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莫華杰，一九八四年生于廣西鐘山，現居廣東東莞。中國作協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品散見于《花城》《作家》《山花》《天涯》《芙蓉》等文學刊物。小說集《賒佛》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著有長篇小說《春潮》、長篇紀實文學《世界微塵里》。曾獲首屆漓江文學獎、廣東有為文學散文獎等。

講好身邊每一個故事，希望能感染到每一個讀者

周 聰：華杰好，我想先從五月你剛獲得漓江文學獎的作品《世界微塵里》展開今天的對談，此書原名《我的打工生涯》，后來才以李商隱的五言律詩《北青蘿》中的句子命名，十幾年的打工經歷構成了這部作品的主體，工廠經驗于你而言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李蔚超在《你的生活何以成為傳奇？——莫華杰論》一文中首先從身份認同和文學譜系學兩個層面進行了辨析，并將你的作品冠以“新工人文學”的標簽。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打工經歷對你的創作風格有何影響？或者換一種說法，你是如何看待“打工文學”“新工人文學”這一類的命名？

莫華杰：周聰好。現在很多人對打工這個詞頗有貶義，認為打工是卑微的代名詞，打工仔沒什么技術和文化，依靠體力勞動賺取低微收入。后來官方為了避免歧視，將其重新命名，最初改為“新的產業工人”，后來索性改為“勞動者”：不管你在工廠還是國企，還是在政府單位，大家都是勞動者，沒有貴賤之分。《世界微塵里》獲得的第一個獎項，就是2022年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勞動者文學好書榜”。我從不避諱別人說我是打工仔，也不避諱別人說我寫打工文學。

在我心中，“打工”這個詞是很神圣的，也充滿溫馨。上世紀90年代末，打工就跟上大學一樣光宗耀祖，誰家里要是有人在外打工，寄錢回來，這個人便挺直腰桿走在村里，狗都不敢朝他叫。我那時格外向往打工，渴望通過打工改變自己的命運，在我心目中，沒有比打工更能安放我的命運了。正因如此，當別人說我是“打工作家”，我一點兒也不生氣。文學嘛，只要寫得好，讓讀者喜歡，叫什么都無所謂；寫得不好，說你寫的是“皇帝文學”也沒用。

言歸正傳。打工經歷帶給我豐富的人生體驗，獲得了很多別人沒有的一手故事。如同廚師做菜，食材越豐富，發揮的空間就越大，哪怕是剛出道的廚師，炒十道菜，總有幾道端得上桌。我的創作風格“講好身邊每一個故事，希望能感染到每一個讀者”，就是在這種生活體驗中逐步形成的。

周 聰：《在執迷不悟中覺醒》是一篇很真誠的創作談，我注意到，“故事”是一個高頻詞，它構成了你的一種創作“方法論”，這也許與你的閱讀經驗相關，《世界微塵里》中放牛時讀金庸、古龍等通俗小說的兒時經歷也令人印象深刻，《春潮》中空置的話梅坊的墻壁上貼著金庸電視劇的海報，以及這篇創作談中對金庸“雅俗共賞”的推崇，都可以佐證你對金庸作品的喜愛，順著這個話題，具體到小說的創作，從故事到文學作品之間的轉換，你有哪些經驗？

莫華杰：剛開始寫作，沒有什么經驗，我都是按照“從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廟，廟里有個老和尚”這個套路，老老實實講故事。先把故事講好，吸引人，再慢慢思考文學性。就像一個初學打羽毛球的人，首先要學會發球、接球，熟練之后才學扣殺、吊球、放網等技巧。哪怕是世界冠軍，都得從最基本的入門開始，基本功不扎實就學技巧，容易走偏門，一旦形成肌肉記憶（慣性），就很難糾正過來。

文學也一樣，如果一個人連故事都講不好，就開始賣弄技巧，寫出來的東西很容易飄。金庸和古龍的武俠小說，故事和人物都非常扎實，開場大多也都是“從前有座山”。我深受影響，寫小說第一原則就是把故事講好。有故事，就有人物，能吸引讀者，可以成為三流的文學作品；再把人物往深處寫，加入生活細節，挖掘內在的人性，這就有了一定的文學性，可以成為二流作品；文學其實就是語言的藝術，人物和故事都有了，人性也出來了，若是文字再打磨出光芒，那就是一流的作品了。

只要掌握這三個法門，循序漸進，時日一長，多少有些長進。當然，有些人天賦好，故事和人物、語言同時修煉，幾篇下來就顯示出卓越才華。我沒有這樣的才氣，從最初的講故事，到現在學習打磨文字，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我第一部長篇小說《春潮》一口氣寫了40萬字，人物和故事很扎實，得益于這么多年的笨功夫。《世界微塵里》寫的是自己的故事，只有十幾萬字，按理說幾個月就可以完成，但我足足寫了五年，因為我用生命去打磨每一個字，希望能賦予它們溫度。

周 聰：熟悉你的讀者都知道，你11歲發現有強直性脊柱炎，疾病帶來的疼痛與吃藥之苦只有你深知其中滋味。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也說過：“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破譯的對象。”魯迅曾做過《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演講，討論藥和酒與魏晉時代文風的關聯。在《世界微塵里》，我可以看到你對買藥和治病不厭其煩的書寫，《春潮》中羅祥興給癩蛤蟆打針的惡作劇、劉見章對歐陽源的長期針灸，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疾病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你的表達，它造就了一種與他人不同的觀照世界的方式。我的問題是，你如何看待疾病與自己創作的關系？

莫華杰：11歲那年我患上強直性脊柱炎，小學畢業后無法讀初中，只好輟學在家務農。《世界微塵里》第一章就寫我如何與病痛作斗爭，吃了各種離奇古怪的藥。而那時，我正迷戀金庸和古龍的武俠小說。

金庸的小說博大精深，廣泛涉及天文、地理、醫學、宗教等知識。因患病原因，我對醫學知識特別感興趣，金庸的小說為我構建出一個奇妙的中醫世界，我在治病的時候也時常突發奇想，甚至自己時常跑出去挖草藥，回去熬湯汁，幻想能治好體內的病。寫長篇《春潮》，我便將這些想法融入其中。

強直性脊柱炎是治不好的，我現在經常腰骨僵硬，發脹發痛，由于長年吃藥，身體弱不禁風。盡管我很痛恨這個病，但沒辦法，這是命中注定的東西，無法改變。當然，因為這個病我才走向寫作這條路，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是相輔相成，沒有人能過完美的一生，把不完美的東西寫到文學作品里，也算是創作的另一條道路吧。

周 聰：《南瓜》《賒佛》是兩篇我挺喜歡的作品，在讀這兩個短篇的時候，我想到的是朱山坡的小說集《十三個父親》和田耳的短篇小說《衣缽》。《南瓜》塑造了一個意外喪子后的父親形象，他一系列略顯瘋癲的行為敞開了一個父親內心深處巨大的痛苦，在鄰居們的合謀“反擊”與兒子的暴擊之后，父親的精神世界坍塌了，最終選擇了離家出走；《賒佛》中的父親是一個恪守鄉村喪葬倫理的佛佬，傳統與現代的沖突，民間性與現代性之間的碰撞，都是這篇小說探討的命題。在當代文學史中，父親的形象譜系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在現代性的語境下，我們如何書寫父親？或者說，我們如何復原父親作為普通人的民間性的一面？請你結合自己的創作談一談。

莫華杰：《南瓜》應該是我第一篇純文學處女作。我十六歲那年開始萌生寫作的想法，動筆寫武俠小說，后來外出打工，在打火機廠、家具廠、電子廠當員工，也在飯店做過服務員。雖然生活漂泊，但我仍堅持寫作，到了2006年，生活固定下來，我開始在報紙和雜志上發表作品。當時寫的都是通俗文學，2011年，東莞長安舉辦改稿會，我才開始學習寫純文學。

《南瓜》的靈感，來自于巴西作家若昂·吉馬朗埃斯·羅薩的短篇小說《河的第三條岸》。當時我讀到這篇小說，雖然不知道作者要表達什么，但是文中父親的離奇古怪做法，卻讓我大受震驚——故事竟然可以這樣寫，人物居然可以這么設計。于是靈感來了，我便一口氣寫下了《南瓜》。如今，我寫了幾十個中短篇，不知道為什么，發現自己最喜歡的還是《南瓜》。

《賒佛》故事源于生活，寫起來也很順手。我家是風水世家，從太爺到大爺，再到我父親，現在傳承到我弟弟身上，這也算是民間風俗傳承吧。我到廣東打工，曾在工廠做了五年的業務，對打工生活極為熟悉。《賒佛》講一個鄉村師公佬（道士），為了不讓祖傳的《賒佛經》失傳，跑到東莞找他的獨生子，要利用兒子業余時間教他學會佛經。兒子是個業務員，整天跟客戶打交道，在花花世界中迷失本性，哪里可能愿意學這些東西。這是信仰的沖突，也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沖突，最后只能通過死亡，來提醒當下這代人對民間信仰的重視。

文學與時代的關聯一直是每一個寫作者必須思考的命題

周 聰：《春潮》也被譽為“一部昂揚奮發的青春奮斗史”，這部洋洋灑灑四十萬言的作品采取了情感線和創業線并進的敘事策略。先來看情感線：馮源與歐陽嫻之間的情感碰撞，從誤解、接納到人為分開的錯位之愛，馮源的心理嬗變被精準地呈現出來；同樣，陳嘉南與李素雅之間的愛情故事，也充滿了波折和考驗。值得注意的是，馮源、陳嘉南的愛情，都存在與女方整個家庭的角力，以歐陽才華和李寶軍為代表的父親，對子女的婚戀的態度，折射出20世紀90年代鄉村的婚戀觀。在小說的最后，陳嘉南與李素雅走到了一起，而馮源在等待歐陽嫻回來之際，又宿命般陷入了與歐陽慧的“謠言”之中，與當年“英雄救美”的出場形成了某種呼應，這樣的安排有何深意？

莫華杰：很多人讀《春潮》，就感覺像看電視劇。我寫《春潮》，確實用了導演拍戲的視角去寫，人物出場的布局和故事的走向，都有精心安排，增加文本的畫面質感。結局也是再三思考的，為埋下命運的伏筆，我不想讓馮源完美，希望他娶頭腦有些問題的歐陽慧，而不是冰雪聰明的姐姐歐陽嫻。這樣更能考驗人性，更能闡釋主角對生活的看法和理解。每個人都向往完美的生活，可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要守住內心是很難的，但我們必須要守住。

很多讀者也都在問我，《春潮》第二部什么時候出來，馮源和歐陽嫻最后有沒有在一起。也就是說，結尾的某種呼應，達到了我預期的效果。我也一直思考怎么寫第二部，甚至想到了第二部的時間線索要放在現代，《春潮》男女主人公的孩子都長大了，正是回家鄉創業的大好時機，實現鄉村振興。

周 聰：馮源和陳嘉南的創業史是《春潮》重要的一筆，他們從撈渣工干起，販賣過服裝，開過話梅生產的作坊，最后開辦打火機廠，這兩個年輕人身上有一股不甘于平凡敢于主宰自己命運的奮斗精神，他們勤奮、踏實、肯動腦筋，心中懷揣對事業和愛情的渴望，并把這種渴望落實到具體的日常行動之中，二人的創業史也是中國90年代經濟轉型期的一個縮影。文學與時代的關聯一直是每一個寫作者必須思考的命題，在構思這部小說時，把時間框架放在90年代，是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對于出生于80年代的寫作者而言，在呈現這段歷史時有何難度？

莫華杰：《春潮》的故事背景放在上世紀90年代，對我來說更有溫度，容易寫出感情。1994年，我已經10歲，正是記事的時候，對那個時代保留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每次回憶自己小時候的事情，都充滿溫馨。而制作話梅，到淀粉廠撈渣，也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我們縣城曾經從順德搬來兩個打火機工廠，后來轉遷到肇慶。我第一次外出打工就是去肇慶的打火機廠，干了兩年。《春潮》里的故事對我而言，寫起來并沒有難度，甚至像命中注定一樣。

周 聰：在《賒佛》《春潮》《世界微塵里》之后，據說你創作了一部以抗戰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特殊使命》，在我看來，擺脫工廠經驗與“新工人文學”的固化標簽，拉開與現實的距離，從歷史中挖掘寫作的素材，不失為一種新的嘗試。能否談談你接下來的寫作打算，不一定具體到作品，我知道你對影視編劇也頗感興趣，曾導演過《惡魔傳說》，接下來有沒有這方面的規劃，可以展開聊一聊。

莫華杰：2015年7月，我從工廠離職，成為自由撰稿人。說得難聽一點，其實就是無業游民。我要養孩子，還要供房和養車，妻子是家庭主婦，并且打算生二胎。生活成本高，壓力大，靠寫純文學根本不可能養家糊口，所以我就跟朋友開了一家影視公司，并且導演編劇過一些網絡電影和紀錄片。2018年，我到北京魯迅文學院讀高研班，就一心一意寫作，沒有再搞影視。但是那兩年的影視生涯，卻讓我知道了如何刻畫人物，把故事講得更加生動離奇。

我現在仍是靠稿費養家糊口，如果寫不出賺錢的作品，生活隨時都可能出現危機。盡管如此，我并沒有成為一名沖動的寫作者，為改變現狀而急功近利。我仍堅持純文學創作，只是有意將作品影視化，希望出版的長篇小說能賣影視版權，叫好又叫座。比如《春潮》的影視版權就賣出去了，夠我生二胎和兩年的生活費。為了讓自己的夢想仍能持續，讓作品獲得更多的生命力，因此在創作長篇小說時，我該下的笨功夫一點也不少，并不會因為寫作遇到困難就去走偏門，或者遭遇生活危機就會在作品中迷失自己。

新的長篇小說《特殊使命》是我轉型期的作品，也可能會是我的代表作。小說以東江縱隊“香港大營救”歷史故事為背景，加入驚險、懸疑、諜戰、潛伏、動作和愛情等元素，花城出版社明年出版；而影視作品則想在香港回歸30周年前完成。目前小說的影視版權已經交給上海的一家影視公司代理，希望默默耕耘中，會收獲一些意外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