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新辦報紙供職，辦公地點位于漢口路300號解放日報大廈十樓。大廈對門，是著名的申報館。創辦于1872年的《申報》，原館址在漢口路江西路口，后遷至望平街（今山東中路）西首，靠近福州路。1917年，《申報》老板史量才斥資70萬兩銀子，在望平街北側的漢口路購地建新大樓，次年遷入辦公。這幢新大樓，就是今天的申報館。

申報館的門牌號，是漢口路309號，老解放人都稱申報館為“309號”。那些年，解放日報還有班車，就停在309號門口，我偶爾下班會去“蹭”班車。在等車間隙，我常抬起頭，打量（其實是仰望）申報館：看上去很高大，其實樓高僅五層（部分六層）；灰褐色的外墻，質樸無華，不事雕琢。門楣上紫銅色的“申報館”三字，其時已褪去光彩，但大樓身板依然結實。它像一位老紳士，站在漢口路山東中路口，默默守候。

那時，解放日報編輯部已全部遷出了309號。申報館底樓開過旅行社，還開過一家咖啡館。咖啡館店招上，寫著“××珈啡”字樣，讓我差點以為是錯別字。后來，“××珈啡”退出，變成了茶餐廳。那個茶餐廳，被報社同事稱為“社外食堂”，人氣興旺，我們常在那里招待客人。申報館的其他樓層，大多是寫字間。其中有幾間，由與我們合作的一家廣告公司租用。

申報館有兩個入口：北門和東北門。我們一般工作走北門，餐飲走東北門。后來我才知道，這東北門，最早是申報館的唯一入口。推開東北門，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大廳里的巴洛克式雕花穹頂。誰會想到，這里曾經是《申報》的印刷工場。最新式的美式印報機，每分鐘可印刷800份報紙。申報館樓上，原是當年《申報》的辦公場所，約有幾十個小房間。二樓為營業廳、編輯室；三樓為經理室、編輯室、會客室和餐廳；四樓為編輯室、圖書室、校對室和照相間；五樓為宿舍和屋頂花園。

申報館剛落成時，就接待過蜚聲中外的世界名人。1919年5月2日，美國教育家、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偕夫人來訪，受到了史量才的熱情歡迎；陪同前來的中國學者，是胡適、蔣夢麟和陶行知。1920年10月，訪滬的英國學者羅素（B.A.W.Russell）下榻西藏路“一品香”旅社。16日，他沿著漢口路健步走進了申報館。1921年11月21日，世界報業大王、《泰晤士報》老板北巖爵士（Lord Northcliffe）一行到訪申報館。同年12月23日，美國新聞學家格拉士（Frank P.Glass）也前來參訪。

今天的申報館，底層開著一家The Press西餐館。而在當年，申報館曾在三樓自設餐廳。杜威在給女兒的信中曾提及，那天他在三樓餐廳，“四點左右時在那里喝了下午茶”；晚宴上吃了中國菜，有一道用米做的布丁，里面有八種特色食物，和著杏仁粉的沙司一起吃，“那味道是如此美妙，以至于我后悔當時沒有多吃些……”羅素到訪的當天，《申報》曾發過一則惜字如金的消息：“羅博士已定于今日午時來本館參觀。本館當引羅博士參觀各部以便領教，并略備午膳以盡東道之誼。”這最后一句，表明了對于“本館”三樓餐廳的信心。北巖爵士到訪時，“先請爵士參觀全館各部，次在三層樓餐室宴敘。”在宴會上，北巖將《申報》與《泰晤士報》相提并論：“世界幸福之所賴，莫如有完全獨立之報館，如貴報館與敝報館差足與選……”（見1921年11月22日《申報》）正是在三樓餐廳，史量才在歡迎格拉士的招待會上，發表了一段有關“本館宗旨”的言論，頗含深意：“十年來，政潮澎湃，本館宗旨迄未偶移。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與頃者格拉士君所謂‘報館應有獨立之精神’一語……似亦隱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辦報一年即實行一年也。”（見1921年12月24日《申報》）多年以后，史量才因“誓守此志”，殞命于滬杭公路上。

當年的申報館，藏著不少名人軼事。1919年4月，印尼華僑實業家黃奕住決定回國投資，卻不知從何處著手。他每日必看《申報》，認為《申報》老板必定見多識廣，遂輕車簡從，到申報館登門拜訪。在三樓經理室，史量才接待了黃奕住一行。他初見黃奕住衣著樸素，以為對方只是一般鄉紳，就向他提議，可以投資建一家銀行，五十萬、一百萬即可。黃奕住不屑地說，那太少了，我可以出一千萬！此時史量才才恍然大悟，眼前這位滿口閩南語的“鄉紳”，竟是身家雄厚的印尼“糖王”……這次黃奕住到訪申報館，終于促成了赫赫有名的“中南銀行”的誕生——“中南之者，示南洋僑民不忘中國也”。

1920年2月，不滿十歲的楊絳隨兩個姐姐來到申報館，看望她們的爸爸楊蔭杭。楊蔭杭時任《申報》副刊編輯，他以“老圃”筆名撰寫的文字，曾深受讀者歡迎。據徐鑄成回憶：“我那時比較欣賞署名‘老圃’的短文章，談的問題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較雋永。”（徐鑄成《談老〈申報〉》）那時，楊絳正跟著兩個姐姐在啟明女校讀書。一天，姐姐們帶她走出校門，“乘電車到了一個地方，又走了一段路。大姐姐說，‘這是申報館，我們是去看爸爸！’”楊絳記得，一見到爸爸，她只規規矩矩地叫了一聲“爸爸”，“差點兒哭，忙忍住了。爸爸招呼我們坐。我坐在挨爸爸最近的藤椅里，聽姐姐和爸爸說話。說的什么話，我好像一句都沒聽見。后來爸爸說：‘今天帶你們去吃大菜。’”“吃大菜”，就是吃西餐。等吃完西餐，他們又回到了申報館，“爸爸帶我們上樓到屋頂花園去歇了會兒，我就跟著兩個姐姐回校了。”（楊絳《到申報館看爸爸》）楊絳提到的屋頂花園，就在申報館五樓。據說屋頂花園曾養過幾百只意大利信鴿，當年《申報》記者會帶信鴿采訪，寫好新聞就讓信鴿飛回，比拍電報發稿省事。不知那一天，楊絳和她的姐姐們見到了信鴿沒有？

1921年7月，26歲的鄒韜奮從圣約翰大學畢業，到上海紗布交易所任英文秘書。紗布交易所位于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260號，前上海自然博物館），離申報館一箭之遙。那時，鄒韜奮一心想進新聞界，就與《申報》營業主任張竹平取得了聯系。張竹平原是圣約翰校友，負責《申報》經營。一天，張竹平找到鄒韜奮，希望他去申報館幫忙，鄒韜奮愉快地答應了。于是，每天下午六點以后，他就離開紗布交易所，到申報館打工。據鄒韜奮回憶，他的職責是，根據張竹平口述，用打字機打成英文回函。

“我們兩人同在申報館樓上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里，在我的小桌上擺著一架英文打字機，他的辦公桌上七橫八豎地堆著不少待復的英文函件……他把意思告訴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機上的的答答地打著，他一面卻在房里踱著方步，仍在轉著他對于復信的念頭。有時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禿頭，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過……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點鐘，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機上工作著，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時候，總要很擔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禿頭的朋友！每夜這樣工作了幾小時，走出申報館門口的時候，總是筋疲力盡，好像生了一場大病剛好似的。”

就是這短短三周，為鄒韜奮后來從事新聞工作做了鋪墊。他自己也承認：“后來張先生拉我加入《時事新報》，這三星期的練習也許也是一種有力的媒介。”（鄒韜奮《經歷》）

另外，當年申報館還留下過不少歷史之謎。例如，申報館頂樓，史量才原是要安裝電臺的。據柳中燨回憶，“《申報》那時沒有電臺，好像與《新聞報》合用一架，不自由”，于是，史量才聘請他來申報館安裝電臺，“因是秘密架設電臺，我直屬史先生督管，連每月一百二十元的工錢也是他親自交給我的”。（柳中燨《與史量才接觸往事》）那么，一向謹小慎微的史量才，為什么要秘密架設電臺？后來為什么又沒有搞成呢？

再如，魯迅曾與申報館有過多次交集。1932年12月黎烈文任《申報·自由談》編輯后，魯迅是《自由談》最有影響力的作者。最初，他是通過郁達夫聯系申報館的。據魯迅日記記載，1933年2月3日，“寄達夫短評二”；8日，“寄達夫短評二則……收申報館稿費十二元”。自15日起，魯迅開始直接聯系申報館，并與黎烈文往來密切。此后的魯迅日記中，留下了不少“寄《自由談》稿”或“寄黎烈文信”的記錄。然而，9月30日，魯迅致信黎烈文稱，日譯法郎士小說等書函，“已于一星期前送往申報館，托梓生轉交……如未收到，希往館一問為幸”。“梓生”即張梓生，時任申報館編輯。那么，這里的“送往申報館”，是說魯迅親自到了申報館，還是指請人代為“送往申報館”？魯迅究竟有沒有到過申報館呢？

巍然矗立的申報館，原建筑呈“L”形。1930年，在申報館舊屋之南，添建新屋一座（1946年又在新屋上添建一層），新屋呈反向的“L”形。新屋和舊屋之間，正好合圍成一個“口”字。難怪當年我從北門上樓后發現，那里各樓層的房間與房間之間，四面相對，頗像一口深井，若大吼一聲，必有回音……這一建筑結構，正好暗合了申報館的歷史：深不可測，魅力無垠。

前些日子，聽說“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在楊浦周家嘴路開館，我就想，假如它開在申報館，那該有多好！

寫于2023年7月