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既開展了堅持不懈的實踐探索，也進行了返本開新的理論創新，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作為我們黨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它蘊含著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精髓，彰顯了我們黨高度的文化自覺與使命意識。

在如何看待自然方面，我們實現了由“天人合一”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維躍遷。“天人合一”是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主導性思維與核心理念。《易傳》有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古人早在先秦時期已從德性角度闡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即具備一定自身修為的君子當與天地自然相參相合。其后，無論莊周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抑或惠施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實際上皆側重在統一性層面言說人與自然之有機關聯。之后歷代思想家無不接續這一元典意識，西漢董仲舒提出“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北宋張載主張“民胞物與”說，明代大儒王守仁倡言“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歷經數千年的重溫與闡釋，“天人合一”如同文化基因般浸潤于中國社會的深層肌理之中。

積薪而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處理自然與社會諸問題時，提出了更為宏遠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主張，并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加以貫徹落實，實現了對“天人合一”思維的傳承與發展。立足文明興衰、永續發展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黨中央在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秉持科學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的理念，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在豐富多樣的實踐基礎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主張克服了“天人合一”理念缺乏邏輯上明晰性和指代上確定性之不足，從而深化了生態文明的內涵與價值。

在如何利用自然方面，我們完成了由“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升級。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古人曾有樸素認知。《禮記》中有過“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的記載，《國語》中更指出“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將自然萬物視為財富淵藪，可見古人對于自然的認知極為直接。與此同時，伴隨著生產的擴大、汲取方式的多元，古人亦逐漸意識到一味向自然索取的惡果，如《淮南子》即認為倘若“焚林而獵，燒燎大木”，則“山無峻干，林無柘梓”，此“下殄地財”。至清代中后期，因為人口墾殖的急劇發展，人與自然關系趨于緊張，士大夫汪士鐸發出“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的慨嘆。客觀而言，傳統中國已深刻認識到保護自然與維護生存的重大關系，也提出了不少舉措，但很難從系統思維與可持續發展的高度破解這一難題。

基于卓有成效的地方實踐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人與自然唯有協調統一才可永續發展，它繼承傳統中國將自然資源看作是生產力重要組成部分的理念，進而把對自然資源經濟價值的認識提高到關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高度。圍繞這一重要理念，黨中央將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作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強調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調整優化；反復強調堅持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持續深入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力主完善支持綠色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和標準體系……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的當代傳承和深入發展，是對古代樸素的生態理念和歷史實踐的綜合性重塑與整體性超越，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生態文明領域的深刻體現。放眼未來，深入提煉與總結蘊含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傳統文化基因，并因時因勢推進實踐、制度與理論創新，依然是一項任重道遠的關鍵任務。

（作者：王學斌，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