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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著名畫家豐子愷經歷了漫長的遷徙流亡生活。1938年6月24日，他帶著年邁的岳母、懷孕的妻子，還有他的姐姐以及未成年的六個子女來到桂林。雖然嘗遍了流亡生活的辛酸，但豐子愷總能以樂觀豁達的心態面對。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避難桂林也算是“因禍得福”：“桂林山水甲天下，環城風景絕勝，為戰爭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謂因禍得福。”初到桂林，豐子愷在馬房背（今榕蔭路附近）租了三間平房，暫時安置下來。7月至8月間，豐子愷在獨秀峰后為藝術教員暑期講習班講授藝術課程。之后，豐子愷接受邀請到桂林師范學校擔任教師。當時的桂林師范學校位于今天桂林市的臨桂區兩江鎮，為了工作方便，豐子愷搬離馬房背，在兩江圩泮塘嶺的謝四嫂家租房住。

1938年10月24日，對于豐子愷來說應該是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桂林師范學校開學，豐子愷以教師的身份開始了相對安穩的新生活；這一天，豐子愷的第七個孩子新枚出生，早產卻有驚無險，母子平安；這一天，豐子愷開始堅持寫日記，于是，就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教師日記》。豐子愷開始系統持續地寫日記是從桂林開始的。他曾在1938年10月23日寫下一段文字，表明了寫作《教師日記》的緣由。豐子愷本來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原因是“故國閑居，生活平凡悠逸，既無可記，亦懶于握筆”。但是全面抗戰爆發后，這種“平凡悠逸”的生活被打斷了。1937年，豐子愷倉促辭別緣緣堂，“率親族十余人徒手西行。轉輾遷徙，至廿七年夏而始得安居于桂林之兩江。在途已逾半載矣。此半載之中，生活誠不平凡。每于舟車旅舍之中，抽閑記錄，得五篇：曰《辭緣緣堂》，曰《桐廬負暄》，曰《萍鄉聞耗》，曰《漢口慶捷》，曰《桂林講學》。日記之習慣蓋自此養成”。豐子愷在逃難途中開始零散記下自己的經歷，但并非系統而持續的日記。到桂林兩江之后，豐子愷“安居而有定業，生活又成平凡”。然而，經歷過流亡生活的豐子愷不可能真正回到以往“平凡悠逸”的心態，“蠻夷猾夏不已，神州喪亂日甚。吾身雖得安居敬業于山水之間，吾心豈能如故國平居時之悠逸哉？夫往而不返者時也，興而不息者感也。而況得虎口之余生，睹蒼生之浩劫，吾今后豈得優游卒歲，放懷于云林泉石之間哉？于是立此日記”。雖然到了山清水秀的桂林，身居遠離炮火的兩江，有了安穩的教師工作，但豐子愷忘不了喪亂日甚的神州和經歷浩劫的蒼生。他決定堅持寫日記，“將逐日為之，而無中輟之患矣。此不僅記事志感而已，亦將以勵恒心而習勤勞也。昔陶侃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吾逐日所記雖無足觀，聊勝于無情之甓耳”。可見，在桂林期間的豐子愷是帶著情懷和大愛開始《教師日記》的寫作的。他想在安居中保持勤勞，在亂世中磨礪恒心，在磨難中堅守情懷。

《教師日記》寫作的時間是1938年10月24日至1939年6月24日，共八個月，包括任教于桂林師范學校和浙江大學（地址在今河池宜州區，豐子愷日記中稱之為“宜山”）的兩段經歷。其中記錄桂林時期的日記時間長度接近六個月。豐子愷桂林時期的日記雖然是對日常生活的實錄，但寫得情真意切，他對桂林，對桂林師范學校，對同事和學生，對他遇到的一事一物都傾注了飽滿的感情。可以說《教師日記》生動地記錄了豐子愷的桂林情緣。豐子愷珍惜到桂林師范學校任教的機會，珍惜與學生的緣分。在桂林師范學校第一次紀念周上，校長讓豐子愷演講，豐子愷首先表達了與學生們成為“新相知”的喜悅：“前幾天，我曾在桂林城內監督你們入學考試。那時我對著滿堂的投考者，曾經想道：不知這數百人中哪幾位，是我們的學生，將與我共數晨夕?我看看數百只臉孔，但臉孔上并沒有寫明，我不得而知。今天我才知道,原來與我有緣的就是你們這幾位!你們恐也有這樣的感想。當你們在考場中看見我時，也許有人真心想道：不知這胡子是不是我將來的先生?但現在你們也知道了。投考者有數百人之多，其中大多數與這學校無緣，偏偏你們這幾位有緣。這不是很難得的么?”在豐子愷看來，能在青山綠水之間的桂林師范學校成為“共數晨夕”的師生，真是難得的緣分。他就是帶著這份真誠和感動踏上了桂林師范學校的講臺。

豐子愷不僅在教學上傾心敬業，對學生也傾注了真摯的情感。豐子愷教的學生有三類：高師班、簡師版、高中班。在給高師班和簡師班上課時，他讓每位同學作一幅畫交上來，想借此了解他們美術修養的程度，以便確定教法，更好地因材施教。除此之外，豐子愷還希望這些畫成為師生之間情感的見證，他在1938年10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且此種畫卷又可搜集起來，歸我保存。將來他們畢業時，我可拿出來比較一下。畢竟進步多少。并可留作初相見時的紀念品。五年十年之后，我們相見，拿出這冊子來看看，追懷既往，亦可勉勵來者。”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豐子愷真是個對學生付出真情的教師。豐子愷在教學過程中內心也充滿了憂慮，因為他發現多數學生文化基礎太差。1938年11月8日的日記記載，批閱簡師班的國文卷，竟然沒有一個語句完全通順的。“標點亂用，文法不通，是全班共犯的毛病。錯字之多，尤不應該！這只能說是高小學生的文卷，卻不配稱為高中學生的文卷。”1938年11月26日的日記再次強調：“簡師學生國文程度太壞，作文竟有遠不如我家十一歲之元草者。”元草就是小學生的年紀，可見豐子愷說簡師班的國文修養只有高小學生的水平，并不夸張。高師班的學生素質略好，但豐子愷依然不滿意，1939年1月17日的日記寫道：“近教高師班國文，頗有興趣。因此班高材生多，比別班能理解我話。最近白居易詩十二首，復選授詞二十首，使知中國文學之一斑。后生真可憐，名為高中程度，而讀過唐詩者甚少。知道‘詞’這個名詞者亦寥若晨星。十年不教課矣。不知此是廣西學生特有之狀態，抑全國所有高中學生皆如此？若然，學生程度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國文化遺產若山陵，而中國青年不能承受。可惜可痛，莫甚于此。中國教育當局應加注意。”豐子愷的憂慮由廣西學生推及整個中國的基礎教育。這是一位對工作真誠投入、付出感情的教育工作者的反思。

豐子愷在憂慮廣西學生文化素質偏低的同時，也經常感嘆廣西學生以及廣西人的質樸，豐子愷所言的質樸既包含勤勞、堅韌、單純、拙樸，也包含反應遲鈍、缺少變通，因此他對這種質樸既有欣賞，也有無奈。1938年10月31日的日記記載，豐子愷讓學生作畫提交，“諸生聞我此話,默默地作畫了。不知他們作何感想。廣西人的臉孔上，表情不很顯明，我無從測知”。1938年12月3日的日記記載，為了迎接領導參觀，學校臨時召集學生打掃衛生，“瞬息之間，大廣場中瓦礫一空，楚楚可觀。廣西學生喜于服從，能埋頭工作，甚是可嘉”。豐子愷為全縣國民中學作的校歌就結合了廣西學生質樸的性格：“勵勤樸兮貴勞謙，全縣國民體魄健。/崇信義兮尚仁愛，全縣國民道德全。/健健健，日日健；全全全，日日全。/精神物質本無偏，試看湘漓分流共一源。”豐子愷還特別選取了輕快活潑的樂譜，目的是“調劑廣西學生之樸野氣質”。1938年12月23日，豐子愷在得知浙江大學相聘之事可能會成為事實后，對質樸的廣西學生心生不舍，他在日記中寫道：“對桂師忽感留戀，不知吾與此百數十質樸廣西學生，尚有幾許相聚之緣也。”1939年3月28日，豐子愷的日記記載了他與傅彬然住旅館，遇到了極端質樸的茶房：“此旅館乃新開張者，其茶房廣西本地人，且似是新執此業者。其人忠實可笑：上午吾入室，見門口懸二牌，上書‘傅彬然’及‘豐子愷’。吾指第一牌，謂茶房，應加‘先生’二字，不應直書姓名。茶房唯之，即去改寫。晚歸室，見其一已改為‘傅先生’，其二仍是‘豐子愷’。此人不能‘舉一反二’，只能‘話一是么’。忠實至于此極，真意想不到。”豐子愷指導茶房禮貌用語，不期茶房忠實質樸到不能“舉一反二”，“忠實至于此極”真是讓他無言以對、哭笑不得。

豐子愷居住在兩江圩泮塘嶺，條件簡陋，物資匱乏，但他坦然處之，怡然自樂，對于住處有特別的感情。豐子愷把書房稱為“牛棚”，“牛棚”漏雨了，他計劃修葺一下給小兒新枚住。在1938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他記錄了修“牛棚”之前的心情：“牛棚(即我的書房)上漏，我書房遷彬然所曾居之西室。擬請工人修牛棚之漏，平牛棚之地，留給新枚居住。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將來力大如牛，可以沖散敵陣，收復失地。至少能種田，救世間的餓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緊。中國之所以有今日，實因人太聰明、不肯用笨功的緣故!”關于一間陋室的休整，豐子愷寫出了幽默和灑脫，也寫出了胸懷和氣度。這是因為他敞開胸懷接納、珍惜并且擁抱桂林兩江的生活。豐子愷閑暇時也去逛逛兩江圩，對各種美食和器物也興味盎然。1938年11月23日的日記記錄了閑步兩江圩的感受，“遇見一副小圓子擔。向他買生的，一毫子三十五個，二毫子得七十個，拿回家中，放在炭爐上一燒就熟”。“圓子大如栗子，我以為里面是實心的，卻有糖餡。粉亦細致，大約是水磨的。糖是柳糖，味甚鮮。逃難以來，常嫌食物不合胃口，桂林這圓子卻頗趕得上家鄉滋味。”“還有大橘子、甘蔗，都是價廉物美的食物。”“大橘子形似吾鄉之香椽。我初見熟視之若無睹，以為必很酸澀。有一次姑且買一只，價五大鏍（約合吾鄉銅元六枚），剖而食之，汁多而甜，大類廣橘。”對于桂林的甘蔗，豐子愷認為它具備“水多而鮮甜，且梢頭亦甜”的優點，因此，“倘請顧愷之吃，可以常得‘佳境’，不必‘漸入’了”。“食物之外，器什中可喜的，唯其竹籃、竹匣與竹碗。”豐子愷不僅在日記中詳細描述了竹籃、竹匣與竹碗的特點，還配上了圖畫。豐子愷每次在圩市買到美食或新奇的器物，都開心得像個孩子。1938年12月9日的日記記載了歸家途中買大魚和煙斗的趣事：“我與雨三及蔣先生率隊到圩，正值鬧市。學生分班在街道宣傳，或貼漫畫，或講演。我即返家。途中見漁人售大鯉魚，長近二尺。熟視之，魚已全死，無生命感，即買一尾，出桂鈔一元六角。旁有老嫗賣竹煙管者，其煙管以木為斗，以細竹為管，形似搔背用之木手。問其價，每支七大鏍。出一毫子請找，老嫗云:‘沒得鏍子。’繼又云:‘一毫子拿兩根吧。’我即拿兩根。以大魚掛煙斗上肩負之歸。途中設想自己之姿態:蓄長須，穿中山裝，肩長煙管，負大鯉魚，此我可入畫。惜自己不能欣賞耳。煙管一支送滿娘，一支自用。此為有原始趣味，但不能過癮，觀玩而已。”這情景的確像豐子愷的漫畫，從豐子愷日記所寫的桂林美食與器物可以看出，豐子愷把生活融入了藝術，也把藝術融入了生活，他的生活與藝術已經融為一體。

桂林師范學校遠離桂林市中心，相對安全，遭遇空襲的次數并不多。豐子愷日記對親歷警報的記錄只有1938年11月21日，當時他正在上課，“門口有人報告：‘敵機來了！’全堂學生鳥獸散。我也跟他們跑到了野外。我走到離校約數十步的樹蔭下，與一木匠南京人共坐閑談，即聞東方有轟炸之聲，繼續三四次。不知何處正在遭殃！？約半小時，轟炸聲與機聲俱杳，乃返校。上課時間還有十分鐘。但教室中空空如也。蓋學生正從四野陸續返校，尚未畢至也。”雖然桂林師范學校可以遠離空襲，但豐子愷常常往返于桂林和兩江，也經常有朋友來兩江看望他，對于桂林城遭敵機轟炸的事情時有耳聞，日記中也有不少記載。豐子愷在桂林經營的一家書店，叫崇德書店，1938年12月28日，這個書店也被炸毀。豐子愷日記對敵機轟炸的記錄，不僅僅體現出對敵人殘暴的憤怒，對桂林城安危的憂慮，對諸多朋友的牽掛，更體現出一個教育者情懷。1938年12月1日的日記載：“晨間到校，驚悉昨日桂林慘遭轟炸：自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敵機四十架更番來襲，于市區投燒夷彈多枚，省政府全毀，中北路、中南路等處焚屋數百楹，死傷約二百余人。”這天上午，豐子愷剛好安排了關于漫畫宣傳藝術的演講，聽聞桂林慘遭轟炸，想起前一天自己的一幅抗戰漫畫引起學生哄堂大笑，內心疼痛不已。這幅畫畫的是“一母親背負一嬰兒逃向防空洞，嬰兒頭已被彈片切去，飛向天空，而母尚未之知，負著無頭嬰兒向防空洞狂奔”。想不到一幅悲慘的寫實畫被學生看成了滑稽之作，學生的不覺醒讓豐子愷無法忍受，他借演講的機會對學生進行了嚴責：“此畫所寫，根據廣州事實，乃現在吾同胞間確有之慘狀，觸目驚心，莫甚于此。諸生不感動則已矣，哪里笑得出?更何來哄堂大笑?我想諸生之心腸必非木石，所以能哄堂大笑者，大約戰禍猶未切身，不到眼前，不能想象。”“我們的敵人頗能體諒你們這脾氣，為要引起廣西全民抗戰，昨天已到桂林來將此種慘狀演給你們看了；昨天，昨天下午，你們那組人正在對著所畫的無頭嬰兒哄堂大笑的時候，七十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實演這種慘劇，也許比我所畫的更慘。四五里寬廣的小城市中，擠著十八萬住民。向這人煙稠密的城中投下無數炸彈和燒夷彈！城中的慘狀請你們去想象！現在你們還能哄堂大笑么？今天要我來講漫畫宣傳技法。但我覺得對你們這種人，畫的技法還講不到，第一先要矯正人的態度。一切宣傳，不誠意不能動人。自己對抗戰尚無切身之感，如何能使別人感動？”豐子愷的演講嚴厲而真誠，對學生愛之深痛至切。

豐子愷在桂林師范學校任教僅一個學期，但他對學校師生付諸真情，臨別時內心充滿了不舍。1939年2月27日的日記記載：“明日學期告終，今日高師簡師美術為最后一課。吾上課時向學生正式宣布下學期離校之消息，并囑諸生在此一小時內以關于美術上之問題相問，以為結束。諸生有惜別之情，吾以‘天涯若比鄰’慰之。”2月28日是豐子愷在桂林師范學校任教的最后一天，下午，學校為豐子愷開了歡送會，豐子愷在歡送會上的發言真誠樸素，感人至深。他的發言主要有三個內容，第一個內容是簡要說明離開的理由：“一者吾擬利用此流離，以從事游歷。在我多歷地方，可以增長見聞，在諸君多得師傅，亦可以集眾廣益。此利己利人之事也。二者吾鄉失陷，吾浙已非完土，吾心常有隱痛。浙江大學乃吾之鄉學，對吾有諸君不能想象之誘惑力。此乃吾去此就彼之主觀方面之原因。三者，吾在此雖蒙學校當局優遇，學生諸君愛戴，然吾于美術不能教實技，貽誤諸君前程。”第二個內容是對學生的期望：“欲勉為臨別贈言，亦只得概括平日課內所述，作一結論。總之，藝術不是孤獨的，必須與人生相關聯。美不是形式的，必須與真善相鼎立。至于求學之法，吾以為必須眼明手快，方可有廣大真實之成就。眼明者，用明凈之眼光，從人生根本著眼之謂也。手快者，用敏捷之手腕，對各學科作切實之鉆研之謂也。故眼明乃革命精神之母，手快乃真才實學之源。諸君若能以此法求學，則吾此去，于心甚慰。”第三個內容是表達對桂林師范學校的感情：“吾十年不教課矣。抗戰后，始在此再執教鞭。西人有言曰：Life begins at forty。我今正值四十之初，在此執教，可說是吾之真正生活之開始。故此校猶如吾之母校。今后遠游他方，念及此校，當有老家之感。”受聘于桂林師范學校時，豐子愷剛好40歲，他認為這是真正生活的開始，因此桂林師范學校在他生命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以后想起桂林師范學校，就像想起母校，想起老家。歡送會結束，校長唐現之送豐子愷回家，校工文嵩攜燈引路，豐子愷在日記中動情地寫道：“此情此景，今后永不能忘。”

在即將去往宜山的日記里，豐子愷想給兩江留下什么？他沒有刻意思考過。豐子愷的特點恰恰是不喜歡刻意，他率性隨緣、古靈精怪，能臨時發揮出讓人驚艷的奇思妙想。1939年3月12日，豐子愷路過圩市，偶然看見賣鐵樹的，就買了一棵。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將手植于租屋之空地中，以留紀念。他日抗戰勝利，吾率眷返杭州，道經桂林，必來此一訪舊居，此樹當欣然待我之來訪也。路遇數相識者，皆不解此意，訝我正欲遠徙而反買樹。”豐子愷要在租屋之空地親手種下一棵鐵樹，等待它生根，等待它散葉，等待它開花，希望抗戰勝利后，“此樹當欣然待我之來訪”。這棵樹，有對桂林的深情，有對勝利的期待，意義非凡。這等妙思，豈是俗人能想到的？因此，當有人驚訝他“正欲遠徙而反買樹”時，豐子愷一定笑而不答，暗暗得意。4月5日，豐子愷全家乘坐浙江大學的校車離開兩江，臨行前把家具分送給房東和朋友，他對那些竹榻、竹桌、竹凳，也生出了依依之情：“吾與彼等相處半年矣。今日臨別，不勝依依。非為區區之財，實為彼等本身。情與無情，元共一體也。”多情的豐子愷對簡陋的家具尚且不舍，他對桂林以及桂林師范學校的師生又怎“不舍”兩字了得？

（作者簡介：劉鐵群，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著有《現代都市未成型時期的市民文學》《桂林文化城散文研究》《廣西現當代散文史》《廣西現當代文學研究》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