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逛公園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你也許不知道，“公園”這個文化空間的誕生，其實不過是100多年前的事。

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崢在“一席”演講上為我們講述了中國早期公園的少為人知的故事。從那時候的公園所承擔的啟蒙、文化、文學、娛樂、政治等多種功能中，我們了解了公園重要的歷史價值。

今天，公園已經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活力。每天，我們穿行在公園里，在公園里賞景、社交、跳舞、寫作、辦公……一切都習以為常。正是這種不為宏大敘事所關注的日常生活的空間和實踐，在人們的生命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崢

近代中國人建造的第一個公園

今天，公園是我們每個人都習以為常的公共空間。但是在100多年前，它是全新的舶來品，被當作最現代的西方都市文明的象征引入中國。

北京地鐵有個“動物園站”，當時這個動物園叫作“萬牲園”，它就是近代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個公園。

晚清的時候，萬牲園是非常“洋氣”的，引入了大量異域風情的建筑和現代設施。比如其中的來遠樓，第三層有一個旋轉式的樓梯，里面設有番菜館，也就是西餐廳。萬牲園里的咖啡館叫“西洋茶館”，是一個新式的玻璃廳，一共有800扇玻璃窗。有位士大夫這樣寫道：“一盞噶飛消宿食，勝游疑到大西洋。”意思是一杯咖啡下肚，一瞬間好像來到了西方。晚清的中國人正是通過這些帶有儀式感的體驗，去領略公園背后所代表的西方文明。

清末時，清政府派了五位大臣出洋考察西方的“導民善法”，他們回來報告了四件事，分別是博物館、圖書館、公園和萬牲園。這四件新鮮事物在中國付諸實踐時，被統統歸于公園的框架中。

公園其實是19世紀中期西方為了應對工業革命帶來的城市問題而發明的產物。當時，公園是現代市政規劃的中心，被視為“都市之肺”，可以從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層面凈化都市居民的身心。比如在巴黎，市長奧斯曼開設了大量的公園綠地以及林蔭大道，以致有人評價說，綠化對奧斯曼而言是一項政治。在美國，“公園之父”奧姆斯特德認為，公園是社會道德改革的利器，可以控制犯罪，紐約的中央公園就是他的杰作。

因此，公園從誕生之初就承擔了教化的功能，這與清末民初的啟蒙價值觀不謀而合。在啟蒙者眼中，公園可以培養不同于“東亞病夫”的身心健康的中國國民。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甚至說：一日不到公園，則精神渾濁，理想污下。

公園承擔了啟蒙的使命，因此，北京早期的大部分公園都設有公共圖書館、講演廳、陳列所、博物館、音樂堂，還有公共體育場，德智體美全部包括。

既有公園也有游藝園

民國進一步延續了清政府的思路，發起了一系列公園開放運動，把很多清朝的皇家園林改造成公園，向公眾開放。比如，社稷壇于1914年開放，被命名為中央公園。先農壇于1915年開放，初名先農壇公園，后更名為城南公園。天壇于1918年開放。太廟于1924年開放，被命名為和平公園。地壇于1924年開放，初名京兆公園，后更名為市民公園。北海、頤和園、中南海分別于1925年、1928年、1929年開放。

和上海租界區興建的西式綠地公園不同，北京的公園都是在清朝皇家園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風景情致完全是中式的，但是內在精神又是極其現代的。比如北海公園內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根據當時的學生回憶，圖書館外部是宮殿式的，但內部完全是西式的，比起大洋彼岸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毫不遜色。

除了引入大量的現代設施，早期的公園還制定了非常詳細的規范，事無巨細地教導公民如何得體地使用這些公園空間。比如，不可以大聲喧嘩，不可以赤身裸體，不可以向動物投喂食物，也不可以攀折花草樹木。

傳統中國是缺乏公共空間這個概念的，因此也缺乏與之相應的在公共空間中適宜的舉止規范，也就是所謂的“公德”。從萬牲園開始，公園就承擔了這種培養公民道德的責任。

當時，除了公園以外，北京還有另一種獨特的娛樂空間，以新世界和城南游藝園為代表。這種從上海引入的綜合性的娛樂空間，象征了一種尚未被現代公園理論覆蓋的公共游覽地。

和公園里那種受知識分子青睞、帶有啟蒙功能的格調不同，新世界設有女戲場、說書場、雜耍場，都是面向平民趣味的，餐廳里賣得最好的是牛肉面。城南游藝園的氛圍也是混亂、嘈雜的。茶房有個絕技，把熱毛巾從一樓扔到二樓，如果扔中了，大家就一片叫好聲，根本不管臺上還在演出。所以，除了個別對于平民趣味非常體貼的作家，比如老舍、張恨水、林海音，很多新文化人是不太看得上城南游藝園的。在電視劇《覺醒年代》里有這樣一幕——五四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和李大釗想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地點就選在了新世界和城南游藝園。毫無疑問，這里容納了更廣大意義上的市民。

當時的人們是怎么逛公園的

當時的人們是怎么逛公園的呢？

首先，在公園里可以談戀愛。

傳統中國女性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比如《牡丹亭》里的杜麗娘，長到16歲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一個后花園。從萬牲園開始，公園向男女一律開放，還設有巡警來維系風化，這就為女性提供了一處相對安全和友好的空間。而公園所象征的啟蒙價值觀，也和當時五四運動提倡的新女性形象不謀而合。于是，剪短發的女學生成了公園中一道獨特的風景，公園也成了作家和藝術家最喜歡去的地方。

與此同時，在五四運動的大背景下，青年男女想要打破包辦婚姻的束縛，希望社交公開、婚戀自由。公園這種既開放又私密的公共空間，就成了約會的最佳場所。所以在當時的新文學作品中，凡是跟戀愛有關的場景大多發生在公園里。

張恨水的小說《啼笑因緣》中，男主人公與三個不同身份的女性約會，就選擇了北京三個不同的公園。和天橋鼓書藝人約會時，選在城南的先農壇，因為那里離天橋比較近；和賣藝的俠女約會，選在了普通老百姓喜歡的什剎海；和財政總長的女兒約會，則去了非常高雅的北海公園。張恨水的小說主要面向外地讀者，他也通過這種方式帶大家領略了北京不同的城市空間。

民國時候，很多新文化人的新式婚禮也選在公園舉行。比如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趙元任和他的夫人楊步偉的婚禮就是在公園里舉行的。他們的定情約會在中央公園，于是結婚時就在中央公園里照一張合影，把它寄給所有的親朋好友，就算是婚禮了。這在當時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創舉，因此，第二天的《晨報》以《新人物之新式婚禮》為標題報道了這場婚禮。

其次，在公園里可以開展各種公共活動。

公園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們提供了一處公共交往的空間，最終促成了現代文學、文化和政治思潮的發生。

中國的士大夫素有園林雅集的傳統，但園林雅集和“五四”社團在公園中的集會還是有質的區別的。正如康白情所說：“踏青是古人的濫調。古人踏青要做詩；我們卻只說話，卻只作玩……”現代社團的集會更強調在公共領域去實踐一種公共生活，從而探索中國的文化乃至政治如何改革。

當時，幾個重要的文學社團、政治社團都定期在中央公園聚會。少年中國學會就提倡，現代社團需要社交的修養和團體的訓練。北京充裕的公園空間為他們團體的訓練提供了場所。

而且，不同空間的公園分工也不一樣。比如，在社團早期活動的時候，他們會選擇市中心的中央公園，等到社團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濃郁時，他們就會選擇相對偏僻的陶然亭。陶然亭在明清兩代是士大夫郊游的勝地，后來成了革命者秘密集會的基地。李大釗和周恩來就曾在陶然亭舉行“五團體聯席會議”，推動了革命事業的發展。

除此之外，公園里還可以閑逛。

比如社交達人胡適。根據胡適1920年到1924年的日記，我們可以看到他頻繁地出入公園，除了參加一些社團活動、文學活動外，還常常和朋友聚會，去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長美軒吃飯、喝茶。一時興起還會去行健會打個球，半夜才回家。

魯迅則喜歡來今雨軒的冬菜包子。根據他的學生許欽文回憶，有一次魯迅帶許欽文去來今雨軒喝茶，點了一盤熱氣騰騰的包子。除了來今雨軒的冬菜包子，魯迅還非常喜歡長美軒的火腿包子，他在1924年的日記里寫道：往中央公園小步買火腿包子卅枚而歸。一下子就買30個包子，足見他對包子的喜愛。

沈從文、老舍筆下的北海公園

沈從文是一個剛從湘西來到北京的無業失學北漂男青年。他當時住在一處公寓，稱之為“窄而霉小齋”——又狹窄又潮濕，冬天的時候甚至生不起爐火。北海公園就成了他可以去活動、取暖、汲取知識，甚至在精神上提供庇佑的空間。

到北海公園去，成了他每日的功課，也成了他一篇小說的題目。

北海公園是1925年8月1日開放的，沈從文的小說《到北海去》是8月15日發表的，足見他對北海公園高度的關注和興趣。

在另一篇自傳體小說《老實人》里，沈從文讓男主人公自寬君一路尾隨著兩個漂亮女學生——其實是他的兩個女讀者，最后被公園的巡警當作拆白黨給抓了起來。

自寬君去北海公園除了看人，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北海公園的圖書館看書，這也是沈從文自己最大的樂趣。對于他這樣一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來說，去公共圖書館自學的經歷為他日后成長為一位文學家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五四運動以后，北海公園所在的內城中心崛起為新文化的中心，一代新青年迅速成長起來。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當時就在這里，北大校長蔡元培是美育理念的提倡者，北海公園也可以說是踐行美育理念的理想場所。

比如，梁啟超在擔任清華國學院導師期間，每年都會帶學生來北海公園夏游，同時還會在自己創設的松坡圖書館請名師來給這些學生講學。這背后是梁啟超教育理念的一種體現，他希望在課堂外，結合中國傳統的書院制度以及西方的學院制度，通過師生之間的言傳身教來彌補現代教育的不足。北海之游也給學生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種“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境界。

沈從文作為一個深受北海公園的美育氛圍滋養的文學青年，20世紀30年代成長為京派文學的領袖。當他開始主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時，他又回到北海公園，在這里和青年作家們一起辦組稿會，營造相對平等的對話空間。北海公園也就成了代際薪火相傳的文學和美育基地。

在老舍的小說《四世同堂》里，北海公園則象征了北平的淪陷與反抗。

當祁家老三瑞全決定離開北平去投奔革命的時候，他喝了點酒，站在老槐樹的陰影下，那些在北海公園、中山公園里的歡樂場景，在他眼前就像走馬燈一樣一幅一幅地閃過。

他去找女朋友招弟告別。他問了招弟一句：咱們是不是還有逛北海的機會？這其實是很沉痛的一句話。北海和招弟對瑞全而言，意味著不可復得的太平歲月的美好。但是招弟沒有明白這句話，她很嬌憨地反問：怎么沒有呢？

等瑞全成為一個地下工作者回到北平的時候，他最想去的就是公園。對瑞全和作者老舍來說，公園象征著一種日常生活的秩序，而戰爭恰恰打破了這種秩序。

瑞全回到北平以后，全書最為用力描寫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他在北海公園殺死了曾經的女朋友、現在的女特務招弟。這是年少戀人的久別重逢，也是敵我雙方的殘酷對峙。表面上兩個人親親熱熱地挽著手，實際上是生死的較量。最后，瑞全在這個曾經美好的約會地點親手掐死了曾經的戀人。

在全書的末尾，抗戰結束了，老舍再次描寫了一段公園的場景：“北海公園的白塔，依舊傲然屹立。海子里的紅荷花、白荷花，也照常吐放清香。天壇、太廟和故宮，依然莊嚴肅穆，古老的琉璃瓦閃爍著锃亮的光彩。”這象征著北平乃至中國人的那種隱忍卻堅韌的力量。

公園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雖然民國時期開放公園的初衷是啟蒙和培養現代的公民，但是當時公園的消費和格調決定了它只是中上階層的娛樂空間。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真正實現了“人民的公園”。

小學的時候，學校經常組織我們去公園春游、秋游，回來還要寫作文。我們這一代人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讓我們蕩起雙槳》，幾乎每個人都會唱。這首歌是電影《祖國的花朵》的主題曲，歌詞中“美麗的白塔”和“綠樹紅墻”就是北海公園的景觀。

后來我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也常常去北海公園泛舟游園。在美國訪學的時候，我每天都會穿過一個叫Boston common的街區公園去學校，它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奧姆斯特德所打造的公園系統的一部分。現在，我媽媽也經常去我家附近的公園跳廣場舞，和她一起跳舞的還有很多人。

今天，公園已經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活力。每天，我們穿行在公園里，在公園里賞景、社交、跳舞、寫作、辦公……一切都習以為常。正是這種不為宏大敘事所關注的日常生活的空間和實踐，在人們的生命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空間從來不只是一個物質的空間。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生活在其中的人，我們的城市才是一個活生生的城市，公園才永遠生機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