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個華僑家族的側影》，劉登翰 著，海峽文藝出版社2023年6月

相遇是緣分，相知要用一生的時間。劉登翰記得，我是在北大首先迎接他的人。1956年，一個秋陽燦爛的日子，劉登翰來北大報到。我在中文系新生的名冊中尋找那個叫做劉登翰的人。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名記者，熱愛文學，而且寫詩。登翰來自廈門，我們是福建同鄉，又有共同的愛好，見面自是欣喜。雖然不是同一年級，因為志趣相近，交往日深，漸成知交。

在北大期間，我們一起進了北大詩社，在《紅樓》雜志又成了文友。后來六人集體寫《新詩發展概況》，又在和平里那個《詩刊》為我們借來的中國作協宿舍“并肩戰斗”了一個寒假。這些經歷，更為我們的相互了解和深知奠定了基礎。后來在各自不同的場合，我們又為中國新詩的復興和進步一起吁呼。我們不僅是學術上的同道，更是心靈上的摯友。

登翰近期完成了他的家族史的寫作。他以單篇散文組合的方式，把一個華僑家庭和家族的歷史，做成了一本大書。登翰文筆清麗，記敘簡潔，加上他長于記憶，又做了扎實的案頭工作，檢索相關文史資料，從一個家庭的興衰聚散，到一支族系的遷徙繁衍，他都有客觀而詳實的敘說。因為涉及其中成員的涉洋“過番”，親人們在異國他鄉，艱難創業，篳路藍縷，山海空茫，在他的筆下均有著廣闊而充分地展開。這些人們的步履維艱、漂泊行蹤、歧路荊棘，每一字都是汗水和淚水浸染而成。我閱讀這些文字，從廣闊的空間領悟到他們的迷惘和渺茫，又從敘述之細微處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與疼痛。作為讀者，我于是悟到，以散文組合的方式同樣可以成史。此種方式閱讀起來，可能令讀者更易于心靈相通，從而喚起更廣闊的共鳴。

在中國，我們的家鄉福建是個獨特的省份。瀕臨東海，面對臺灣，自北而南，海岸線延伸全境。境內多山，少平原，加上終年海風的襲擊，農作物并非它的長項，它不是農業大省。裸露在風沙中的貧瘠的土地，只能種些番薯和雜糧，有水稻，但產量低，基本上難以養活自己。福建子弟為了謀生，多半遠離家鄉，“過番”到了遙遠的“南洋”。東北人闖關東，福建人下南洋。為了謀生，鄉親們在外邊辛苦勞作，也促進了僑居地的開發和發展。他們在國外開墾、種植、營商。無盡的漂泊，艱辛的勞動，把辛苦掙來的錢積攢起來，寄回家鄉，用以敬老育幼。有了實力，他們就興辦教育，傳授知識，使后代成為有教養的人。僑領陳嘉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平生省吃儉用，以血汗換來的金錢在家鄉興辦教育。包括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都是他偉大的創造和貢獻。

漂泊四海的福建人，為了謀生，把妻兒留在家鄉，只身在外奮斗吃苦，使很多家庭成為“空巢”。很多的家庭，因為男人常年在外謀生，留下父母妻兒守著空房，造成了無數的家族悲劇。登翰書中展現的，僅是福建萬千家庭中的一個“側影”，但卻也是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家庭悲劇的書寫。登翰借此傾吐內心的積郁和傷懷。我最早接觸到的是他寫海輪上送別父親的《鷺江道，那朵遠去的云》。作者向我們訴說了生命中永遠的傷痛。在這里，登翰非常節制地使用他的筆墨，他沒有渲染悲情，他甚至非常冷靜地回述這個令人哀痛的畫面——少年不知愁苦，少年不知此別乃是永遠的痛！

在北大，我知道登翰在廈門中山路上有一居所。我們也知道那里生活著一生凄苦養育他們兄弟的母親。正是這窄窄的空間，登翰在那里開始了他艱難的人生。那年他以出色的才華畢業回到家鄉，被分配到福建一個偏遠地區的中專任教，一去就是20年。

登翰是一個內心非常強大的人。他能夠獨立承受巨大的生存壓力。論年齡，我比登翰年長幾歲，但我們是同代人。登翰書中寫的，我都能感同身受。

登翰的家族是一個龐大的華僑家族。他們在客居國開發土地，創造財富，傳播文明。他們中許多人，包括登翰的父親，都埋骨于異邦。我看到他去菲律賓掃墓的全家照，家族親和美滿，非常感人。但是這背后卻有說不盡的凄苦和別離。作為出身華僑家族的登翰，他心靈所受的創傷是不可言說的。但是他們都是真正的的愛國者。

登翰書中寫的，其實就是一部真誠的愛國青年（直至如今的暮年）戰勝磨難的心靈史。登翰寫出了一本家史，一本宗族史，就他個人而言，我以為他是寫出了一部心靈史。他把內心的復雜和悲涼放置于人們覺察不到的暗處，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內心的堅定與熱愛展開在我們面前。在我們的心目中，登翰就是永遠地愛著、戀著、前進著的華僑家族的熱血子弟。他無愧于他的家族和他的親人，當然，他也是無愧于他世代長于斯、耕于斯、最后埋骨于斯的中華祖邦。

（本文以《內心的堅定與熱愛》為題，刊發于2023年06月1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