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開拓者，唐弢以其深厚穩重的學識素養奠定了魯迅研究與現代文學史撰述的重要范式。這種學識素養絕不僅僅等同于豐富的知識積累或理論視野，同時還意味著貫穿在字里行間的感受力。一方面，唐弢在上世紀30年代以作家身份闖入文壇，置身于風沙撲面的文學現場。無論是追摹魯迅而靈活多變的雜文寫作，還是信手拈來又不失深意的書話隨筆，都是唐弢參與文壇現場和思考現實的直接見證。但另一方面，親歷文學現場并非不言自明地意味著擁有對于文學的感受力，而在特定語境中開展現代文學研究，讓這種感受力在相對受限的著述中力透紙背，成為“壓在紙背的心情”更是至難的作為。當唐弢呼吁“文學史首先是一部文學史”時，如何以靈活的姿態在文學與政治間閃轉騰挪，既不讓文學史被政治史宰治壓服，又不失文學與文學史的政治性？汪暉在追憶唐弢時特別提及：“文學與政治不能等同，兩者之間需要保持一定的間距，但間距不等同于隔離，即文學和文學史的政治性是通過文學與政治、文學史與政治史的間距得以實現的。”這種間距感其實就是對文學的感受力，研究者要充分尊重并激活文學的能動性，又能自覺體認到文學的疆界及其限度。唐弢在從事文學研究時，念茲在茲的也許正是這種無法被精準界說又不可或缺的感受力，而面向文學的感受力之所以能夠生成，并貫穿日后的文學研究，離不開唐弢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雜文和散文創作中對于言說與沉默、文學與生活的深入思考。

雜文：在言說中觀照自我、突破自我

20世紀30年代初，唐弢憑借神似魯迅的雜文創作登上時代舞臺，引發文壇關注。此后，唐弢陸續出版了十余本雜文集，“數量幾乎相當于論文、散文和其他作品的總和”。無論是寫作風格還是發表數量，唐弢似乎都和雜文有著某種天然的親緣關系，雜文家也成為唐弢重要的身份標識。對于唐弢而言，難以躋身“文藝之林”的雜文在與現實的赤身肉搏中誕生并發展，躁動不安的雜文當然包含了介入社會現實的政治熱情，但這絕不意味著放棄雜文的藝術技巧。相反，唐弢高度重視雜文的藝術技巧。這并不是狹隘地聚焦具體的寫作策略，因為“任何片面的公式或固定的所謂筆法，是都不足以用來說明戰斗的雜文的”。雜文之所以為雜文，恰恰在于它不是一種固化的文體形式，它缺乏也不愿意接受約定俗成的寫作規范。在唐弢那里，雜文的藝術技巧是一種頗具野心卻又無比謹慎的表現形式。稱其有野心，是因為唐弢希望這種表現形式要適應雜文的思想內容，“通過廣泛的社會、歷史知識以完成其靈活和多彩”；謹慎則是指唐弢對習焉不察的寫作程式的高度警惕，“作家應該有他自己的風格，但風格并不等于某種公式、某種筆法；一個作者的最大的敵人，正是他自己鑄定的模型，他必須時時努力，從已定的模型里跳出來，去追上時代，在時代的精神里完成他自己。”換言之，唐弢并不指望能夠借助雜文一勞永逸地把握自己側身其間的時代，雜文所能做的不過是提供一個追趕時代的契機。但是，通過雜文追趕時代不是讓寫作者成為緊貼時代的弄潮兒，而是要“完成他自己”，是要讓流動不居且隨物賦形的雜文寫作成為寫作者觀照自身的鏡子，“促我內省，鞭策我向前，使我不自量力地企圖走向我所蘄求的深邃和博大”。如果借助唐弢最早出版的兩本雜文集的名稱——《推背集》和《海天集》——來描述雜文作為一種寫作實踐對于寫作者本身的影響，那么“推背”指向的是寫作過程本身的艱難，“我現在只寫一點雜文，并未管到后世，然而卻也時時覺得有人在推著我的背脊阻止我”。“海天”則蘊藉著寫作者在短小的雜文中寄寓的遠大理想，“我又在文字里找安慰，但我還是企望著海，企望著天”。這種經由雜文出發而通向廣袤海天的期許勢必意味著雜文不能被一時一地的書寫對象局限，也不會被化約為邊界清晰的文體形式，而是要有不斷言說時代，并且在言說中觀照自我、突破自我的動力。

唐弢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的雜文散文化傾向以及他在40年代著力經營的散文寫作，有助于人們追蹤他如何經由寫作“在時代的精神里完成他自己”。20世紀30年代末，唐弢的雜文有了明顯的散文化傾向，本就不拘一格的雜文走向散文化無可厚非。值得關注的是唐弢的回應，他主要從魯迅的雜文風格和自身的生活經驗兩方面出發進行闡釋和辯護。魯迅雜文的魅力不僅在于其內容選材，更在于其表現形式，“我有一點粗淺的認識，以為雜文之所以異于一般的短評，就因為前者是文藝的——加以縮小，也可以說是詩的和散文的形式”。“在高度的戰斗精神中，別有一種使人顛倒的魔力。這是一首首的詩，一篇篇的散文。然而果真是詩和散文么？卻又似乎并不是——這末一著，就決定了雜文的獨特的形式。”這里所謂的雜文、散文和詩都不是指具體的文體，而是一種元素、一種傾向、一種感受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因此，散文化或抒情傾向并不構成雜文的危機，雜文之為文藝，恰恰需要用語言的詩性來為現實賦形。站在魯迅的延長線上，唐弢感悟的不僅是雜文的形式問題，更關乎文藝的本體意義：包括雜文在內的文藝并非直接和駁雜的現實短兵相接，而是以語言和詩為中介，展開充滿韌性的纏斗。如果離棄文藝的雋永，混沌多變的現實只會讓人感到“生命的貧乏”，所謂的“深邃與博大”也就無從談起。

散文：在沉默中探尋生命的道路

自我的生命經驗也是唐弢格外強調的維度，“我的家庭生活的顛簸，多少總影響到行文的風格，使散文的傾向漸趨于濃厚”。但唐弢也承認，“顛簸生活對于文字的影響，主要不在雜文，也不是所謂雜文散文化，而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帶有抒情色彩的散文。”唐弢在20世紀40年代的雜文數量有了明顯的下降，這當然有身處“孤島”的現實因素，“這一年，因為缺少一個可以作為中心的副刊或雜志，雜文的流行是比較冷落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雜文已經無法有效承擔唐弢對于現實的感受和思考，雜文意味著源源不斷地言說，意味著持之以恒地與現實緊密纏斗，可如果現實本身已經太過沉重，寫作者又怎么可能以靈動的姿態和現實斡旋？20世紀30年代末是唐弢生命中的至暗時刻，他的四位親人在八個月內相繼病逝，民族也危在旦夕，他卻對這一切無能為力，“我在微醺中時而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一兩年來顛簸不定的境遇，但我仍然沒有悲哀。我只是緬懷古人，懸揣他們在各自的不幸中可能有過的心情，以散文的形式，借事抒情，將想象一一記錄下來。”雜文應當向現實發起正面強攻，可如果黯淡的現實無法為唐弢提供堅實有力的支點，如果自我在現實面前已經支離破碎，雜文寫作在現實面前必然顯得孱弱無力，唐弢必須通過雜文以外的形式來清理自己和世界的關系。

唐弢在不同場合強調過散文對于自己的重要意義，“要說短中取長，多少用過一點心力的，恐怕還是那些涂上了詩意的帶有抒情色彩的散文。”《落帆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集合了唐弢在20世紀40年代前后創作的一系列詩性散文。這些散文多帶有不斷詰問自我和世界意義的苦悶。唐弢在《落帆集》的首篇中引用安特萊夫的話作為楔子：“我是在蘄求人生的真，我是在蘄求存在的意義，我是在蘄求圍繞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落帆集》的重要主題是“尋夢”或“尋路”，唐弢的探尋有其核心的出發點，是對于沉默的自覺，要在沉默中探尋生命的道路。唐弢反復言及沉默，如“你就以沉默和冷靜作為回答了？”“我只有沉默，躲入于冷冷的沉默里”。表面上，散文的沉默與雜文的言說相對，言語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失卻戰斗的效力，以至于寫作者不得不向遠古神話或異域風土借力，將其在“故事新編”中幻化為捉摸不定的散文詩。但對于唐弢而言，沉默與言說并不構成本質的對立，“偏激仿佛是沉靜的對詞，然而卻不必就是相反的性格。你不看見隱藏在這原野下面的一片大地嗎？它是那么平靜、樸厚、結實，默默地運轉著運轉著，然而包含在這地面底下，緊裹住地心的卻是一團融融的火，一種亙古不變的熱力。”沉默并不意味著消沉，而是爆發的前兆，蘊含一種隨時噴薄的熱力，這也是為什么看似彷徨的安特萊夫“別具一種動人的深意”，唐弢借用韋素園的話來描繪這種深意：“在他的著作中我們還不斷地遇到勇猛的、闖入生活的底里的人物，在這些人物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他們的生命力的飛騰。”從沉默苦悶到飛騰的生命力的翻轉，離不開安特萊夫對于生活的理解，“他詛咒生活，卻并不希圖逃避”。對于唐弢而言，生活是一個上位概念，是一切的起點和歸宿，縱使生活沉疴遍地，唐弢也不愿離棄生活，因為自我和世界的意義誕生于生活的土壤。

在此基礎上，文學是唐弢面對生活，在生活中激發飛騰的生命力的密鑰，“我很希望對我的散文表示偏愛的先生，能讀一讀我的雜文，而一向只讀我的雜文的朋友，同樣能讀一讀我的散文。這些散文，不管它們和雜文的距離多么遠，多么不同，而且也絕不能說這就是我的思想，就是我個人僅有的苦悶……不過我得承認一點，至少它反映了一個時期內我的思想深處對于生活的探求和思索。”散文與雜文，以及流淌其間的詩，共同承擔起了唐弢對于生活的理解，這是一個大寫的生活，囊括了自我與社會、個體與整體、生命與時代。文體的探索、形式的創造無法脫離唐弢的生命史而自存，文學和唐弢對于自我、生命、社會和世界的理解血肉相連，而這一切又和生活緊緊糾纏在一起。在沉默和言說之間理解生活，是散文和雜文在這一時期同軌并行的深層邏輯，經由邏輯中生成的則是以大寫的生活為基礎的感受力，它貫穿在唐弢日后的創作與研究中。以生活為基底，以文學為中介，唐弢在生活賦予的感受力中面向無遠弗屆的現實勇毅前行。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