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智能化媒體借助算法、數據分析、虛擬現實、移動互聯網等改變了文化傳播的基本模式。相比大眾時代的媒體，智能媒體具有三個典型特征：一是影像傳播扮演著重要角色，信息呈現從文字、圖文為主轉變為動態化、動畫化和視頻化的媒介形式；二是智媒的平臺化越來越明顯，交互性和社交性增強，用戶、消費者深度參與到內容生產和傳播中；三是數據算法實現精準化傳播，一方面對信息生產和流通的全過程進行大數據收集和分析，另一方面對不同用戶進行精細化、個性化內容推送，形成超強的受眾黏性。數字影像不僅是搭建虛擬空間的媒介基礎，也是沉浸式體驗的交互界面。如果說20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通過影視媒體實現了現代傳播，那么21世紀中華文明借助數字視聽、AIGC（人工智能生產內容）、短視頻等智媒時代的影像傳播方式進一步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數字影像“復活”傳統歷史文化

電影、電視是20世紀發明的大眾媒體，實現了人類從以文字為基礎的印刷媒介轉向以影像為基礎的視聽傳播。21世紀，視聽媒體經歷了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影像生產、消費的邏輯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漸從膠片電影、模擬電視轉變為數字技術、電腦特效、AIGC為基礎的影像生產模式。

今年暑期檔，有兩部國產電影引發熱議。一是追光動畫耗時10年制作的歷史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不僅再現了李白、高適、杜甫等盛唐詩人的浪漫與灑脫，也展現了安史之亂從盛唐到亂世的歷史畫面。二是歷時9年完成的國產神話大片《封神第一部》把中國經典神怪小說《封神演義》搬上銀幕，用數字特效呈現了商朝的輝煌與衰亡。這兩部作品一方面用影像的方式把傳統人物、文化經典數字化為生動、具體的視聽作品，另一方面又對傳統敘事進行了“故事新編”，體現了當代人對歷史、對人物的重新闡釋，也是把傳統文化轉化為現代文化產品的可貴嘗試。

與《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哪吒之魔童降世》（2018）等新國產動漫作品不同，《長安三萬里》取材于中國文學史中的真實人物，激活了人們對唐詩的文化記憶。首先，這是一部文學動畫電影，把那些朗朗上口的“文字”唐詩《將進酒》《燕歌行》等幻化為活靈活現、亦真亦幻的詩意境界，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少年李白的自信灑脫、中年李白的肆意妄為以及老年李白的才子遲暮。其次，這是一部以長安為名的動畫電影，以唐代為背景、以長安為主角，長安既是商人之子李白、名門之后高適渴望獲取功名利祿的欲望之地，也是匯聚天下才子、豪杰縱情歌舞、醉生夢死的世界之都。第三，這是一部歷史動畫電影，是暮年節度使高適回望、懷念盛唐氣象的作品，李白、杜甫等才華橫溢的詩人固然留下了流芳千古的詩篇，卻終生懷才不遇、無法找到施展的空間。近些年，追光動畫公司不僅拍攝了《小門神》（2015）、《白蛇：源起》（2019）、《新神榜：楊戩》（2022）等傳統題材的動畫片，更重要的是嘗試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用現代的敘事策略、民族化的動畫風格重新“復活”傳統文化，體現了文化的傳承性與創新性的有機結合。

神話巨制《封神第一部》也是如此。小說《封神演義》曾多次被改編為電視劇、電影，是神怪題材的“活水源頭”。《封神第一部》借鑒好萊塢魔幻電影的形式，把中國本土的神魔故事變成帶有史詩風格、視覺特效的奇幻大片。這部電影在數字特效上下功夫，一方面參考殷商歷史文物和考古發掘，在服裝、道具、建筑等方面盡量還原商代歷史的風貌，制造了“翼州城之戰”“建造祭天臺”等氣勢恢宏的歷史場景，另一方面用CG動畫、AI技術、動作捕捉等把《封神演義》的魔幻、奇崛的法術展現出來，讓神仙、鬼怪變成活靈活現的可視化影像，如數字生物饕餮、墨麒麟和數字角色雷震子等都具有視覺原創性。這部電影還用現代敘事改造神怪故事，把商周之變的紅顏禍水、天道輪回變成更符合現代邏輯的人性善惡，以多層次的父與子的對決、認同為情節動力，帶有古希臘悲劇的色彩。

近兩年，中國傳統節日成為電視綜藝節目的重要表現內容。2021年河南衛視連續推出“中國節日系列節目”，從《唐宮夜宴》到《元宵奇妙夜》，從《七夕奇妙游》再到《重陽奇妙游》，采用“網劇+網綜”的形式把實景舞臺與虛擬場景相結合，用舞蹈、音樂和5G、AR技術把七夕、中秋、端午等中國節日“復活”，變成美輪美奐、聲樂動人的視覺盛宴，既展示了華夏中原文化的古典雅韻，又具有現代視聽的節奏和美感，深受青年觀眾喜歡，屢屢“破圈”。

短視頻“活化”非物質文化遺產

短視頻是這個時代影像傳播最為重要的形式。依托4G、5G技術，短視頻平臺迅速崛起，成為最主要的以影像為主導的傳播模式。短視頻既改變了影像生產從專業化機構向普通網友的轉變，又使得影像變成一種更大眾化、更有吸引人的敘事語法。短視頻傳播有兩個特征：一是借助抖音、快手、騰訊視頻號等平臺，億萬網友參與到影像生產中；二是依靠數據算法，短視頻推送更加精準，增加了用戶的使用黏性。據2023年《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統計，截至2022年12月，短視頻用戶規模達10.12億，占網民比為94.8%。

在短視頻創作中，有一類作品非常突出，這就是非遺類短視頻。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承載人類文明、文化傳統、手工技藝、社會實踐的共同遺產。中國作為悠久的文明體，是名副其實的非遺大國，被非遺保護機構認定的國家級、省級、市級和縣級的非遺代表性項目有10萬余項，其中，國家級非遺1557項，有43項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名冊，位居世界第一。非遺作品不僅是“躺”在博物館里陳列和展出，更重要的是變成一種“活生生”的可以傳承、可以欣賞的文化傳統和技藝。因此，非遺保護特別強調“活化”，影像媒介是非遺傳播和“活化”的重要手段。

在短視頻平臺中，有兩種非遺傳播的方式。一是非遺網上直播。直播平臺可以實現去空間化的傳播，如地方戲曲、民族音樂等非遺表演團體，都能通過直播的方式讓更多網友領略非遺的魅力。2022年，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7.51億，是網絡視聽行業僅次于短視頻的第二大應用。在短視頻平臺如抖音、快手上有很多非遺類網紅，他們通過網絡直播，一方面展示了精彩的非遺藝術，另一方面獲得額外收入可以更好地傳承技藝。二是展現非遺手藝和制作過程的短視頻。這些作品把靜態化的非遺變成可視化、動態化的影像，尤其是如木匠、微雕、剪紙、修復古建等技藝類非遺更適合采用這種傳播方式。魏生國是糖畫手藝的非遺傳承人，他把制作糖畫的過程變成幾十秒的短視頻，讓網友看到糖漿如何在非遺傳承人手中變成一幅幅生動、精彩的小動物作品。還有很多文物修復、傳統文化保護的短視頻，展現了掌握民間技藝的工匠化腐朽為神奇的精湛技藝，這些作品點擊率往往非常高，也深受國外網友的歡迎。

用影像傳播非遺可以實現三重效果：一是讓傳統手工、技藝、戲曲、民俗等非遺作品保存下來，使得年輕人能從每一個具體的、精彩紛呈的非遺影像中了解傳統文化。二是每一個非遺背后不僅能看到一個真實、生動的傳承人的故事，也能看出傳承人在代代相傳中既守正又創新的精神。三是非遺文化具有地方性和在地性，非遺產生于不同的歷史、自然與人類生產、生活的積累，代表著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通過短視頻平臺，非遺傳承人及其技藝成為一種“活化”的傳統，這對于非遺繼承和發揚都有重要作用，使得非遺變成數字時代的文化瑰寶。

VR、AR技術制造數字文旅新體驗

近些年，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成為智媒時代影像傳播的最新形態，帶來沉浸式的虛擬現實體驗。VR（Virtual Reality）指的是數字技術構造的虛擬世界，用戶像網絡游戲的玩家一樣“置身”虛擬空間。AR（Augmented Reality）是把虛擬世界投射到真實環境里，實現虛擬空間與真實空間的融合。盡管這兩個技術還不成熟，但在一些文化旅游項目中已經有了一些應用，尤其是在文物參觀、古跡瀏覽和鄉村旅游中。

第一，VR、AR技術輔助博物館參觀，讓人們更好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借助AR眼鏡，游客可以邊觀看實物，邊通過眼前的“顯示屏”看到文物的全貌，了解文物發掘的歷史和文化意義，使得文物不再是玻璃罩中靜止的國寶，而變成更立體、更“活化”的虛擬形象。游客還可以通過AR大屏與虛擬角色互動，如把兵馬俑變成虛擬角色，游客在AR大屏中與數字兵馬俑交流、對話。VR技術還為博物館打造數字展廳，給文物建立數字檔案，如敦煌研究院推出“數字藏經洞”，把壁畫數字化，讓游客像進入游戲世界一樣“云游敦煌”，并通過“點亮莫高窟”“填色壁畫”“設計絲巾”等互動方式體驗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二，VR、AR技術使得文化旅游更有歷史感、穿越感和現代感。VR全景技術可以使城市的真實景觀實現虛擬化，數字化“拍攝”變成一種數據化“掃描”，真實的實景信息通過3D建模、數據運算的方式還原為“以假亂真”的虛擬場景，游客不僅可以遠距離“身臨其境”，還可以打開虛擬城市、鄉村的地理、環境、古跡、文物等各種信息，深度了解人文歷史的變遷。AR地圖技術也使得景區旅游更加智能化，讓文物古跡以可視的方式豐富游客的體驗，使得旅游變成更有歷史感和文化感的立體旅游。

第三，虛擬技術也可以助力鄉村旅游發展。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一方面很多鄉村開始整治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把“空心化”的鄉村變成古村古韻、生態保護的詩意之所，另一方面農業文化遺產、鄉村民宿、生態農業等項目也吸引城市消費者支持鄉村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居民除了假期到鄉村旅游、消費之外，還可以隨時通過云平臺了解所認養的農作物生長、種植的情況，增加對生態農業的認知度和參與感。

在這個人工智能、數字技術日益廣泛應用的智媒時代，中華文明又迎來新的轉機。這些創造了口碑和傳播力的影像作品具有雙重特征：一是用數字化、智能化等新技術手段傳播傳統文化，二是在保留傳統文化核心元素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創新、講述新的中國故事。可以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一種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彼此融合的新文明形態，借助智媒技術的影像傳播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塑架起一座穿越古今、溝通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橋梁。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北京市文聯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