明亮起來,像一個旅途迷路的孩子,來到心安所在”。在異國他鄉回望故鄉,召喚出不同代際間的記憶,也映照出東北工業的時代變遷。

    《返家路上的二十六條泉水》與《已成傳說的幺店子》中,家鄉的“公路拓寬了,平臺被徹底毀壞,現在那高處的來源裸露了,不過是一片塵封的灌木,泉水剩下荒蕪的細流,連一個泥點也無力推倒,只能繞道而行,形成許多泥土的島嶼,似乎蠻族軍隊征服后的古代城市,遺民臟污面龐上的淚痕”。而幺店子這種民間非正規的旅店,雖然條件簡陋,卻為來自四方的勞苦人提供了一個可以歇腳的溫暖的家,也隨著時代發展而逐漸消失。它的消失也代表了一種民間、鄉野文化的消散。這種惋嘆背后,是作者對于現代工業文明的思考,也寄寓著一份回不去的鄉愁。

    在2022年的回憶性散文中,陳蔚文的《回瞻與遠行》(《十月》2022年第4期)別具意義。標題中所提到的關鍵詞“回瞻與遠行”,使讀者思考回憶意味著什么、有什么值得珍視的價值以及它與遠行又有何關聯。作者從楊本芬老人的《秋園》中,獲得了體悟。當一位老人開始拿起筆回憶曾經苦難的歲月,一個人的救贖才真正開始。這不僅是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更啟發后輩與讀者,我們有責任去記錄下那些不曾被人在乎與重視的記憶。從這個意義上看,這篇散文概括出了2022年回憶性散文的價值。盡管許多回憶文章的內容不盡相同,但回憶恰恰是為了更好地遠行,是為了讓人們不忘來路,也為了讓遠行人的腳步在今后走得更為篤定。

    二、日常之所見

    在2022年的散文創作中,有一些作家集中展示了他們的日常之所見,其中既有對陌生人或群體的觀察,也有對朋友和親人的描述,還有對日常現象的記錄與思考。總體上看,這些作品往往采取一種較為冷靜客觀的旁觀者視角,不動聲色地記錄著日常之所見。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作品缺乏感情,相反,在克制、含蓄的書寫中蘊含著動人的情感。

    居廣東的打工作家塞壬,從她的作品《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奔跑者》當中,你可以感受到她對于社會邊緣人群的執著關注。她的寫作不僅是對這些人的旁觀,更是將自我置身其中。《無塵車間》(《天涯》2021年第3期)就是她作為一名女工,在封閉的工廠工作一個月后所寫成的。在《日結工》(《作品》2022年第6期)中,塞壬再一次隱匿自己現實中的身份,成為一名無業者出現在長東路的日結工市場。

    塞壬延續了一貫冷靜的態度,她沒有迎合讀者對于邊緣人群的閱讀趣味與想象,而是入乎其內并出乎其外,不刻意放大苦難與艱辛,辯證地看到,“正是這樣的工廠,給了太多人依靠與拯救,它給出了一碗干凈的飯,不會斷炊的飯”。也正是在平視的姿態下,她看到了這群人有情的一面,那種出于人性本身的仗義與理解,“我似乎感受到另一種情感。它不是來自性別,而是一群這樣的人相扶著走過的人生”。

    在河南魚禾的《我對不起郝美麗》(《人民文學》2022年第2期)中,作者以同為病人的身份看待病房中所遇到的人,她關注的不僅僅是醫院中的真實場景,更看到身處病痛下的平凡人的日常。她看到醫院中殘酷的現實、艱難的日子、昂貴的醫藥費、打工者被騙的無奈。在郝美麗身上,作者也看到一種面對疾病的樂觀態度與一家人的相互扶持。醫院中濃縮著人間的酸甜苦辣,卻也凝結著普通人的歡聲笑語與溫情瞬間。

    還有一類作品,是針對朋友或親人的描述。生于1992年的北京作者杜梨的《長號與冰輪》(《人民文學》2022年第10期)講述了好友冰輪在選擇了長號這一樂器后,踏上了漫長的求學與備考之路。在這個過程中他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同輩人的命運對比、家里人的期待,最后在經歷了被老師欺騙以及一次次失敗后,冰輪成了白塔公園的一名檢票員。他再也不吹小號,也對過往絕口不提。

    再有針對日常現象的觀察與記錄。疫情帶給人們日常的深刻變化,比如吳文君的《城市之光》(《山花》2022年第6期)與陳蔚文的《遮蔽與顯現》(《北京文學》2022年第1期)。疫情下全球的書店都在減少,不少書店在疫情中關門,而書店是思想與意志的存放之地,也是獨特的城市之光,《城市之光》這篇文章就揭示出書店存在的意義。在《遮蔽與顯現》中,作者以口罩為視點寫出了疫情時代真實的景況,包括人際關系的變化,極具現實性與在場感。文末,作者寫到一對在地鐵站臺隔著口罩親吻的情侶,這個畫面浪漫而無奈,它帶給人們希望,而“希望,總是大過恐懼的”。

    三、身邊的有情

    關于親情類的散文是說不盡的。江子的《燃爆記》(《廣州文藝》2022年第8期)寫了和母親的真實沖突,以及作者對母親的心疼。當“我”從后視鏡里看到母親歪斜著小小的身體,不顧一切地燃起一掛爆竹,只為給遠行的兒子祈福平安時,文章的情感達到了頂峰與高潮。“她多像這掛爆竹呀,早已不合時宜,其實也一無是處,可依然要虛張聲勢。她的心,也像這一掛掛爆竹,基本是實心的,也是沉默的。可她并非對這世界沒有熱情,對親人們沒有愛意。只是她拙于表達。”鄉村母親的形象非常真實,親子之間的激烈真摯也表現得十分切膚,它與農民進城、養老疾病、倫理觀念沖突等問題交織在一起。

    與之類似的情感也出現在王勝華的《落水松子》(外三篇)(《民族文學》2022年第7期)中。身為農民的父母雖無文化,但在勞作與實踐中積攢了大巧若拙的人生智慧。“最飽滿的松子就會像人群中最沉默最低調的人,往往被浮華掩壓在最底層”,他們以無言的行動教給孩子踏實不浮華的道理。父母對于孩子的感情,也正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般樸素,雖沒有浪漫貼心的花哨言語,但卻足夠樸實深沉。

    2022年比較獨特的散文不能不提陳沖的《悲傷是黑鏡中的美》(《上海文學》2022年第9期)。作為一位知名演員,她的散文寫作也同樣出色。她以樸素的語言、較為節制的情感表達對已逝母親的深深懷念。她從與母親最后的相處時光講起,一直追溯到母親的童年以及在母親生命中最快樂的求學時光,其間勾勒出母親在時代巨變中飄零孤獨卻又堅韌豁達的形象。通過陳沖的文字,我們能深切感受到她對母親的疼惜與驕傲,她沒有沉溺于悲傷之中,而是像母親一樣化悲傷為力量,因為她始終相信“母親將存在于萬物中”,而悲傷也是黑鏡中的美。

    高山流水的友情敘述也是情感類散文中十分重要的話題。在閻晶明的《親緣之上的神交》(《雨花》2022年第8期)中,文章講到了魯迅與周恩來之間的情感。二人雖未見過面,但卻在宗族、思想、人格上有許多共通之處。魯迅在逝世前還囑托將藍絨面的《海上述林》送給周恩來,而周恩來在魯迅逝世后多次參加紀念活動,也十分認同魯迅犀利的思想、頑強不屈的精神以及他對青年的提攜與培養。在中南海,周恩來的書架上放著經常被他翻閱的《魯迅全集》,甚至將它作為禮物贈予訪華的尼克松,足見魯迅在周恩來心中的地位。正如作者所說:“這就是魯迅與周恩來之間的神交,你可以說似乎什么都沒有發生過,又可以說深情似海,令人難忘。”

    在情感類散文中,還有人與動物的情感。江西傅菲的《靈猴》(《長江文藝》2022年第3期)講述了一個人與動物之間雙重救贖的故事。獵人旦春在打獵時,發現一只開膛破肚的老母猴正向他作揖求饒,這樣做只為保護自己的后代。此刻,他內心的罪惡與悲憫連同個人情感的缺失一齊被喚醒了。每當他想起母猴向他求饒時,他總是特別想念早逝的母親,這是一種跨越物種的母性召喚。在此之后他又救下了一只受傷的母猴并日夜照料。當母猴痊愈重返森林后,會帶領著自己的小猴去看望旦春,甚至會跟隨他一起去旦春父母親的墓地。在人與動物的關系中,旦春找尋回缺失的愛。

    讀萬方的《乖呀乖——為愛狗的你和我》(《十月》2022年第4期)同樣有這樣的感覺。對于作者來說,愛犬乖乖并非只是寵物,而是她人生晦暗時刻的光亮。乖乖讓她明白死亡本身是無法避免的,但我們可以改變面對死亡的態度,如她所言:“我先生的死就是我無法選擇的,但是我可以選擇對待他離去的態度。我選擇接受,對不幸不做激烈反應,不讓它進一步傷害我,不能說這是我主動的選擇,狗的幫助至關重要。但是養狗不正是我的主動選擇嗎,一個很棒的選擇。”

    可以說,2022年情感類散文的書寫維度在進一步拓展,對日常有情的記錄,已經不再局限于身邊的人,體現出更廣義的人文關懷。

    四、思想的微光

    散文可以是閑適的、柔美的、有情的,同樣也可以是充滿力量的、深具思想的、反映現代人復雜經驗的文體。

    在2022年的散文中,李敬澤、雷平陽、劉亮程等作家延續著一貫深具思想性的風格,在對歷史、日常、大地與自我的觀照中,書寫復雜的個體經驗與超脫的思想。這類散文在當下較為少見,他們直面難度的寫作顯示出不和眾囂,獨具我見的一面。也正因如此這類散文散發著思想的微光,顯示出獨特寶貴的價值。

    在2022年的散文創作中,歷史文化題材顯示出強烈的思想性,作家不僅深入歷史現場,同時還跳脫出來展開有深度與洞見的思考。李敬澤的散文創作在當下有很強的辨識度,其散文兼具歷史感與思想性,在對歷史與文化的思考中探尋當下與未來的意義。其自身也始終秉持著散文家的責任,正如他在《面對散文書寫的難度》(《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12月20日)中所言:“文學的散文承擔著責任,就是要通過書寫探測、探討,能夠真實地穿透陳陳相因的東西,真實地書寫自身、書寫這個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散文是承擔著先鋒的、探索的責任。”

    李敬澤的《自呂梁而下》(《十月》2022年第2期)從一出戲《打金枝》講起。這部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千百年來的一種思維定式,那種和稀泥式的穩重、彬彬有禮、“體面”與“理性”。但在民族危亡之際,這樣的“理性”還行之有效嗎?作者在歷史中看到被人稱作“莽夫”的馮玉祥受到周圍“理性”人士的圍剿。后者認為中國太弱了,必須妥協。而馮玉祥堅決認為國難當頭只有打,必須打,打!打到勝利!“歷史站在這高昂壯碩的血性漢子一邊,把那群整潔消瘦、彬彬有禮、體面理性的紳士們掃進了垃圾堆。在危機狀態中,歷史由血氣翻騰的激情和決斷所寫定。”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看到了呂梁這一封閉空間內的青年精神與血氣力量,其背后也蘊含著當下值得人們銘記的歷史思考。

    劉東黎的《“沉睡的地圖在動了”——博物學視野里的西南聯大》(《當代》2022年第3期),以博物學視野介入一段戰火紛飛的歷史。在探訪這段歲月中,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西南聯大師生在動亂時期超脫的思想狀態與心境。“在內外交困的時代里,西南聯大頑強地堅守著與大自然相關聯的價值體系,承載著一種獨特的信息與形質,守護著一種大致恒定的精神。”“西南聯大自然文化價值觀的活力與連續性,聯大學人內心世界的堅韌、豐富與深度,尤其值得后世的教師和學生們分享、學習”,同樣博物學視野也讓我們感受到那段崢嶸歷史中的豁達心境。

    而在《涼山敘事》(四川文藝出版社,2022)中,羅偉章以紀實的方式,深入到脫貧攻堅的四川腹地涼山。該書全景式地呈現出涼山地區的自然生態、歷史文化、民風民俗,也揭示出當前脫貧攻堅工作面臨的阻力與問題。本書的第一章《他們是誰》,提綱挈領式地展示了涼山的歷史與風俗,也奠定了作者對涼山貧困問題的基本態度——理性的批判。我們不能“鎖孔窺人”式地一味批評涼山陋習,因為這樣是對彝族歷史文化與風俗的漠視,要充分了解當地的文化與歷史,在此基礎上移風易俗地進行改造。該書不僅有較為翔實與切身的民俗學、歷史學背景,更注入強烈的人文情懷,體現了他對人民與熱土的關懷。

    雷平陽在《禮拜天的靈魂》(《十月》2022年第4期)中,一如既往地延續著他對于凡塵物象的超脫思考與想象。在這篇文體雜糅的散文里,既有記敘與抒情,又夾雜著智性詩意的想象與形而上的思考。這樣的散文并非是靈光乍現,而更多是一種深思熟慮下的苦吟。

    在《東岸的黃昏》(《鐘山》2022年第1期)中,雷平陽思考自然與大地。他在東岸,一個被城市所遺忘的地方。這里不是純粹的自然。這里充滿著人類廢棄的垃圾與生活的痕跡。這里是鄉村的博物館,是瑣碎人生的大地客廳。雷平陽敏銳地捕捉到自然與現代相互交織的奇異景象:“我們所說的‘大地’,已然失去了它平坦或傾斜的原貌,它混雜了植物芳香、溝底臭味和形形色色的萬千滋味的濕氣正在升騰,泥土因此膨脹,一個個地塊站立起來,以我從未見識過的群島航行般的形象,在我的身邊穿梭,互相依靠也互相撞擊。”在這種怪異交雜的景象背后,彌漫著現代人的無奈與孤獨,大地對于我們來說是如此熟悉又陌生。

    同樣對土地有著深刻思考的是劉亮程,他在《土地上的睡著和醒來》(《廣西文學》2022年第2期)中,思考著棲居于大地上的人對于死亡的態度與理解。在他接觸到的鄉村文化中,人們面對死亡并非是悲傷的、躲閃的,相反是充滿力量與溫暖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死亡正在挽留著逐漸遠去與衰落的鄉村。落葉歸根,離鄉的游子往往還是會將死亡留給家鄉,“家鄉還有一群人在默默地生活,即使再走掉一半人,剩下的人還是要生老病死,那些陪伴生老病死的鄉俗便不會消失”。在劉亮程的散文中我們感受到那種超脫且有情的思想,“死亡依然有其生命,文學要創生出自己的死亡,要創生出生命之后的那個更加隱秘、更加溫暖、更加璀璨、如花盛開的死亡”。

    五、去往遼闊天地

    在2022年的散文創作中,超脫的思想不僅僅體現在極具思想性的散文上,也出現在思考人與自然關系的作品中。這一類作品一方面聚焦于自然生態的變化,反思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合理行徑,顯示出鮮明的生態意識;另一方面則趨向于自然寫作,在遼闊的天地間感受中華歷史之美、自然之美與人文之美。

    整體而言,關乎生態與自然題材的散文,不再拘泥于城市與日常,不再局限于個人的狹小空間,而是在宏偉的天地間,拓寬行走與思考的疆域,感受自然帶給人的思想啟發與精神啟迪。作家將天人之境與物我兩忘的精神熔鑄于筆端,書寫出深具豁達情懷與超脫思想的散文。

    沈念的《大湖消息》(《人民文學》2022年第1期)具有鮮明的生態意識。在這篇節選的文章中,沈念多維度地展現了洞庭湖的生態情況,既包括自然生態中的湖、鳥、風、夜,也揭示了社會生態中對鳥類的保護以及非法的毒鳥行徑。他以細膩的語言描繪著如詩如畫的洞庭湖風光以及湖鳥間和諧的優美場景,同時也懷著深切的憂思去凝視那些暴利驅動下的毒鳥與破壞環境的行為。如他所言:“大自然的和諧、平衡在被打破的極端時刻,我如許多人一樣地憂傷。恢復和諧、平衡,就是守護一江碧水的奧義。”

    除了生態性強的散文外,還有一類散文在自然中領略山河、歷史、文化之美,盡顯自然寫作超脫的思想與豁達大度的情懷。這樣的作品往往具有宏大的氣象與手筆,在自然生態、民風民俗、歷史文化、地理地質等博物視野中進行深度的思考。

    徐剛的《自然筆記》作為《人民文學》2022年的開篇之作,以宏大的手筆、博物志般的書寫展示了自東向西多個地方的生態環境、歷史樣貌與民風民俗。從崇明島的自然生態、動植物情況開始,作者向西一直追溯至長江源。作者懷著對山河的熱愛與真情,回溯長江的源頭。而這源頭“是敞開的,敞開在天地之間,敞開著澄明之境”,同樣讀者也能從中感受到天地江河帶給人的啟發與震撼。

    何向陽的《碧水丹山》(《人民文學》2022年第2期)可謂自然寫作的大手筆。文章內容翔實豐富,介紹了武夷山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地理學、地質學、考古學、生物學的知識全面展示武夷山的丹霞樣貌與動植物情況;同時涉及武夷山的歷史文化生態,主要介紹了朱熹與武夷山人山共老的動人歷程,而朱熹格物致知、實事求是等思想也對中國的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安寧的《行走在蒼茫的大地上》(《十月》2022年第1期)更注重一種個人的經驗感受與行走狀態。她以個人的視角出發,在烏蘭浩特浩渺的草原中,感受萬物流轉的姿態、生生不息的繁衍以及奔流不停的大江大河,在蒼茫的大地上切身感受到個體的渺小,也由此體會到祖先面對自然時的敬畏。

    “文學將作為社會文化之一部分而有力地促進著人們情感認識悄悄地拔節生長,擴大成熟。”[2]在2022年回憶類、日常類、情感類以及關于歷史與自然的散文中,我感受到文學的溫暖以及對人的精神療愈。這對于當下的每個人來說都深具意義。文學是有情的,也更印證現實存在有情的一面。

    與此同時,文學“一方面是現實人生的返照,一方面也是現實人生的超脫”[3],這種超脫集中體現在思想上。一些作家在對歷史與自然的思考中,產生深邃的洞見與思想,這也使得2022年的散文兼具有情與超脫這兩種重要的特質。

    富有思想性的散文需要寫作者直面書寫的難度,做到犀利與辭達,但當下的不少散文仍較為平淡與庸常,缺乏對現實的深度觀察與思考,所以顯得文辭有余而思想不足。如何在寫作中體現散文的思想力量,克服思想的貧血,是當下的散文寫作者需要更多面對的課題。

    注釋:

    [1][美]宇文所安:《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鄭學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3頁。

    [2]南帆:《文學與情感認識》,《南帆文集6:轉折的依據》,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34頁。

    [3]朱光潛:《談美:談文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64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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