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文藝，真正與人民這個歷史創造者內在而緊密地聯系起來，由此開啟中國文藝發展歷史的新紀元，是中國共產黨人登上歷史舞臺創造的劃時代的重要成果之一。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系統地闡述了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并對革命文藝的性質、作用與任務等進行了全新的論述。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這一重要論斷闡明了新民主主義文藝的本質屬性，也為此后的文學藝術的發展確定了行進的路向。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80多年。這么多年來，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

進入新時代以來，高度關懷文藝事業的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文藝工作發表重要講話。這些講話結合當下中國的具體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黨對于文藝事業、文藝規律的認識與把握，尤其是有關“以人民為中心”的論述不斷豐富與深化，把對文藝與人民之關系的認識提升到了新的理論高度。《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為了使“為人民”在各個環節都落到實處，真正實現“以人民為中心”，他在《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滿懷期望地論述道：“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藝術的最高標準，創作更多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讓文藝的百花園永遠為人民綻放。”在這次重要講話中，他還提出“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等重要論斷。這些重要論述，反映了黨對新時代文藝工作的新要求與新希望，也凝結了文藝創作實踐與文藝事業發展的重要經驗，值得我們結合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和當下文學的實際，在深入領會其精神實質的基礎上，去認真貫徹和切實踐行。

人民立場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

人民群眾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自然也是文藝表現的主體，是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

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認為，文藝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由社會存在而決定；而人民群眾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自然也是文藝表現的主體，是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因此，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理應反映各個歷史階段尤其是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群眾的理想與實踐。因此，人民性是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本質屬性，人民立場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為此，圍繞著“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兩個重要問題，毛澤東由列寧的“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觀點出發，提出要在這樣的基點上明確我們的文藝方向與服務對象，即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大眾”，“為著人民大眾”。他對“人民大眾”的概念作出了如下闡釋：那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即“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向文藝工作者提出在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轉移“立足點”的問題，并充分認識到社會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要求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同時，要正確把握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既要認識到“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又要更加重視目前條件下的“更為迫切”的“普及工作的任務”。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一段時期，由于我們黨在對于國情的認識與判斷上出現偏差，“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受此影響，文學的發展也呈現出時起時伏的狀態。但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和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及在60年代初期，以周恩來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為代表的糾偏努力，使得文藝創作在面對社會現實和服務人民大眾方面，都較前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文革”十年，萬馬齊喑，走出“浩劫”，百廢待興。在乍暖還寒之際，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79年在京舉行，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向大會致祝詞。他在肯定文藝工作的顯著成就、贊許文藝工作者的突出貢獻的同時，著重就文藝的方向與路線、方針與政策進行了精要的論述。他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市場化、全球化的影響，文藝領域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在這期間，先后召開多次文代會、作代會，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代表黨中央發表的重要講話，都以對人民性的文藝路線的高度強調和深刻論述來引領文藝發展。江澤民在講話中指出：“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充分認識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意義，充分認識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充分認識人民群眾對文藝發展的基本要求。”胡錦濤在講話中強調：“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之中。人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文藝創作的豐厚土壤和源頭活水。”這樣一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要論述，使廣大文藝工作者在不斷新變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中堅定了方向，保持了清醒，增加了定力，也使得這一時期的文藝事業繼續在“為人民”的大道上闊步前行。

從1942年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藝為人民大眾”，到1980年《人民日報》社論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再到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的“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在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進程中，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文藝的人民方向、人民屬性的論述與論斷，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時期文藝工作的發展與繁榮，又深刻地總結了不同階段文藝工作的豐富實踐與基本經驗。它的適時調整與逐步演進本身，就是黨對文藝工作的認識與把握、組織與領導不斷切近規律、走向科學的過程。這也使得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多年里，雖然遭到許多干擾和面臨各種挑戰，“人民立場”始終是當代文學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有力地保證了文學創作的不斷前行和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

人民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

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甚至不僅僅是有關作家創作的文藝問題，而且也是一個事關文學藝術的走勢和方向的問題

在文藝與生活的關系問題上，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多個角度進行了充分的論述，提出了科學的論斷。其中指出：“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許多文學大家都有類似的屬于至理名言的精彩論斷，要言不煩地闡明了文學與生活的內在關系。比如，魯迅曾說過，“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我以為文藝大概由于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毛澤東是從文藝的起源的基點上來說，魯迅是從創作的發生的視角上來看，角度不一，各有側重，但都強調文藝出于生活的道理。這是規律之論、經驗之談，也是為豐富的文學實踐所不斷證明的根本原理。

在“十七年”間，文藝創作在政治化的社會背景和風風雨雨的歷史進程中，總能有所進取、有所收獲，原因就在于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們，牢記生活是創作之根、人民是文學之本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融化于自己的創作實踐之中。當時的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中，以“三紅一創”（《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等為代表的經典性作品，主要集中于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現實題材兩大領域，原因就在于當時正值年富力強的作家在“充分地占有生活”和“在創作中葆有人民性”兩個方面，都有著獨步一時的突出優勢。吳強、梁斌、杜鵬程、周立波、曲波等作家，經過了戰爭的考驗與戰火的磨煉，對于革命戰爭的人民性、革命戰士的英勇性，都有著身臨其境的切身體驗和深刻體會。他們立足于豐富的經驗與深刻的感受，首先“寫自己最熟悉”的，其次是在此基礎上再作典型概括與藝術提煉。可以說，他們是從艱苦的戰爭與戰斗生活中摸爬滾打出來的，而他們的作品是實實在在地從他們的血管里流淌出來的。另有一些作家，從根據地時期起，就以介入農村工作的方式深入農村生活，長期“泡”在火熱的生活之中，尤其是變動的新生活之中，目睹了農村的新變，深刻了解農民的心理，如趙樹理、馬烽、柳青、西戎等。他們是有著農村背景的知識分子，寫作農村題材，他們駕輕就熟，而且有話可說，并以文學的樣式為新農村生活造影、為新農民形象代言。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新時期，文學領域在進行理論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的同時，能在短時期內由“傷痕文學”開啟創作上的復蘇，也是因為作家藝術家直面新的生活現實，關注人民的精神狀態，注重文學創作與時代情緒的聯系與互動。當時，以《傷痕》《班主任》為代表的小說創作，以《于無聲處》《丹心譜》為代表的話劇創作，在拉開“傷痕文學”序幕的同時，也讓文學與藝術作品接觸到地氣、觸及到人心。當時的文學批評在評說“傷痕文學”時，有兩位重量級評論家所說的兩句話就很能說明問題，這就是朱寨的“從生活出發”，陳荒煤的《傷痕》“揭示了人們心上留下的傷痕……也觸動了文藝創作上的傷痕”。這樣兩句話的意思，其實也是當時文藝界人士共有的心聲的表達。此后的文藝創作，就是憑借著“生活”和“人民”這樣兩個基本點，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尋根文學”，開始了一個主潮接續一個主潮的波瀾壯闊的持續演進，并以日益走向多樣性和多元化的豐富發展，再造了當代文學的新輝煌。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甚至不僅僅是有關作家創作的文藝問題，而且也是一個事關文學藝術的走勢和方向的問題。

豐富的生活經驗是創作的首要條件

面對這樣的沸騰現實、火熱時代，作家藝術家只有真正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獲得豐沛的生活體驗，把握跳動的時代脈搏，才能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

文藝創作需要多種條件，最為重要的，是扎實的生活積累和豐富的生活經驗。

毛澤東在1938年4月的《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談到“中國近年來沒有產生偉大作品”的問題時，特別指出：“我們的許多作家有遠大的理想，卻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不少人還缺少良好的藝術技術。這三個條件缺少任何一個便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在這里，他把“豐富的生活經驗”放在首位，接著以《毀滅》和《紅樓夢》的細節描寫為例，進一步論述了生活對于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事非經過不知難，每每一件小事卻有豐富的內容，要從實際生活經驗中才會知道。”“沒有豐富的實際生活經驗，無從產生內容充實的藝術作品。要創造偉大的作品，首先要從實際斗爭中去豐富自己的經驗。”他還指出：“到群眾中去，不但可以豐富自己的生活經驗，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藝術技巧。”基于這樣的一個基本認識，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進而提出了“源泉”說：“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由此，他號召一切革命的和有出息的文藝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在深入現實生活、植根人民生活方面，一些創作出經典作品的老一代作家，在這一方面以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實踐和收獲豐盈的經驗，給我們提供了出色的示范和學習的樣板。在當代文學的農村題材寫作中，連續寫出《三里灣》等重要作品的趙樹理，在《也算經驗》一文里告訴人們：“要說也算經驗的話，只能說‘在群眾中工作和在群眾中生活，是兩個取得材料的簡易辦法’。”他還由經常深入農村生活從中獲得創作素材的實踐，總結出“長期性”深入生活的“久則親、久則全、久則通、久則約”的四大好處。周立波長期深入農村生活，寫出了長篇小說代表作《山鄉巨變》。在談到這部作品的創作時，他告訴人們：“我的體會是作者必須在他所要描寫的人物的同一環境中生活一個較長的時期，并且留心觀察他們的言行、習慣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著他們的生活規律，有了這種日積月累的包括生活細節和心理動態的素材，才能進入創造加工的過程，才能在現實的堅實的基礎上馳騁自己的幻想，補充和發展沒有看到，或是沒有可能看到的部分。”柳青把“永遠不脫離勞動人民，不脫離社會實踐，寫自己的感受，不向壁虛構”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此長期安家落戶于長安皇甫村，寫出了長篇小說《創業史》，他的深刻體會是：“要想寫作，就先生活。”“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會學習，這是文學工作的基礎。如果拿經濟事業來和文學事業比的話，那么，這個就是基本建設。”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諄諄告誡廣大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在“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既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系問題。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延安時期的文藝家們，積極響應號召，深入鄉村，奔赴前線，做到了“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創作出了一批又一批氣象一新的文藝作品。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人進城之后不甘于現狀，用各種方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認真踐行“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并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豐富的生活養料與經驗，創作出堪為時代經典的重要作品。

從新世紀到新時代，時代生活和文學寫作發生了新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今天，在我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億多人民正上演著波瀾壯闊的活劇，國家蓬勃發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歡樂憂傷，構成了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充滿著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著激昂跳動的樂章，展現出色彩斑斕的畫面。”他同時強調：“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藝術之樹才能常青。”這樣的沸騰現實，這樣的火熱時代，給我們的作家藝術家提出了“扎根人民”的新目標與新任務。只有真正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獲得豐沛的生活體驗，把握跳動的時代脈搏，才能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讓人民成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為一體，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時代的脈搏、生命的光彩，為時代和人民放歌”。這是創作必備的重要功課，也是時代賦予的崇高使命。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