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青年寫作一直是文學界熱議的話題；何為“青年”，如何定義“青年作家”，似乎也有著不同的選取標準。不過，正如“現代”概念一樣，“青年”也是一個具有流動性的詞匯，“青年”的定義也會隨時代的發展產生變化。因而，與其討論“青年”所限定的年齡范圍，不如從寫作趣味和精神指向上觀察當下的青年寫作。

“青年”一詞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中一直被賦予超越年齡的更多意義。“百年中國青年的100個關鍵詞”中，“五四精神”“覺醒”“追求真理”“理想信念”等詞匯占據了前排位置。然而，來到當下青年文學的創作現場時，整體性的閱讀體驗卻與這些詞匯甚少重合。迷茫、憂郁、焦慮成為小說彌散的共同情緒，寫作者們不約而同地不再選擇“走出去”，而是選擇“回退”“蟄居”，在一座城市、一個街區甚至一間房間挖掘生活的點滴。這種細節化、碎片化以及不斷“向內轉”的趨勢也被評論界所關注。在近期大大小小的關于青年寫作的研討會上，這一問題被反復提及，而對歷史、經驗和“宏大”的疏離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青年寫作的共性。

不過，關注“局部”，關注城市生活的微小細節，關注各自的具體問題和細密的情感網絡，這種看似“縮圈”的書寫方式，或許正是青年作家們在以自己的方式對時代做出回應。

城市角落與“小人物”的困境

王占黑的小說集《街道江湖》和《空響炮》集中關注上海鄰里街坊的生活，她把目光聚焦在老人、下崗工人、理發師和小商販群體，以鄰居、熟人所組成的社區為切入點，在呈現普通人的生活狀態的同時，凸顯出老社區里的煙火氣和“英雄氣”。表面看來，王占黑的目光很少超越這個熟悉的老舊社區，她所反復書寫的人物，如小花旦、美芬、阿德、李清水等，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們無法逃離時代的裹挾，被迫承受著變革的代價。但是，他們并非不關心歷史，而是已經將歷史內化為生活和情感的一部分。在《去大潤發》中有兩座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建筑，大潤發與寶塔。寶塔是存在于個人世界的私人記憶影像，以飛鳥投塔的意象關聯著空襲的集體記憶，而隨之而來的驚懼和恐怖的情緒，也將毀壞現代人自我保護的外殼。而大潤發則貫穿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動蕩的生活中猶如地標，以溫情的姿態讓“我”得到慰藉。王占黑所塑造的人物網絡，似乎落后于城市文明的發展步伐。在高速發達的現代文明背后，這類落后的老舊街區并不會被認為是城市的代表，但其所承載的一代人的記憶卻不會被輕易抹去。這些老社區的居民們或許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但是也能從“局部”生出普遍性。他們遍布城市的各個角落，也正是他們，這些具備英雄氣概的普通人，支撐起城市發展的摩天大樓。

朱婧的小說集《譬若檐滴》和《貓選中的人》同樣關注日常生活細小的、不為人所知的小事。她曾經以“希望那微弱的聲響在此時能被聽見”來闡述自己的小說創作觀念。因而，在處理具體題材的時候，朱婧所采取的策略是不斷向下和向內，從社會的基本單元入手，以綿密的語言和繁復的意象指向曖昧而模糊的多重可能。《圣女的救濟》《殷公子的愛情》和《那只狗它要去安徽》等小說，將女性的成長與愛情兩條線索相聯系，不斷探索著女性如何在生活的壓力下積蓄起抵御世界的堅韌力量。在《貓選中的人》中，城市人的最佳伴侶“貓”成為主角，以他者的視角重審人類生活的真實。小說在時間向度上依然朝著童年的成長經驗不斷挖掘，將幾代人的情感娓娓道來，以一種冥冥之中的命定之感給了“我”“被選中”的篤定，也讓“我”在親情中尋到不斷前行的力量。朱婧對城市生活的側面的呈現，一方面構造起市民生活的多重的審美風貌，另一方面也將宏大的現實不斷內化，走向一種博大的、人性的共性。

從鄉村出發：逃離或回望

當然，青年作家們的筆觸并非不觸及鄉村。他們從自身出發，尋找著觸碰鄉村的合適角度。

魏思孝長期以鄉村青年為書寫對象，展現他們的空虛和迷茫。在《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中，魏思孝塑造了一群被現實生活圍困的焦慮青年。他們無所事事，在鄉村的劇烈變革中難以尋得自己的位置。近作《詩人》則為文人群體畫像，書寫處于城鄉邊緣的青年進城后的痛楚與苦悶，再次闡釋“詩人之死”的文學主題。不過，小說中出現的“我潛藏已久，現在要浮出水面”描述，似乎暗示了一種更大的可能性。在長篇小說《王能好》中，魏思孝已然開拓了更加廣闊的鄉村圖景，他以攝像機的視角，對鄉村風俗民情進行多角度地挖掘，在人物塑造和風景呈現上都指向了一種更大的可能。

鄭在歡也偏愛以鄉村為寫作的出發點。在《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殺敵》和《團圓總在離散前》三部小說集中，鄉村少年、打工青年成為他重點表現的對象。鄭在歡以駐馬店為基點，一方面表現著荒野墳地的鄉村軼事，一方面也在思考著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

科幻與現實的交織

以科幻、奇幻的方式為小說注入未來感，是青年作家們觸及現實的又一嘗試。

王威廉的小說《潛居》從題目來看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城市青年的生活狀態。小說加入諸多科幻元素，將故事背景拉至科技高速發達的“后人類”時代。當硅膠機器人成為情感的寄托，人們該如何面對“原子”般的生存空間，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顯然，許多人并不滿意這種“潛居”狀態，他們通過銷售舊手機、收聽老歌和保留過去的房間尋求自己與“世界”間的聯系。這些舉動在充斥著比特幣、粉絲、大V的“后現代”世界顯得格格不入。小說中的敬亭終于啟動“琥珀計劃”，潛回水底被淹沒的故鄉，而“我”的目光也終于從硅膠機器人轉向了那個閱讀《紅字》的人類女孩。而在《野未來》中，王威廉則呈現出另一種蓬勃生長的生命力。小說中的趙棟，盡管只是一名保安，但卻對城市和科技文明心懷向往。他選擇頗具科技含量的機場作為自己的工作地，想象著“時空隧道”建成的可能，在工作之余還研究量子物理學，展現出青年自我成長的堅持。趙棟的房間位處城中村的最深處，但他卻從逼仄的“局部”出發，到達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趙棟實踐了影像化時代的比喻，將房間鋪滿連接網絡的屏幕，仿佛深不可測的“黑鏡”，又像是五彩斑斕的未來，指向更多的可能性。

周于旸的《馬孔多在下雨》《鸚鵡螺紋》《子宮移民》《比天之愿》等小說，同樣借助科幻形式打開了未來的多重可能。他在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迷宮、秋千和永動機等奇異的意象，并層層深入，在呈現現代人復雜內心的同時，也打開了一道通往宇宙的大門。

《收獲》雜志曾經發起“文學無界”系列活動，希望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以文學達成自我的豐富和拓展。在現代社會，青年的生存狀態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確定、流動和變化成為每個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他們急于尋求一種確定性和認同感，因而以一個個標簽和“斜杠”強化自己的特點和“圈子”。這一行為一方面是身份認同的焦慮，另一方面也是青年們個性化地參與現實和歷史的嘗試。

帕慕克認為，小說家應該既是“天真的”，也是“感傷的”，在他看來，小說的訣竅就在“能夠在說自己的時候仿佛在說另一個人”。當下的青年寫作，也在探索著從個人向他人、從局部向整體乃至“無界”的實現路徑。相信青年作家們從個體和“局部”、從細節和碎片出發之后，能夠找到與歷史對話的個性姿態，在人工智能和ChatGPT的包圍下，以文學的想象力尋求突圍的可能。

（作者為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