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那天我下了班，路邊等202，車沒停穩，人們便圍了過去，我站到旁邊點支煙，等下一趟，快抽完時一輛皮卡響兩聲喇叭停在我旁邊，我瞧過去，振海從駕駛室探出身子。

“上車。”他喊道。

振海是我以前國營鋼廠的工友，他開吊車，我用對講機指揮他往哪兒下鉤。

下工后我們常到大排檔喝扎啤，振海總是一邊喝酒一邊罵。遇到長假我們會去南部山區釣魚，帶上帳篷，一釣兩三天，釣到大魚就找個農家樂，讓廚師把魚燉了，炒幾個菜，再喝個痛快。

前年他去了威海，他老婆于英在威海一個造船廠當文員，辦公室在岸邊一艘壞掉的船上。

振海離開濟南前一天，我們幾個工友在“老地方”給他餞行，菜吃得差不多了，酒還不停上桌，開叉車的毛頭慫恿振海和于英離婚，留在濟南，其他人跟著起哄，我們不希望振海離開，他是個實在人，大家都愿意和他做朋友，特別是我，我覺得我工作離不開他。

那天振海醉成一攤爛泥，我和毛頭送他回家，門口停著那輛皮卡，尾箱裝滿了行李，一塊綠色帆布蓋在上面，幾條尼龍繩把四角拴得結結實實。

振海離開沒多久我也不干了，陸續換了幾個工作，前一陣在汽配城找了個活兒，目前還在適應階段。

“這是要上哪兒？”

“回家啊。”我說，“還能上哪兒？”

“回家？”他嘿嘿一笑，“對不起，你今天回不了家了。”

振海告訴我他是上個月回來的，在一個鋼構廠開200噸，他給于英打電話，說我要上家里吃飯，讓多炒兩個菜。

“太麻煩了吧？”我說，“隨便找個地方得了。”

“少廢話，知道你什么意思。”他笑著說。他腮幫子寬而結實，胡子刮了，年輕不少。

我還記得上次送振海回去，于英讓我和毛頭“扔他到街上去”。

“你放心，”他說，“她現在不管我。”

“真懷念咱們并肩作戰那段日子！”他說，“鋼廠沒咱多少人了吧？”

“廠子早晚要毀在那幫雜種手里。”我說。

“想開點兒，抱怨不解決問題。”他沒接我話，“我這兩年的變化就是心態平和了。”

“你號碼怎么是空號？”他說。

我說換了號，手機還掉水里了。

“我有孩子了。”振海說，給我看錢夾里的照片。

“男孩，快一歲了。”他說，“你們呢，有孩子了嗎？”

“快了。”我說。

于英像是變了個人，神采奕奕，穿著打扮時尚了許多，胖了些，更好看了，她對我很客氣，不僅主動倒酒，還敬我一杯。

客廳有個櫥窗，整整齊齊擺著樣品，盒子上寫著“除嬰幼兒外一切人群皆適用”，櫥窗顯眼處放著一塊金燦燦的“明日之星”獎牌。

我問孩子在哪兒。“于英她爸媽幫我們帶。”振海說，“等大點了再接回來。”

“沒辦法，”于英說，“如果哭一晚，第二天我們都上不成班。”

振海點點頭。

“振海，什么時候把你那些哥們兒全叫到家里來。”于英說。

“他們不喜歡來家里。”振海說。

“外面怕你們吃得不衛生。”她看看我說，“家里酒管夠。”

“兩碼事兒。”振海笑著看我一眼。

“我把吃的給你們弄好就走還不行嗎。”她說。

“有這話就夠了。”我敬了她一杯。

走時振海送我到小區門口，我們互留電話，約了改天再聚。

回到家，屋里放著歌，邱靜正打掃房間。邱靜在一家商場賣化妝品，她喜歡打開電視調到音樂電臺，一邊聽歌一邊做家務，會唱就跟著唱，不過最近會得越來越少。

我跟她說今天遇到了振海。

“這下你開心了，”她拖把伸過來，用力推開我，“頭號酒友又回來了。”

“你干嗎？”我看著她。

“真不知道你為什么那么喜歡喝酒。”她說。

我沒說話，感覺她有點不對勁兒。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什么樣。”她用力拖地，“我只知道你一回家就很不開心。”

“我受夠了。”她抬起頭看我，眼里噙著淚水，她把拖把扔到一邊，伏在餐桌上哭起來。

最近邱靜情緒出了些問題，動不動冒出一些消極的詞，說她討厭做愛，想淹死鄰居哭鬧的嬰兒，要和我同歸于盡，還抽起了煙。

那天她在商場衛生間給我打電話，不說話，只是哭。我聽她哭了整整兩分鐘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最后她說沒事，把電話掛了。

我認識邱靜的時候她正為一段戀情所累，那人比她大整整二十歲，離過一次婚，是個卡車司機，有一輛按揭的“東風”，跑濟南到上海那條線，邱靜父母極力反對，說他給不了邱靜幸福。

那人長了一張“不走運”的臉，很多人長著那樣的臉，邱靜給我看過他照片，她手機里他們的合影。

邱靜還是順從父母意愿，打電話和他說了分手，說得堅決無情，我甚至有點同情他。

分手沒幾天，那人在張家港出了車禍，胳膊斷了，貨被附近村民哄搶一光，他在醫院給邱靜打了個電話，邱靜有些動搖，買了張當晚去張家港的火車票。我跟她說，那是同情，不是愛，你給他希望只會傷他更深，她才把票給我。

“我是不是很殘忍？”她哭著問我。

我握著她的手，告訴她一切都會過去。

一年后那人從黃河大橋跳了下去。那時候我和邱靜結了婚，知道這個消息她難過了幾天，還說過類似“如果當初我去了張家港”的話，不免讓我擔心，有的人就是如此，喜歡主動背負責任，責任成了生活根本，大街上我從沒見過一張輕松的臉。

我坐在邱靜身邊，等她恢復正常，我撫摸她頭發，希望讓她好過一點，我喜歡她那頭烏黑發亮的長發，有股森林的味道，晚上我要是聞不到這味道一定會失眠。

“我想忘掉那些標價簽。”她哭著說，“只要一閉眼，那些東西就像海水一樣往我腦子里灌。”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她看著我，“我要瘋了。”

“你只是最近壓力太大。”我安慰她，“好好休息幾天，別去想工作，很快會好的。”

她沒說話。

“過幾天我們去日照玩。”我說，“坐快艇，游泳，沙灘上曬太陽，我們可以住海邊旅館，推開窗能看見海那種。我知道價格合適的地方。”

她還是沒說話。

“或者去草原騎馬。”我又說。當電視機換成電臺模式，電視畫面會變成草原風光。

“你想去騎馬還是去游泳？”

“騎馬。”她說，淚水還掛在臉上。

“那還不簡單，下個月去內蒙古。”

“可我早沒假了。”

“請病假。”我說，“到時候我幫你搞張住院證明，你想要腎結石還是闌尾炎？”

“再說吧。”她去衛生間洗臉，“我要睡了。”

我關掉電視，枯坐在沙發上又喝了幾罐啤酒，剛才的事讓我清醒了許多，我不喜歡清醒的感覺，尤其現在。

第二天，生活歸于平靜，也沒人再提騎馬。

我原本以為至少可以平安無事地度過這星期，沒想到周五晚上，差點又吵一架。當時我們在看央視六套的一部電影，那是個愛情故事，女主角懷上了前男友的孩子，最終還是得到了幸福。

“外國人懷孕照樣抽煙喝酒。”邱靜說，“而且她們好像不坐月子。”

“人種問題。”我說，“非洲人也不坐月子，你可以調查一下韓國和日本，朝鮮人要是不坐月子那是因為沒條件。”

她白我一眼。

“那孩子是她全部麻煩的原因。”電影看完，我像往常一樣分析總結道。

“也是你每次戴兩個‘套’的原因。”她說。

“我們情況和他們不一樣。”

“別緊張。”她說，“你知道我不喜歡孩子。”

“你沒必要說反話，”我說，“邱靜，咱倆用不著這樣。”

“用不著哪樣？”她看著我。

振海的電話救了我，叫我明天去他家燒烤，叮囑我一定要帶上邱靜，他說于英想見邱靜很久了。

“我不去。”她說。

第二天我們睡了個午覺才出門。

“今天是世界燒烤日。”我拍著巴掌，想提前調動起大家的情緒。

“天氣預報說今天有暴雨。”邱靜說，她跟同事換好了班。

“天氣預報你也信？”我說著往窗外看，萬里無云。

“要不要買點什么？”邱靜問。

“不用。”我說，“振海是自己人。”

“不好吧，我可是頭回去。”她說，出門前她仔細化了妝，她曾經明確表示過，我那些朋友里只愿意見振海。

“那有什么關系，”我說，“我罩著你。”

“德性。”她說。

振海家在城南郊，我們坐上一趟直達他家的公共汽車，過去我就是坐那趟車和他匯合，再一起開他的皮卡去釣魚。

那是個歐式風格的小區，下了車，邱靜在水果店買了些水果，從“凱旋門”進去。小區綠化不錯，一樓住戶都有個籬笆圍著的小院兒，每個院子都被主人精心照料著，有的種滿蔬菜，有的是一片花草，還有個院子，種著好幾棵櫻桃，枝頭上掛滿了泛紅的果子。

“我也想有個這樣的院子。”邱靜說。

“你想種什么？”我問。

“想搭個葡萄架。”

“振海家就有。”

“真的？”她說。

遠遠就看到了振海家的葡萄架，枝繁葉茂，藤蔓鋪得滿滿當當，振海在葡萄架下切肉，于英把切好的肉穿到竹簽上。

“振海。”我喊。

“快進來。”于英推開院門，“剛還和振海說你們是不是快到了。”

“這是邱靜。”我說，“這是于英，你得叫姐。”

“真漂亮！”于英說，“李威，你娶了個漂亮老婆。”

邱靜臉有點紅。

“這是振海。”我說。

“你好。”他對邱靜說。

“我們來晚了。”邱靜說，“沒幫上忙。”

“沒多少活兒，你們隨便坐。”于英把裝滿肉串的盤子端到炭爐旁，炭火燃得正旺，“可以開始了。”

“我幫你。”邱靜說。

“好啊。”于英說，“一起。”

我和振海坐下來，剛喝完一罐，烤串就端了上來，香氣撲鼻。

“來點飲料？”于英問邱靜。

“謝謝。”邱靜說。

邱靜烤的雞胗外焦里脆，大受歡迎，“還有誰要？”她問。

我和振海舉手，于英也說要，我囑咐邱靜多放點辣。

“你運氣不錯。”于英說。

吃得差不多了，我和振海開始專心喝酒。

“再來點兒？”于英看邱靜杯子空了，拿起橙汁問她。

“我喝啤酒。”邱靜把杯子朝我一推。

“我來。”于英說，她拿過邱靜的杯子，涮涮，倒上啤酒。

“干一個。”于英舉起橙汁說。

邱靜把啤酒干了。

“女中豪杰。”振海朝邱靜豎起大拇指。

“跟他學的。”她看我一眼。

振海從兜里拿出煙，給我遞一根。

“小時候我家也有個葡萄架，”邱靜說，“白天我和小伙伴在下面做作業，跳皮筋，晚上一家人納涼，聊天。”

“每年還都有葡萄吃。”于英說。

“葡萄熟了我們能來吃嗎？”邱靜看著頭上一串串小葡萄。

“到時候我給你們留著。”于英說，“你倆必須來。”

“真好。”邱靜倒上酒，“英姐，敬你一杯。”

于英端起杯子，“我只能喝這個，我喝不了酒，”她說，“一點兒都不行，酒精過敏，一喝身上就起紅斑，跟世界地圖一樣。”

“沒事兒，”邱靜說，“你喝飲料。”

“她確實不能喝酒。”振海對我說。

“有時候也免不了，”于英放下杯子說，“還記得剛畢業那陣參加個面試，就在酒桌上，每人面前擺三杯‘二鍋頭’，經理說誰能連干三杯就用誰。”

“那時候還不認識她。”振海說，“不然肯定不讓她去。”

于英看他一眼，接著說，“那兩個一點兒沒猶豫，把三杯干了。男生喝完，直接趴桌上了，女生喝完，滿臉通紅，一會兒笑，一會兒哭。我知道自己不能喝酒，可那時候真的很需要工作，只好硬著頭皮喝了一口，轉過身就開始吐，回去難受了好長一段時間，從那以后就滴酒不沾了。”

“誰得了那工作？”我說。

“不知道，”于英說，“我把女生送回家就走了。”

“那么操蛋的工作不干最好。”振海說，他把煙灰往空酒罐里彈。

“什么工作不操蛋？”邱靜說，“上個月店慶，全場六折，我們開單開得手忙腳亂，全都瘋了。”

“可以想象。”于英說，她認真聽著。

“可一千塊的東西，打六折也是六百啊。”

“很正常，”我說，“人和人本來就不一樣。”

“你生氣的可能不是這個，”于英說，“你氣的是就算付出再多，也得不到公平回報。”

邱靜看著她。

“有時候只是沒選對方向，”于英說，“方向錯了，走得越賣力，錯得越遠。”

“是那樣，”邱靜說，“可我沒方向。”

“你能看到二十年后還是這樣，今天不過是重復昨天，你覺得在浪費生命。”

邱靜點了點頭。

“我以前在船廠工作，”她說，“跟你情況一模一樣。”

“你是怎么改變的？”邱靜說。

“事業。”她說。

“對了，”邱靜說，“忘記問你做什么工作。”

“與其說推銷不如說是分享，我們分享的不僅僅是產品，更是一種生活理念。”

邱靜看著她。

“陽光、積極，讓人幸福、家庭和睦。”

邱靜看我一眼。

“同時還能掙錢。”于英說。

“他們總開會，沒完沒了，”振海點了支煙，“就這點不好。”

“開會是必要的，同事間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幫助，鼓勵。”于英說，“我們像親人一樣相處。”

“那種感覺一定很好。”邱靜說。

“跟誰都親熱。”振海說，“不嫌累。”

我和他干杯。

“別理他們，兩個俗人。”于英轉向邱靜，說要介紹一位偉大的導師給邱靜認識，她告訴邱靜那位臺灣來的導師幫她找到了人生真諦。

“你只需要去一次，聽聽她說些什么，”于英說，“說得對不對，有沒有道理，你可以自己判斷。”

我沒再聽她們說話，和振海聊起釣魚，他說在威海的時候偶爾會去海釣，一下午十幾條。

“不過和釣淡水魚感覺完全不一樣，”他說，“釣淡水魚才有成就感。”

“海魚蠢得要死，”我說，“傻子都能釣上來。”

“我喜歡釣鯉魚，鯉魚最不好對付，小時候經常跟我爸去湖里釣，竹子做的魚竿，我爸拿玉米釣，我用蚯蚓，我只能釣上來一些小魚小蝦。”他說。

“想釣鯉魚最好用玉米，很考驗耐心，魚漂兒半天不動一下，只要動了，保證是大魚。”他接著說。

“給你講個故事。”我說。

我跟他講了件我小時候釣魚的事。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九歲，那時候我爸在貴州迷霧河林場工作，他一半時間伐木，一半時間搞養殖，我媽也在林場工作，只搞養殖，我在永義上學，平時住爺爺家，只有寒暑假才去林場生活一段時間。

林場在大山深處，那里沒有游戲廳、旱冰場，沒有閉路電視，還經常停電，附近只有一家小賣鋪，冰柜里的冰棍兒沒一根是保持原狀的。

林場的星空很漂亮，在那兒我第一次看見流星，我問我爸那些星星閃一下就看不見了是怎么回事，他說那是星星燃燒后消失了，我不理解消失是什么意思。

“沒了，找不著了。”我爸不厭其煩地解釋。

我爸媽很忙，白天多數時間我一個人在家，周圍沒有和我同齡的小孩，我總是獨來獨往。

那個暑假，我過夠了無所事事的日子，一天下午，決定干點兒不一樣的。我從牛糞堆里挖些蚯蚓，拿上魚竿和水桶，去了小河邊。

天很熱，烈日高掛空中，沒風，樹木低垂著，大地散出熱氣烘烤小腿，火辣辣地疼。

路上沒遇到別人，遠處只有兩個抓蜻蜓的小孩，似乎笑著，鬧著，可我聽不到一點兒聲音。

我從沒一個人釣過魚，以前都是跟我爸去的，我喜歡守著水桶，看魚仰在水面大口大口呼吸，能看一下午。

我邊走邊回想我爸是怎么做的，不由自主加快了步伐。

走到河邊我才發現自己可能不是真想釣魚，河里也看不出一點兒有魚的樣子，我找處樹蔭把東西放下，坐那兒發了陣兒呆。我在想爸媽此刻在哪兒，他們不在我身邊時會不會是不存在的。

我想清楚了這個問題，開始準備釣魚。我把一塊平整的石頭搬到河邊當凳子，給魚鉤掛上蚯蚓，蚯蚓比魚鉤長，多出的半截來回掙扎，我覺得很好，容易引起魚注意。

下了鉤，魚漂兒剛穩住就沉了一下，連忙把竿提起來，半截蚯蚓還在扭，也許是眼花，我又把鉤扔進水里，認認真真盯著水面，很快魚漂兒又抖了兩下，連忙起桿，蚯蚓完好無損，它在試探我，這回我打算等到魚漂兒至少一半沉水里才動手。

我把鉤再扔下去，魚漂兒還是像剛才那樣輕輕動著，我告訴自己耐心一點，水底下有個狡猾的東西，等了好一會兒，依舊如此，我找了個時機提竿，還是什么也沒有，半截蚯蚓卻不在了，我氣急敗壞，把剩下的蚯蚓往外面移，剛好遮住鉤尖，我發誓一定要把這家伙釣上來。

這回魚漂兒變安靜了，一動不動，我眼睛不眨地盯著，天氣太熱，盯一小會兒就開始犯困。

終于我看到魚漂兒細微地抖動兩下，接著猛一沉，整個鉆進水里，我連忙提竿，手上感覺到的力量讓我大腦瞬間充血，情不自禁喊了出來，聲音未落一條巴掌大的鯉魚拎出了水面，它在空中擺著尾巴，渾身泛著金色的光。

我把它取下來，拿在手里，它像黃金做的一樣，每片鱗甲都那樣完美，我興奮地環顧四周，想知道還有誰看到了如此精彩的一幕，我沒找到抓蜻蜓那兩個小孩，只看見一個人從小路朝我走來，看不清他的五官。

我把魚裝進褲兜，轉身去提水。

河道上有個幾米高的瀑布，我心想瀑布的水最干凈，剛把桶伸過去，像是被誰用力拉了一把，我一頭栽下去。

我掉進一個巨大的漩渦。那時我還不會游泳，我跟著漩渦轉了好幾圈，到了潭底，覺得我正在死去，這時看到漩渦外，有個模糊的人影。嘿，我跟他打著招呼，見到你真好，你讓我明白了一些問題，很重要的問題。

“怎么說呢，很快我平靜下來，”我說，“我準備好了去死，我知道不合常理，可當時就是那樣，我等著他們。”

“后來呢？”振海看著我，“那人救了你？”

“漩渦把我甩了出來，水流把我沖到淺灘上。”

我艱難爬起身，一抬頭，刺眼的陽光讓我一陣眩暈，差點兒又栽進水里。那人站在岸上，手里拿著一根長樹枝，他的臉像是蠟熔化后又凝固了一樣，我有點恍惚，等他走遠，才回過神兒，摸摸褲兜，魚沒了。

振海神情凝重起來。

這事我沒敢跟爸媽提，那天我在河邊晾干衣服才回家。

“這事不簡單。”過了一會兒，他說。

“什么意思？”我看著他。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經歷。”他說，“我早說過你不是普通人。”

“你以后肯定會有大出息。”振海看著我，又看了下于英，她們剛剛進屋參觀了櫥窗，于英說著什么，邱靜頻頻點頭。

“你得隨時做好準備，我預感著時機差不多要到了。”振海跟我干杯。

那天我喝了不少，邱靜一反常態沒攔我。

晚上我們打車回家。邱靜挽著我的手，跟我商量辭職的事，她另一只手抱著一袋樣品。

“這是個機會。”

“什么機會？”

“我的機會。”

“再考慮考慮。”我說。

“考慮什么？”她說，“于英做一年就拿了明日之星，你覺得我會比她差？”

我握緊她的手，過了一會兒，她望著車窗外黑壓壓的云，說：“要下雨了。”

車行駛在渾濁空氣中，上高架那幾個圈繞得我頭暈。

遠處一輛警車無聲地閃著警燈，我們和其他車一起堵在高架上，司機熄了火，點上煙。

“想吐。”

不知過了多久，聽見一陣警報聲，越來越遠，邱靜說：“怎么辦？車走了。”

我想回答，嘴張不開。無數鐵落在身上。

失去知覺的剎那，一個巨大的旋渦出現在面前。我被一股力量推著，向它靠近，旋渦里似乎有什么東西。

越來越近，我認出了他，依舊那副天真模樣。

他看著我，旋渦外的我。

宋迅，小說作者，2013年獲臺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新人獎，作品見于《山花》《青年作家》《十月》《收獲》《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