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清代編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匯編叢書，也是融傳統文化于一體的集成之作。說起《四庫全書》，人們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才高八斗的紀曉嵐，即擔任全書總纂的紀昀。其實《四庫全書》的編纂歷經了征書、編纂、謄校、裝訂等漫長的艱辛過程，凝聚著成百上千人的心血與智慧。出任全書總校、后來更因此而身死家毀的陸費墀（chí），就是其中之一。

贊修書自始預事

陸費墀（1731年-1790年），復姓陸費，名墀，字丹叔，號頤齋，浙江桐鄉人。他自幼聰敏，涉獵廣泛，不僅精讀傳統的經史諸子，而且堪輿、醫卜、術數、方技等亦“靡不究曉”。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36歲的陸費墀喜中進士，隨后出任翰林院編修，參與內廷典籍編纂。

《四庫全書》由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所上“修書”奏折引發。時任東閣大學士劉統勛曾以修書非急需“政要”，意欲阻撓。戶部尚書于敏中則認為朱筠建議符合“文治天下之大計”，因而“固爭執”。由此在朝臣間引發是否開館“修書”的劉（統勛）、于（敏中）之辯，兩者相持不下。

很可能在此醞釀往還的過程當中，擔任內廷編修的陸費墀就已參與其中，并起到獨特作用。乾隆帝后來將陸費墀視為響應修書的核心人物，認為《四庫全書》“發端于于敏中，而承辦于陸費墀”，又強調說：“陸費墀從而附和，是以于敏中奏充武英殿提調，令專辦《四庫全書》一切事宜，眾人之進退，皆出其手。”

任總校肩挑重擔

乾隆帝啟動《四庫全書》編纂，意在“用昭策府大成，自軼唐宋而更上”，因而期望甚高，對編纂也提出了極高要求。但《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體量巨大，修書所用底本又來源多樣，版本歧異不一，傳抄之誤在所難免。為保證編纂質量，“四庫館”設立了分校、復校、總校、抽查等諸多流程。出任總校的陸費墀，遂成為統籌校核質量的關鍵人物。

早在開館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館臣就提出編纂《全書》“必須折衷畫一，應令武英殿提調、翰林陸費墀董司其成”。陸費墀由此承擔起總校全書、“酌改字樣”的重責。于敏中也多次強調校勘的重要性，寫信反復叮囑：“承辦《全書》及《薈要》分校諸公，當請其到署，以此切致之。各宜經意，勿留錯誤之跡，日后取咎。總祈慎之又慎為囑，并與丹叔言之。”于敏中所言丹叔，即時任總校陸費墀。所言的《薈要》，則是編纂過程中先行匯集精華的《四庫全書薈要》。“四庫館”由此形成“全書處”與“薈要處”兩個既相互聯系又相對獨立的修書組織。而兩者的校核，都由陸費墀負總責。

乾隆帝對《全書》內容頗為關心，對字跡勘校亦嚴加督責。他旨令“妥立章程，俾各盡心校錄無訛”。因而館臣對于需呈交“御覽”的《薈要》及首套《全書》，自不敢有絲毫怠慢。其中僅校對一項，就安排有謄錄、分校、復校、總校、總裁抽查等諸多步驟，同時“各設功過簿二本”，制定了詳細的獎懲條例。其中規定：謄錄每錯一字，記過一次；分校未看出謄錄之錯，一同記過；武英殿抽查發現錯字，分校、復校等均同與謄錄記過。若進呈后由皇帝指出，則各人記過加倍。作為總校，陸費墀除校改謄錄、分校、復校各環節遺漏的錯訛外，還要對全書款式、卷篇、次序等進行把關。乾隆四十年年底裁撤復校，改由分校互校，總校的責任進一步增加。

陸費墀不僅以武英殿提調之職掌管底本收發，以總校之職統領繕錄的校驗勘對，還要預估定本抄寫時可能出現的“俗體字”、避諱字、形近字等問題。為此他編寫了《辨正通俗文字》一書，分辨似、正訛、正帖通用三篇，詳細辨別文字的正、通、俗三體。書成后，謄錄人員“倚為司南”，成為四庫館中的必備工具書。陸費墀又編撰《歷代帝王廟謚年諱譜》《經典同文》等著作，“用便檢省”，以減少因帝王避諱或字形相近而導致的訛誤。可見強化校勘，減少書寫錯訛，以免將來受到責罰，是陸費墀始終縈繞于心的重大問題。

受賠補身死家毀

陸費墀與于敏中的密切關系，既為其得以自始至終參與《全書》的編纂提供了契機，也為他最后的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四庫館開館后僅一年，于敏中涉太監泄密案，逐漸失去乾隆帝的信任。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67歲的于敏中病逝家中。幾年后乾隆帝下令將于敏中牌位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此期一直在四庫館全力修書的陸費墀，多次受到牽連。

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武英殿總裁王杰就以館存底本“短少”，彈劾陸費墀“辦理毫無章程”。乾隆帝稱陸費墀“專司提調，前后數年，事出一手”，其瀆職之責不可推卸，同時指斥陸費墀倚仗于敏中，“假藉聲勢”。乾隆帝將陸費墀先行撤職，降諭嚴辦，此時距于敏中去世不過數月。但經過反復盤查，發現短少底本不過30余種，遠不及王杰指控的四五百種。且底本短少主要緣于人員混雜，“收發不清”，并非陸費墀一人之錯。乾隆帝見此將陸費墀官復原職，令其繼續編纂，但認為陸費墀仗勢“牟利”的偏見，卻沒有太大改變。

這一隱患，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于敏中牌位被撤出賢良祠后再次爆發。乾隆四十六年底，首部《四庫全書》即文淵閣本編纂完成，進呈后獲得乾隆帝稱贊，隨即下令再抄六部，分藏于盛京、承德、圓明園及江南的揚州、鎮江、杭州等地，以昭“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四庫全書》卷帙浩繁，謄錄人員參差不齊，但在陸費墀等人督促下，上呈“御覽”的《薈要》及文淵閣《全書》定本，校勘質量應該還是不錯的。不過分抄“北三閣”“南三閣”藏本時，“大功告成”的松懈情緒逐漸滋生，“捷于蕆事”的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因而抄本錯訛增多，在所難免。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因此總結說，清代《四庫全書》等官修書籍，“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無違礙，故不能不有所刪改；第三求進呈本字書無訛誤，故進呈本以外，訛誤遂不可問”，可謂切中要害。這也成為責任追究時總纂、總校等人難以辯解的風險。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乾隆帝偶然在承德避暑山莊翻檢文津閣收藏的《四庫全書》版本，發現其中“訛謬甚多”。他下令復查，設法挖補改換。但隨后又發現書中有“未經刪削”等更為嚴重的錯誤。乾隆帝大為惱怒，認為“實屬草率已極”，諭令對七閣《四庫全書》全部重加校勘、抽改，并下令由原任總裁、總纂、總校各職的紀昀、陸錫熊、陸費墀等人分別負責。陸費墀因修書而致身死家毀的人生噩運，隨之降臨。

在四庫修書的“三大員”當中，獨以陸費墀所受責罰最為嚴重。乾隆帝在諭旨中對陸費墀大加斥責，稱其屢邀恩賞，而所編之書“竟舛謬叢生，應刪不刪，且空白未填者竟至連篇累頁。荒唐若此，該員所司何事”。乾隆帝嚴令其賠辦江南三閣全書裝潢所需巨款，并一再諭令不準地方鹽商等幫其辦理，以防其反而“藉此又得沾潤”。在《題文津閣》詩中乾隆帝更出語尖刻，稱“獨有費墀牟利重，職鐫其計嘆非工”，指責陸費墀在館中“惟以牟利為心”。這顯然是巨大的人格污辱，但陸費墀百口莫辯。不久，乾隆帝又追究陸費墀“經手書籍底本，交代不清，致有遺失”的舊賬，下令將其革職，戴罪辦理“南三閣”《四庫全書》各事項。

此后數年間，悲憤交加的陸費墀往來于江浙二省，奔波勞累，最終抑郁去世。但乾隆帝仍未釋懷，稱陸費墀：“所辦三閣書匣等項，及繳出罰銀一萬兩，計其家資已不下三四萬。若非從前在四庫館提調任內苞苴饋送，何以有此多資？”他下令籍沒陸費墀家產，僅給其子孫留銀千兩作為生活費用，其余全部罰作“南三閣”辦書之用。地方官受命查封，卻并未發現陸費墀“貪財牟利”的證據。乾隆帝得訊，有所醒悟。后來他將陸費墀開復原官，發還家產，又命宣付史館為其立傳，算是間接承認了自己對陸費墀懷疑的不實。

事實上，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開館時起，直至乾隆五十五年去世為止，陸費墀在修書的十多年間，每天自辰時（早晨7:00-9:00）入宮，晚上酉時（下午5:00-7:00）方出，“寒暑未嘗稍懈”，成為四庫諸臣中“實際任事最力”之人。作為專司修書的“三大員”之一，陸費墀可以說是“成也《四庫全書》，罪也《四庫全書》”。其后裔、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以高祖曾出任《四庫全書》總校而引為家族驕傲，稱“每閱《四庫總目》及吾家家乘，輒心向往之”。陸費墀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做出的獨特貢獻，理應得到后人更多的稱贊與認可。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科院史志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