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一早來到校經處，同學們已放假，趙啟蒙君仍在用功。他問我，《永樂大典》引用《史記》，會不會用的是幾部殘書，因為《大典》引用的《史記》似乎是拼湊的，并非單一版本來源，從明初的《文淵閣書目》看，《史記》幾部大都是殘的。這引起了我的聯想。

《禮記注疏》我們常用的是清代嘉慶間阮元在南昌刻印的本子，當時稱重刊宋本，其實底本是元代福建刻印的，而且書版保存到明朝中期嘉靖年間，南方多雨，書版不免朽蠧，刷印時就要清點版片。朽壞不能用的，就要刻一塊新版替換下爛版，再來刷印。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藏的《禮記注疏》是元刻本，明正德年間修版刷印的。這個印本上有許多墨丁，有的成片為黑色。例如《大學》篇最后幾頁就如此。到了嘉靖年間又對版片進行了整理修補，正德年間沒有抽換的版片又抽換了一些，而正德年間抽換的版片留下墨丁的，嘉靖修版又補上了少量的文字。阮元依據的底本就是元刊明代正德、嘉靖遞修刷印的本子。那個遞修本，還有傳世的。《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刊明修本《十三經注疏》，大抵就是這個明代遞修的版本。我們看其中的《禮記注疏》仍有許多的墨丁，或者黑塊。可見明代補版，僅就爛版刷印的本子再寫樣上版雕刻，看不清楚的地方就留下來不下刀刻，刷印出來就是墨丁。這種墨丁估計是考慮將來找到全本，可以補刻上缺字。我們比對《大學》篇最后幾塊版，可以發現嘉靖補版時確實補上了少量缺字，不過大量墨丁依然如故。福建的書坊條件不佳，可以理解。

明代嘉靖年間福建來了兩位喜歡學問的官兒。一個是“提學”江以達，一個是“巡按”李元陽。他們發現舊版一再補修，實在不能用了，就籌集資金重新雕刻了一套《十三經注疏》，歷史上稱為閩本。據江以達寫給霍韜、蔡昂的信，當時江以達努力搜集善本加以校勘，然而閩本《禮記注疏》還是沿襲了元刊明代嘉靖修版的大部分墨丁，只有少量補刻的文字。

明代萬歷年間，《十三經注疏》的出版工作登上了皇家最高出版機構北京國子監。北監本《十三經注疏》刊刻的工藝很精，它的底本是閩本，而且改正了閩本的一些錯誤。就《禮記注疏》來看，仍然沿襲了閩本的缺文，不過把墨丁改成了空白，也就是在工藝上，把書版上缺文的部分挖下去了，不再讓它突出，刷印時不吃墨，就成了空白。當然北監本也補上了少數閩本的缺文。明代崇禎年間蘇州府常熟縣的藏書家毛晉重刻了全套《十三經注疏》，它的底本是萬歷北監本。毛本《禮記注疏》沿續了北監本的大部分空白，值得注意的是，毛氏補上了少量北監本的缺文。到了清康熙年間，北京國子監仍然用明萬歷北監書版刷印《十三經注疏》，書版剝蝕，印本文字粗，版面臟，已漸漸不宜再用了。乾隆初年，武英殿精心重刻了《十三經注疏》，全部加了斷句，每卷附有“考證”，說明校訂訛誤的情況。然而《禮記注疏》卻延續著北監本的空缺，殿本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補上了一小部分缺字，有的補缺根據的是毛晉汲古閣本。在我們一般人看來，北京國子監、武英殿那都是朝廷的文化機構，而毛晉汲古閣是當時有名的藏書家，他們為什么找不到一部文字完備的《禮記注疏》？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古人得書比我們想象的難！

到了乾隆年間形勢發生了改觀。惠棟找到了南宋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禮記正義》，這是著名的宋刊“八行本”，文字基本完整，而且錯誤少，惠棟作了詳細校勘。一些人根據惠棟的校勘成果補充改正了主流版本的缺文誤字。再一個是乾隆后期和珅找到南宋福建劉叔剛一經堂刻的《附釋音禮記注疏》，這個宋十行本是元十行本的祖本，文字基本完整。和珅把這個本子“影刻”出版了。大家想想，在讀者面對萬歷北監、崇禎毛氏汲古閣、乾隆初年武英殿這些大量缺文的通行本時，和珅的翻刻宋十行本，是多么可貴！

嘉慶年間阮元在南昌刻《十三經注疏》，它的底本是元刊明正德嘉靖遞修本。阮元號稱明知其誤亦不令改，只在校勘記中加以說明。面對大量墨丁的《禮記注疏》，阮元也是無可奈何，只能依據惠棟校宋八行本、和珅影刻宋十行本予以補刻。我們看阮元刻本，缺文已經補全了，每卷附有詳細校勘記，惠棟的校記大量被引用，這就可以說煥然一新了。

我和趙啟蒙花了一兩個小時重新檢對了宋元明清各個版本，把這個前人已經認識到但又沒有詳細描述的現象寫下來，是想告訴今天的讀者，古人得書之難，出乎我們的意料。在那種困難條件下，幾乎每次重刻版都努力做了校勘工作。我們今天見到文字齊全的宋刊八行本、和珅影刻宋刊十行本，毫不費事，是我們這個時代帶來的幸福，我們要珍惜這個時代，利用好這個條件，把古書校勘整理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