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胡適一生中有許多學生，但羅爾綱是其中十分特別的一位。

1930年，羅爾綱從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畢業之后，便到胡適家幫助做整理其父親遺稿的工作，同時兼作胡適兒子的家庭教師。羅爾綱的工作不取一點酬金，羅的父親也十分仰慕胡適，兒子雖沒有報酬，他并不在意，還常常表示感激。

由于這樣誠摯的仰慕和親近的交往，胡適對羅爾綱，也就有了超出一般師生的關愛。這種關愛，表現在學術上，就是比對其他人更加嚴格。

在胡適家駐學及以后的幾年時間里，羅爾綱一直謹遵胡適“不茍且”的師訓，雖撰文不多，但打下了扎實的功底。1935年左右，他的妻兒來到北平。羅當時在北京大學考古室工作，名分上只是助理，收入頗為有限。為補助生活，他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寫出了四十多萬字的各類文章，但一多一快，一些文章就難免急就章。

1935年春，羅爾綱在《大公報》“圖書副刊”72期發表一篇書評：《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其中有這樣的判斷：

“說到《聊齋文集》的價值，就這部新編的二百十九篇本來看，其中只有《述劉氏行實》一文是一篇好文章……此外各篇都是無端而代人歌哭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文學作品。所以我們拿文學的眼光來批評《聊齋文集》，那是沒有什么價值的。”

胡適讀到這篇文章，立即將羅爾綱叫去，批評他說：聊齋《述劉氏行實》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好的文章還有不少哩，你概括地說都要不得，你的話太武斷了。一個人的判斷代表他的見解。判斷的不易，正如考證不易下結論一樣。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給人家推翻。

羅爾綱雖受到批評，但他是信服胡適的。回到家中，他立刻將胡適的話記在發表的那篇文章上面，作為教訓保藏起來。

到了1936年夏天，羅爾綱在《中央日報》“史學”副刊，發表了一篇史論式短文：《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他認為，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來自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清初，朝廷的提倡士大夫務利，其用意有兩點：一、鑒于前明士大夫好名的流弊；二、企圖以利祿消磨漢族士大夫的氣節，使他們對故國的依戀改為對新朝的效順。”

為了證實自己觀點，他引用了清人管同的話：“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是趨。”此外，他還引用了清代名人郭嵩燾的議論：“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為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最后羅爾綱收束：“士大夫到了‘惟利之趨’，到了‘倚勢營私而終歸不知恥’的地步，清廷豢養順民走狗的目的固然達到，而政治貪污的風氣也從此造成了。”

見到這篇文章后，胡適非常生氣。他立即以嚴厲的口氣給羅爾綱寫了一封信，批評這種做學問思維方式的不當：“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他人是舊式文人，可以‘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一類的胡說，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

針對羅爾綱的證明，胡適駁斥道：“前人但見東漢有黨錮清議等風氣，就妄下斷語以為東漢重氣節。然賣官鬻爵之制，東漢何嘗沒有？‘銅臭’之故事，豈就忘之？”；他進一步指出：

“名利之求，何代無之？后世無人作《貨殖傳》，然豈可就說后代無陶朱猗頓了嗎？西漢無太學清議，唐與元亦無夫學黨錮，然豈可謂西漢唐元之人不務名耶？要知楊繼盛、高攀龍諸人固然是士大夫，嚴嵩、嚴世蕃、董其昌諸人以及那無數歌頌魏忠賢的人，獨非‘士大夫’乎？”

由自己的舉例，胡適還指出：“凡清議最激昂的時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貪污的時代，我們不能說東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賢門下的無數干兒子孫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批評到最后，胡適又再次強調了自己對做學問的一貫主張：“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然后可說三分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也。”

這封信，語氣頗激切，態度十分嚴厲，與一般想象中的胡適形象大不相同。羅爾綱大約也未見到胡適如此態度過，他便在反思之后，花了四個晚上時間，向胡適回了一封幾十頁的長信。除懇切表白感激外，還報告了自己一年來的工作生活情況。當時，羅爾綱準備研究清代軍制，便在信里將此計劃告知胡適，請他一并指導。

收到羅爾綱信時，胡適正入協和醫院檢查身體，他大約也感到對羅爾綱過于嚴厲了，便針對羅提出的計劃，一天之內連續回了兩封信：“爾綱：我那封短信竟使你寫那么長的回信，我很不安。”

羅爾綱當時大量發表文章，胡適也能夠體會其心情，便指導說：“我勸你挑選此項金石補訂筆記之最工者陸續送給《國學季刊》發表，用真姓名。此項文字可以給你一個學術的地位，故應用真姓名。”后來有學者認為這段話包含了胡適自己的實際經驗。因為胡適得以到北京大學教書，是因為蔡元培讀到他的考證論文《詩三百篇言字解》的結果。

對于羅爾綱的寫作計劃，胡適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研究清代軍制計劃》，我是外行，恐不配批評。但我讀你的計劃，微嫌它條理太好，系統太分明。此系統的中心是‘湘軍以前，兵為國有；湘軍以后，兵為將有。’凡治史學，一切太整齊的系統，都是形跡可疑的，因為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系統去……至于湘軍以前，是否‘兵為國有’，也須研討，不可僅僅依據制度條文即下結論。”

胡適的見解，是與他謹嚴的科學方法訓練，“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觀點一致的。根據胡適的提示，羅爾綱后來寫出《晚清兵為將有的起源》論文，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很好評價。可羅爾綱仍以為這是“由于開步走時就給適之師糾正了步伐”的結果。

1935年底到1936年4月，羅爾綱以中學生為對象，寫出一部《太平天國史綱》。書出版后，羅趕緊送一本給胡適。但遭到的，又是胡適的當面批評：“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作歷史學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你又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

胡適的一席話，令羅爾綱異常慚愧。他后來在文章中敘說：“太平天國之役，十九年長期大戰，毀壞了多少文物，摧殘了多少都市和農村，兵災疫癘的浩劫，生民流離的悲慘，我都搜集有此類史料，我為什么在此書中不作詳細的敘述呢？這便好像是有意地把那些殘酷的事實掩蔽了。”

除去這樣的描述缺陷外，令羅爾綱感愧的，還有胡適對他研究太平天國的成績估價極高。1934年夏天，著名人物陳獨秀被關進南京監獄。此時，他也想從事太平天國史跡研究。為陳獨秀搜集資料的，是出版家汪原放。在書店購到幾本有關研究著作后，汪原放將羅爾綱送到亞東圖書館，還未及出版的《太平天國廣西起義史》稿本，也交給陳獨秀。

讀畢之后，陳獨秀特別賞識羅爾綱的書稿，便打聽羅是何方高人。汪原放告訴陳，羅爾綱正跟著胡適做學問。陳獨秀便說：“請你對適之說，可以請羅先生來南京和我談談太平天國嗎？”汪原放便寫信將陳獨秀的意思告訴胡適。

胡適接到信時，恰好亞東圖書館的編輯章希呂也在。胡適便笑著對章說：“仲甫（陳獨秀）也要研究太平天國，他對原放說想讓爾綱去南京和他談談。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努力研究吧。”說這番話時，是當著羅爾綱的面，由此可見，胡適對羅爾綱的太平天國研究，寄予了多大的期望。

羅爾綱的這部《太平天國史綱》，得到了外界的頗高評價。《劍橋中國史》認為：“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現在仍是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

從胡適對羅爾綱的幾次批評來看，態度似乎激切，語言頗為嚴厲，透出的信息，卻是非常的關心和誠摯。這一點，羅爾綱的感受是清楚的：“適之師教訓我常常如此的嚴切。他的嚴切，不同夏日那樣可怕，卻好比煦煦的春陽一樣有著一種使人啟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動，教人奮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